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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功劳，蒙圣上恩宠，叨占节度使重职。今已年老腐朽，请准老臣解甲归田，以享天年。”太祖见王彦超对自己的意旨心领神会，非常高兴，大大夸奖了他一番，并予以恩赏。谁知节度使中有一位名叫武行德的人，为人耿直，且不懂人情练达，他居然不明白太祖的用意，反而以为太祖真的抚劳边镇，于是便滔滔不绝地夸耀自己的战功，表白辛苦。太祖冷笑一声，打断他的话，说道：“这些都是前代的故事，也不值得再提起了吧。”武行德自讨没趣，灰溜溜地退了下去。次日，太祖下旨，革去武行德等人的节度使之职，唯有王彦超留任如故。为了从根本上铲除节度使割据一方的弊端，紧接着太祖便采纳赵普的计策，“夺其权柄，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所谓釜底抽薪，使地方节度使完全被架空，有名无实，丧失了与中央对抗的实力。
节度使虽然被剥夺了权力，但军队还得由他们掌握，南征北战更少不了他们。为了进一步控制武将，太祖思来想去，决定对武将采取“用其长技，厚之以财，限之以权，警惕其变”的谋略。公元974年，宋太祖决意征南唐，任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十万大军南征。为了激励曹彬征战，临行前，太祖特地为他举行壮行宴会。太祖对曹彬说：“江南之事，朕就托付给卿了。切忌暴掠生民。”又亲赐曹彬尚方宝剑一把，说：“十万大军由卿一人节制。凡副将以下不听命者，可先斩后奏。”宴会后，太祖又私下对曹彬说：“卿若攻克江南，活捉李煜，朕定封卿为相。”当时副将潘美在一旁听得仔细，出朝后便向曹彬预祝官运亨通。曹彬早已看透了太祖的用意，便笑着说：“此次出师，上赖祖宗庇护，下靠众将士奋勇拼杀。我虽为统帅，如果有幸获胜，也不敢居功自傲，宰相之职，位极人臣，岂敢觊觎。”潘美说：“天子无戏言，攻下江南，自当加封。”曹彬却不以为然地答道：“攻下江南，还有太原。”潘美仍然似信非信。第二年，曹彬就攻克江南，俘获南唐后主李煜，凯旋回朝，向太祖奏捷。太祖见曹彬果然不负所望，大获全胜，心里十分高兴，但一想起自己对曹彬的许诺，不觉犯难了。他认为宰相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任最重，断不能由武将担任。如果拥兵权者为相，军政大权操于一人之手，势必震主凌上。因此决不能封曹彬为相。于是他和颜悦色地对曹彬说：“朕本想任将军为宰相，但而今北汉未平，待将军攻平北汉后，自当加封。”结果正如曹彬所料，太祖果然自食其言，背约失信。潘美与曹彬相视，不觉会心一笑。二人的表情正好被太祖瞧见，便追问原因。潘美便将前次二人所言如实禀报。太祖听后，也颇有内疚之色，便赐曹彬50万钱作为补偿。曹彬退朝后自我解嘲道：“人生何必做宰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而已。”
历史上那些以非常手段夺取政权的人，他们往往对自己的统治能否巩固特别关注，深恐别人也用同样的手段夺走他们的政权。靠政变上台的人特别怕别人对他发动政变，靠施展阴谋手段上台的人必然对别人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夺取政权的阴谋家，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尽管他们用各种方法掩饰，为自己披上一层又一层合法的外衣，但他们仍害怕不能尽掩天下人的耳目，认为天下不服之人很多，因此产生多疑、猜忌、残忍、歹毒的心理，采取极端手段诛灭那些参加夺权的知情者。雍正皇帝就是其中之一。
雍正即位为皇帝的真相，虽然至今仍是一桩历史疑案，但据现在所能查阅的文献资料，其舅父隆科多和四川巡抚年羹尧肯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故雍正皇帝刚即位，就对隆、年优宠有加。隆科多被封为公爵，又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雍正帝特下诏称隆科多为“舅舅”，同时又把整个西部的军事大权交给年羹尧执掌。不久年羹尧又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帝封年为一等公爵。故隆、年二人在雍正初年权重位高，远出众臣之上。但雍正帝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隆、年二人以参与夺权密谋而身居高位，这本身就对雍正帝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年羹尧以封疆大吏而手握重兵，日渐骄横，更使雍正帝不能容忍。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藏以后，奉圣旨班师回京。一路上年大将军抖擞威风，所过之处，凡供帐稍不如意，不论文武官员，轻则捆打，重则砍头示众，一路骚扰到京郊。雍正帝率领百官前往郊外亲迎。文官自尚书、侍郎以下，武官自提督以下，一齐跪下迎接。君臣礼毕，雍正帝传令为年羹尧设宴接风。当时正值六月天气，酷热难当。行幄外数万兵士全身甲胄，挺立在烈日之下，任凭汗流浃背，纹丝不动，军容雄壮而严整。雍正皇帝见了，深深叹服年羹尧治军之严。为了表示自己对将士的仁慈厚爱，雍正帝乃令内侍传旨三军，卸甲散队休息，以酒肉犒赏。但圣旨连宣三遍，众将士仍站在原处一动也不动。皇上便对年羹尧说：“天气炎热，大将军可命众军士卸甲休息。”年羹尧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交给内侍，内侍在幄外轻轻一晃，众将士立刻卸下甲胄，悄无声息地退下了。雍正帝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想：朕三传圣旨，众军士置若罔闻，他只小旗一晃，将士们闻风而动。若将来此人生了异心，造起反来，众军士对他奉命惟谨，如何是好！更何况他直接参与了夺权的密谋。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从此，雍正帝对年羹尧处处小心提防，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但表面上雍正帝对年羹尧仍然恩宠有加，格外器重。不久，年羹尧向雍正帝辞行，回归陕甘任所。雍正帝想，年羹尧在京都，较容易制服，若回归任所，岂不是放虎归山？但若不放行，势必引起他的怀疑。寻思良久，雍正帝决定还是暂不动他，放年羹尧赴任，待以后寻找时机再作处置。
