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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蒋介石还想利用共产党以及工农群众的力量进行北伐，打倒北洋军阀，以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因此他没有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但是，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到达长江流域后，工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形势不断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右派势力的极度仇恨和恐慌，他们除了公开反对北伐战争，还想方设法分化革命阵营，寻找新的代理人。而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也加快了夺取国民党党权和国民政府政权的活动。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以后，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会后，在粤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迁。先期到达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奉命于12月13日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负责日常工作，执行最高职权。当时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北伐军第二、三、六军及第一军两个师进军江西，并攻占了南昌。蒋介石为了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总司令部设在了南昌。但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总司令部直接受国民政府的节制。因此蒋介石改变了他自己也曾提出过的迁都武汉的主张，违背中央的决议，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辏в侥喜笨垩毫送揪喜急溉ノ浜旱募肝还竦持醒胛焙凸裾保笸荚斐稍谀喜⒑攀┝钛怪莆浜旱木置妗＝槭�1927年1月3日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住南昌。这是蒋介石为了实现军事独裁和个人专断的野心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蒋介石的非法决定，遭到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他们喊出了“打倒新军阀、提高党权”的口号，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的运动。蒋介石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
蒋介石对共产党恨入骨髓，决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用武力“清党”。为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采取了以下步骤：第一，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买办资产阶级。1927年3月北伐军进驻上海时，蒋介石就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他一到上海，就立即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帝国主义则向他承诺，驻扎在上海的二万余军队帮助他镇压革命群众；同时，又会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作为他进行反革命大屠杀的活动经费，并预定在大屠杀后，再送3000万元之巨款，作为蒋介石建立蒋氏政权的资本。以黄金荣、杜月笙为头子的帮会流氓势力也慷慨答应听候蒋介石的调用。第二，扫除上海外围的革命势力。他调何应钦到南京，缴了卫戍南京的拥护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三个团的枪支，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第三，从4月1日到3日，他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吴稚晖、古应芬等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清共”计划，对共产党进行“非常之处置”，决定4月12日正式分共。第四，为了麻痹工人的斗志，他玩弄政治欺骗手段，于4月6日特派军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一面由他亲笔题写的“共同奋斗”的锦旗，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4月12日，按蒋介石预定的计划，大批流氓从租界出发，向闸北、南市等处工人纠察队进攻，制造纠纷。随后，反动军队以“调解纠纷”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部，打死、打伤三百多名工人。第二天，上海二十余万工人举行大罢工，总工会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反动派的暴行。会后，群众举行示威，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示威群众，打死一百多人，打伤数百人。接着，蒋介石下令在全市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并通缉拿办。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再加上党部设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宁、汉、沪三足鼎立的形式。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宁、汉双方虽然在反共上取得了一致，但是相互争夺国民党正统地位的矛盾斗争却十分尖锐。蒋介石对于当时的形势认识得十分清楚，要独揽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并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有力支持。因此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2日通电辞职，宣告下野，偕张群等人出走日本。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合流，表面上完成了国民党的统一。
蒋介石到日本以后，就表示与日本亲如一家，并以保证不危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换取日本的谅解。同时蒋介石还与美国进一步勾结。一是通过宋氏家族和美国建立了密切关系；二是通过与宋美龄的政治婚姻，取得了江浙财团的支持；三是加入基督教，表示对美国的忠心。1928年初，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在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谭延辏裾飨槭飨�
“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决定组织第二次北伐，消灭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洋军阀。蒋介石把蒋、冯、阎、桂四大派军事力量整编为四个集团军，蒋兼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司令。1928年4月10日，国民党开始了第二次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非常迅速，不到两个月，就打败了张作霖。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便于6月3日晚悄然离开北京，逃回东北。第二天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至此，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
