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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刘秀以神道设教，利用图谶来为自己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高明的谋略。
公元17年，刘、刘秀在南阳舂陵起兵，集合了8000人的队伍，合并到绿林军中。由于在战斗中刘指挥得当，部众作战勇敢，一开始就打了几场胜仗。在分配战利品时，舂陵兵自然就分得多一些，这样就引起了绿林军将士的不满。在个别人的挑动之下，一场火拼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秀获知消息，便立即与刘商量，决定以大局为重，劝告刘氏部众将分得的财物全数交给绿林军。绿林军将士得到财物后，高兴地说：“刘秀真不愧是汉家子孙，帝室后裔。”这一场内讧的平息，提高了刘秀在起义军中的威信。但刘、刘秀兄弟势力的发展，引起了绿林军中一些将领的疑虑。为了抑制刘氏的势力，他们便拥立另外一位缺乏实力的西汉宗室刘玄为皇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不久，刘、刘秀兄弟分别在昆阳之战和宛城之战中打败王莽的军队，彻底扭转了局面，王莽政权败局已定。同时刘氏兄弟也名声大振，威望大为提高。特别是刘，恃才傲物，根本不把刘玄放在眼里。心胸狭隘的更始帝刘玄唯恐刘氏兄弟的发展危及自己的地位，便乘刘秀外出之机，找个借口杀了刘。兄长被害，刘秀悲痛欲绝，但他深知目前自己的实力太弱，与更始政权闹翻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决定施行韬晦之术，以惊人的毅力强忍悲痛，立即驰回宛城，求见更始帝，叩头谢罪。刘的部属到刘秀住处凭吊刘，刘秀既不为刘服丧，也不与他们谈及刘之事，只是引过自责。在大庭广众面前，他饮食言笑一如平常，好像对兄长的被杀他一点也不在意，同时他也从不言及昆阳之战中自己的功劳。但每当夜深人静，他一人独处时，却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饮泣于被中，泪水湿透了枕席。另一方面，刘秀又千方百计结交更始帝的左丞相曹竟父子。刘秀的忍辱负重和韬晦之计终于解除了刘玄的戒心，并重新赢得了更始帝的信任。不久，更始帝打算委派刘秀前往河北镇慰州郡。朱鲔、李轶等大臣却竭力劝更始帝不要派刘秀去河北，否则放虎归山，终成大患。曹竟父子则私下对更始帝说：“刘秀多谋善断，为人谨厚，对陛下也忠心耿耿，镇抚河北之重任，非刘秀莫属。朱、李等人嫉贤妒能，望皇上明察。”刘玄果然对刘秀十分放心，任命他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前往河北镇慰州郡。从此，刘秀开始经营河北，发展自己的势力，踏上了与群雄争夺天下的历程。
当时河北境内共有铜马、青犊、五校等十余支农民起义军，拥有数十万之众。地方豪强武装遍布各地，拥兵自保，依寨据守。刘秀单车赴河北，既无“尺土之柄”，又无人马可恃，境况之艰窘可想而知。但刘秀也有他自己的优势，第一，他出身宗室，是汉高祖的九世孙，顺应了当时社会上“中兴汉室”的呼声。第二，“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为他奠定了舆论基础。第三，他在昆阳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以少胜多的气概和大败王莽的光辉战绩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第四，他为人仁慈、厚道、谨慎、持重，待人和气，广接良缘，不居功自傲，不聚敛财物，在绿林军中甚得人心。他的这些品质使他具有人格上的魅力，不仅成为当时世族豪强地主理想的代表人物，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戴。所以，当他单车赴河北以后，他旧时的同窗邓禹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共同制定了“以诚信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方针。他深入各州县，接见各级官吏，考察他们的政绩，罢黜贪官污吏，选用贤人能士，革除王莽苛政，平省冤狱，赦遣囚徒，恢复汉朝官名，等等。他恩威并用，刑赏结合，宽严适度，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赢得了民心，廓清了河北。
在延揽人才方面，刘秀主要利用联姻和宗法裙带关系，联络河北各种势力，收并世家大族、乡里豪强及其宾客、部曲。西汉后期以来，世族豪强地主及与之相适应的家族宗法势力迅速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而刘秀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王莽政权的覆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得到豪强地主的支持。在刘秀政治势力发展的过程中，他比其他政治集团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世家大族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采用各种方法取得他们的支持，其中利用婚姻和族党关系便是他的重要谋略。