年羹尧回到陕甘任所以后，雍正帝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仍然对年羹尧恩宠有加，让他全权处理陕甘事务，同时还命他以书信形式秘密参与朝中政务。另一方面却派了很多侦探暗中尾随而去，搜寻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同时还命令他们在年氏集团中进行分化瓦解，离散其党羽，扶持年的反对势力。年羹尧在雍正皇帝的恩宠下逐渐忘乎所以，专横独断，暴虐无常，杀戮任性，生活上极端奢侈腐化。这样年羹尧就一步步落入了雍正帝为他设置的圈套之中。雍正帝前后收集的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多达92条。这年二月，年羹尧上表，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却把“朝乾夕惕”误书为“朝乾夕阳”。雍正决定以此为借口对年羹尧下手。于是他发出上谕，责备年羹尧不想以“朝乾夕惕”归之于他，说年羹尧是自恃功高，刻意不敬。同时雍正帝又迅速调换川陕官员，将甘肃巡抚胡期恒撤职，遗缺由岳钟琦兼任；调四川巡抚纳秦进京，改派赵坤署理。这样就去掉了年羹尧的亲信，剪除了其势力。不久，雍正帝又传旨，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将他调补杭州将军。这时诸王及大臣料知雍正帝要除掉年氏，纷纷揭发他的不法罪状。于是雍正帝又将年羹尧连降十八级，罚他看守城门。不久即将年逮捕下狱，并勒令其自裁。又将年氏家族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
和年羹尧一样，隆科多帮助雍正帝用权谋夺得了政权，年羹尧功高震主当死，隆科多也难逃厄运。
雍正帝在夺取和巩固皇位的斗争中，隆科多出力甚多，故深得皇上倚重，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赐太保加衔。雍正帝称他是“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宠荣备至。但雍正帝对年羹尧猜忌时，对隆科多也产生了戒心。隆科多原本在康熙末年就位高禄厚，他为了捞取更大的权力，于是冒着特大的风险把雍正帝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后来隆科多逐渐发觉雍正皇帝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心想现在自己虽然权倾朝野，但地位并不稳固，一旦自己对雍正帝无用，厄运就会降临。因此他在许多事情上都留有后手。雍正帝爱抄家，隆科多早早地就把财产分藏在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结果还是让皇帝知道了，得了个不守人臣本分的罪名。隆科多于是主动提出辞掉步军统领职务，想以此消除雍正帝对自己的猜忌。但是雍正帝哪肯放过他，早在数说年羹尧的罪名时，就把年、隆二人并提，列为植党揽权的奸臣。吏部在议处年羹尧的罪名时，先后提出两个意见，前议过轻，后议过重。雍正帝说如此错乱，一定是隆科多有意扰乱。于是都察院秉承圣旨参奏隆科多庇护年羹尧，于是隆科多被雍正帝削去太保衔。后刑部又上奏，说他贪赃枉法，私受年羹尧等人的金银八百多万两，应当斩决。雍正帝说他才尚可用，免其死罪，革去尚书职，令其前往阿尔泰处理边界事务。隆科多离京赴任不久，议政王大臣复议隆科多私藏玉牒，应拿问治罪。于是隆科多很快就被逮回京城，交由锡保密审。锡保奉旨审讯，指出罪名，责问隆科多。隆科多自知难逃活命，便说：“这等罪案，还是小事，我的罪名远不止此。不过我只是个从犯，还不是首犯。”锡保问：“首犯是谁？”隆科多回答道：“就是当今皇上。”锡保斥骂他诽谤皇上。隆科多说：“你去问问他，哪一件事情不是他命令我去做的。他现在做了皇帝，我自然该死。”最后诸王大臣议上隆科多四十一大罪状，雍正帝传谕：隆科多免其死罪，永远禁锢；家产免于抄没入官。不久隆科多死于禁所。
雍正帝通过年、隆之狱，清除了权臣，牢牢地控制了军政大权。
三 以臣制臣之术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中，它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就是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它最基本的特点，一是皇帝独裁，二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官僚制度，百官的任免予夺大权完全操于皇帝手中。皇帝处在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不可侵占、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皇帝之下，则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官吏组成，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实行郡县制。在百官大臣中，丞相掌承天子，总领百官，处理国家政务，地位最高，所谓居一人之下，处万人之上，为百官之首。在汉武帝以前，丞相一般由功臣、列侯担任，权任重，礼遇隆，极受尊重。丞相晋见，皇帝要起身相迎；丞相有病，皇帝须亲至问候；丞相去世，皇帝要亲至丞相府吊唁，并赐予优厚的葬具，率百官会葬。由于丞相地位尊贵，所以在汉代曾有“将相不辱”、“将相不对理陈冤”的传统。凡是皇帝下诏召丞相赴廷尉狱，丞相无论有罪无罪，都不出庭接受审讯，受诏后即须自裁。丞相地位既尊，权力又大，必然同皇权产生矛盾，发生冲突。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最大的就是宰相制度的变化。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就在于皇权和相权之间内在的深刻的矛盾。皇帝为了削夺相权，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使尽了各种权术。他们或是用亲臣制疏臣，或是用内臣制外臣，或是用微臣制贵臣，这就导致了外戚政治、宦官专权、内臣政治的产生。这一过程不仅使宫廷斗争呈现出波谲云诡的复杂局面，而且对政治制度的变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秦汉到明清，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宰相制度的变化。