当时，在冯、阎、桂三派军阀中，冯玉祥的实力最强。为了削弱、限制冯，蒋介石决定先拉拢阎锡山。5月30日，蒋介石就背着冯玉祥和李宗仁，同阎锡山达成一笔政治交易：蒋同意把直隶和京津的军政大权交给阎，阎则支持蒋的统一领导。6月2日，蒋介石到新乡与冯玉祥会面，首先征求冯玉祥对于直隶、京津地区军政首脑人选的意见。冯玉祥虽然自己急欲得到这一地盘，但又想沽名钓誉，遂表示愿意服从蒋介石的意旨，以博得蒋介石的信任和好感，从而把直隶、京津地区交给他。哪知冯玉祥的话一出口，蒋介石就说中央决定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冯玉祥大失所望。蒋介石达到了借阎锡山的力量牵制冯玉祥的目的。但蒋介石对阎锡山也留有一手。阎锡山接管北平以后，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并从山西调集大批人员到北平，接管各部。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便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派遣了一个“战地政务委员会”来到北平，接管各机关，将阎锡山的人员全部赶走。蒋介石原与阎锡山商定，由蒋介石的亲信何成浚任北平市长，冯玉祥得知后，更是义愤填膺，大发雷霆。蒋介石为了安抚冯，便表示愿把北平市长一职让出，请冯玉祥提出人选，结果冯玉祥推荐他的秘书长何其巩担任了北平市长。这样一来，警备司令是阎锡山的人，而市长却是冯玉祥的人，彼此牵制。
1928年7月，蒋介石在北平提出“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企图通过“裁兵”扩大自己的实力。蒋介石提出，把全国300个师缩编为50个师，每师1万人。将全国分为12个军区，每个军区按比例保留军队。按照这个方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各占一个军区，而他们手下的军队很多，必须大量裁减，蒋介石除占有一个军区外，还以中央的名义，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8个军区，所以他的军队不仅一个也不减，反而还要大量补招新兵。这个方案当然遭到了冯、阎、李的坚决反对。1929年3月，首先爆发蒋桂战争。蒋介石在战场策动桂系将领前线倒戈，桂系迅速失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往国外。5月，又爆发了蒋冯战争。蒋介石故技重演，以重金收买冯手下两员大将韩复榘和石友三，韩、石倒戈反冯，冯玉祥不得不宣布下野。
1930年3月，阎、冯、桂三派将领联名通电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这时关外的张学良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潜回东北，排除内外干扰，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的局势。对于中原大战，张学良开始主张和平，不想使东北军卷入内战。但是蒋系和反蒋系的人都极力拉张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就不得不考虑决策。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可谓费尽心机，显示出他在权谋上比对手高出一筹。第一，他派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长期轮班盯着张学良，进行拉拢。第二，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第三，将平津以及华北地盘均交奉系掌握。第四，蒋又以高官厚禄收买张的部下，用300万现洋买通东北军旅长马廷福率部归附，使张感到极大的压力。第五，蒋介石对张学良本人也施以各方面的关怀和恩惠，除了特邀他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还推选张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也被请到南京，并被宋美龄的母亲认做干女儿；蒋还亲自陪张学良拜谒中山陵，给张的卫队训话；蒋介石夫妇邀请张学良夫妇同游汤山等。蒋介石的这些措施和“诚意”使涉世不深的张学良深受感动，终于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并“誓尽忠诚，以拥护中央，完成和平统一，虽牺牲生命，亦必完成此志”。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率东北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反蒋联军。
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于1931年5月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第四章 夺权之术
据说在上古时期曾有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就是君位，也是“选贤与能”，由民主推举。这就是千百年来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尧、舜禅让的故事。据说尧在位70年，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肖，不足以受天子位，便向四方诸侯咨询接班人选。他们向尧推举生活在民间的舜。尧经过考察，最后就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了舜。舜在晚年也以同样的方法把天子之位禅让给禹，没有交给自己的不肖子商均。后来，禹的儿子启较为贤明，诸侯都归附他，从此便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世袭的社会。
尧、舜禅让的故事究竟如何，因时代久远，我们已不能知其详了，但在后来的“小康”社会中，却出现过不少禅让的事。战国时，燕王哙任子之为相，君臣二人感情笃深，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有治国之才，就把君位禅让给了子之。但子之做了三年国君，结果燕国大乱，齐国趁机进兵，几乎灭掉燕国。看来这是一次糟糕的禅让。汉代以后，禅让的事更是层出不穷，王莽代汉、曹丕登基、司马炎建晋、南朝的代谢、北齐的建立、杨坚建隋、赵匡胤建宋，都采取了禅让的形式。其中最典型的禅让当然要数王莽代汉了。后来的一切禅让，可以说都是从王莽那里学来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王莽受禅让为皇帝的过程。
王莽，字巨君，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汉元帝去世，成帝即位，王政君为皇太后。她的兄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控制朝政，其他兄弟也都封侯获爵，声势煊赫。王氏家族一门十侯，五大司马，几十人被封为列侯，成为西汉历史上时间最久、实力最大的外戚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汉朝的政权。西汉末年，刘氏王朝已经十分腐朽，不仅劳动人民对它深恶痛绝，就是一些当权的豪族地主和在政治上有很大势力的富商大贾也对刘氏王朝失去了信心。当时不少人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的人来取代刘氏的统治。王莽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开始他禅让的历程。
在王氏家族中，王莽的父亲王曼早逝，既无封号，也无官爵。王莽少年孤寒，和他的叔伯及兄弟辈比较起来，根本不具备夺权的客观条件。正是由于他个人的机谋和智术，并凭借着家族的基础，才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
王莽获取政治权力最基本的谋略，就是采用各种手法为自己捞取清廉的美名。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国家选拔官吏，注重道德操守，有孝廉的名目，因此社会上比较注重名节，成为一时风气。当王氏家族的贵族公子们大肆骄奢淫逸的时候，王莽却摈弃声色，“折节为恭俭”。在社会上，他拜名儒陈参为师，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儒家经典，精通其义；同时，他广泛结交社会名流、儒学博士，竭力博取他们的好感。在家中，他恭谨地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嫂，教育亡兄留下的侄儿。更重要的是，他竭尽全力侍奉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和叔父们。王凤生病时，他在侧侍候，不离左右，亲自尝药，蓬头垢面，接连几个月不解衣带睡觉，由此大得王凤的好感。其他几位叔父也认为王莽是一个难得的仁慈的君子。王莽的这些行动终于赢得了丰厚的回报：王凤向朝廷推荐他做官，王商向汉成帝上书愿分自己的封邑以封王莽；一些名儒学士也上书成帝，对王莽大加赞赏。于是汉成帝就在公元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并晋升官职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从此王莽得以侍从皇帝左右，成为朝廷大臣。
如果说在此之前王莽“折节为恭俭”还有一点真实的话，那么此后他就以此作为获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谋略了。他爵位越尊贵，节操越谦恭，并不因官高位尊而盛气凌人，于是各方人士纷纷向朝廷上书，推荐王莽“才可大用”。这时的王莽虽然才30岁，但他在汉朝所获得的声誉却超过了王氏家族中其他任何一个人。他越是声誉日隆，越是做出一些沽名钓誉的“激发之行”，即使是很明显的虚伪做作，他也处之泰然，毫无愧色。另一方面，他千方百计地收买人心，所得被赏赐的钱财，大都分给儒生和学士。于是在野的儒学名士也一起吹捧王莽的德行为当世之楷模。这样，当他38岁的时候，就登上了大司马大将军的宝座，成为百官之首，仅次于皇帝了。
不久汉成帝病逝，因其无子，刘欣以外藩入继为皇帝，是为哀帝。哀帝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