外戚政治是集权专制的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结出的一个怪胎。特别是在唐朝以前，外戚在宫廷斗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外戚政治，就是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利用掖廷之亲，以皇后父亲或舅父的名义，在朝廷总揽枢机之政，居兵戎之重，父兄亲族并居显要。其极端的形式便是所谓“外戚专权”。汉代是外戚政治极其突出的时期。早在西汉初年，就发生过吕氏外戚之乱。但真正从权术的角度，有意识地利用外戚作为维护皇权的工具，则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一方面，他培植外戚势力以削夺、分割列侯和守旧大臣的军政大权；窦太后像另一方面，当外戚势力发展起来以后，他又施展阴谋，用亲近外戚打击疏远外戚，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在汉宫中制造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阴谋与屠杀悲剧。而外戚势力就在这一连串的阴谋与屠杀中急剧发展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中一个位尊权重的集团，在汉代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戚政治始于战国后期，不过当时还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直到西汉时期，最高统治者才有意识地利用外戚来加强皇权，控制百官。汉武帝即位后，改变西汉前期实行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和限制诸侯王、强宗豪右功臣集团，尊崇主张大一统皇权政治的儒家思想，大力提拔儒家学者，实行“有为”政治。但在当时，朝政大权掌握在汉武帝祖母窦太后手中。窦太后尊崇黄老之学，成为朝中保守势力的总头目和总靠山。汉武帝为了把大权从窦太后手中夺过来，任用外戚窦婴为丞相，田为太尉，掌握了朝中的军政大权。
窦婴、田刚一执政，就在汉武帝的领导之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第一，他们推荐儒家学者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这样，朝廷的军政重要职务都由外戚和儒家学者控制，这就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组织和人事的保证。第二，大力提倡儒家思想，贬抑道家思想，并派使者把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申培公迎接到京师，商议改革大计。第三，命令列侯一律回到各自的封国，不得留居京师，干预朝政。第四，取消窦氏和宗室中品性汉武帝刘彻像恶劣的人进入宫廷的凭证。后来他们又建议汉武帝亲政，取消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太后得知消息，勃然大怒，突然发动宫廷政变，罢免了窦婴和田，逮捕了赵绾和王臧。窦太后这一次政变之所以得逞，主要是因汉武帝还年轻以及改革派的急躁和粗心大意。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又任命舅父田为丞相，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其间外戚所起的作用是显然的。
汉武帝依靠外戚来加强中央集权，与他平生经历有关。汉武帝名彻，是汉景帝的庶子，在汉宫中的地位较低。但他的母亲王夫人正受宠于景帝，又工于心计。她为了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巴结景帝姐窦长公主，答应娶窦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为媳，以此联结王、窦两家的关系。在王夫人和窦长公主的努力下，最后景帝废除了原来立的太子刘荣，改立刘彻为太子。刘彻于是娶陈阿娇为妃。刘彻即位后，陈阿娇即立为皇后。因此汉武帝深知外戚、后妃在宫廷政治中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利用外戚势力来巩固权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汉武帝也深知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危险性。吕氏专权、王夫人改立太子的事实，都给汉武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汉武帝在培植外戚势力来打击朝中军功大臣、牵制朝中官僚集团、加强皇权的同时，又注意防止因外戚势力过大而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避免危及皇权。他甚至不惜采用极为残忍的镇压与屠杀来达到这一目的。当时，窦氏外戚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集团。陈皇后也仗恃着窦氏的势力骄横无比。窦太后去世后，汉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