刘秀的妻族郭氏，就是他赴河北以后以婚姻形式联络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郭氏是河北真定的世家大族，郭昌的亲家刘扬也是世家大族，起兵反王莽，有众十余万。刘秀赴河北后，派巨鹿世族刘植劝降刘扬，刘扬乃率部归顺刘秀。刘秀为了向刘扬表示厚相接纳的诚意，便娶其外孙女郭圣通为妻，随后刘秀与刘扬联兵进攻邯郸，打败王郎，很快平定了河北。郭圣通也受到刘秀的宠爱，后被立为皇后。刘秀特别看重具有宗亲实力的士人。当时常山太守邓晨来投，刘秀对他说：“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后汉书·邓晨传》。乃遣邓晨归郡。后来邓晨果然率宗族人众来投刘秀。另一方面，当时凡是际会从龙之士，大都率领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事实上，刘秀集团之中坚如冯勤、阴识、冯异、贾复、任光等，均系举宗从征之辈。
为了扩大刘氏政治集团的势力，刘秀也利用联姻来加强同功臣、部将的联系。南阳世族贾复举宗从征，在真定战役中受了重伤，刘秀就明确向他表示：“闻汝妇有孕，若生女，我子娶之；若生男，我女嫁之，你就不要担忧妻子。”由此可见，刘秀利用姻党关系收揽豪杰英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优礼之举，而是利用宗法裙带关系收并世家大族、乡里豪强的一种深沉的谋略。
刘秀在延揽人才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以诚信待人，从而赢得了各方人士的支持和拥戴。刘秀在河北打败王郎后，汉军按刘秀命令搜查王郎的宫室，意外地搜查出许多汉军将领写给王郎的信，其中多有诽谤刘秀、献媚王郎之辞。此事向刘秀报告后，那些写过信的将领万分恐惧，一时间人心浮动，全军不安。刘秀心想，一方面，如今天下未定，战事方酣，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一些将士暗通王郎，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也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写信者众多，法不责众，决不能轻易惩处。于是，刘秀对这些搜来的信函一封也不看，就命令部下把这些信函当众焚毁，并说道：“让那些辗转反侧的人得以安眠吧。”这一举措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特别是那些写过信的人更是万分感动，刘秀的超人度量赢得了人心，使将士们愿意为他效命，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更值得称道的是，刘秀能团结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刘秀也能捐弃前嫌，信任有加。刘秀称帝后，想攻取洛阳作为帝都。洛阳守将是更始大将军朱鲔，此人曾参与杀害刘的阴谋，后来又力劝更始帝不要让刘秀渡河北上。他自知深深得罪了刘秀，因此当汉军来攻打洛阳时竭力防守，汉军攻打了几个月也没能如愿以偿。刘秀派昔日朱鲔的部将岑彭前去劝降，朱鲔在城头对岑彭说：“我自知罪孽深重，哪敢投降。”岑彭回来向刘秀如实报告。刘秀请岑彭向朱鲔转告：“干大事者不记小怨。他如果投降，朕不仅不杀他，而且还保留他原来的官爵。朕对黄河起誓，决不食言。”岑彭再到洛阳城下，向朱鲔转告了刘秀的话。朱鲔将信将疑，他从城头放下一条绳索，对岑彭说：“如果你讲的是真话，请你顺着绳索爬上来。”岑彭抓住绳索就爬。朱鲔见状，乃知是真情，立即同意投降。他把岑彭迎接进城，叫人用绳索把自己绑起来，与岑彭一起前往刘秀处听候发落。刘秀见朱鲔自缚前来投降，急忙下座，亲自为他松绑，向他表示慰问，随后即叫岑彭连夜把朱鲔送回洛阳城。光武帝对杀兄之仇人竟然如此宽厚，使朱鲔极为感动，翌日清晨，朱鲔就举城投降，迎纳光武帝。光武帝立刻就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后来朱鲔又官至少府。刘秀的诚信还表现在用人不疑之上。他深知方面之任，权不重则事不专，事不专则功难立。所以他尽可能放手任用臣下，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或攻或守，或进或退，都可以相机权变，从容制敌，取得胜利。
“以诚信延揽英雄”，可以说是光武帝能够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谋略。他曾这样说过：“今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刘秀之所以最后取得胜利，建立东汉王朝，这可以说是他政治谋略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
曹操少年时便机警有权谋，任侠放荡，不喜欢从事产业，文韬武略，俱在众人之上。他博览群书，特别喜爱兵法，曾为《孙子兵法》作注，因此对于机谋权变之术烂熟于胸。当时的太尉乔玄以知人著称于世，他一见曹操，就认定此人将来必大有出息，因此劝他好自为之，并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鉴于曹操声名不显，乔玄又建议他去求见许劭。许劭也是当时名士，善于品评天下士人。凡经他品题之人，便为天下士人所重。于是曹操便前往拜见许劭，问他：“我何如人？”许劭不答。曹操一再追问，许劭才说道：“足下乃太平世中的能人、乱世中的奸雄。”曹操对这一评价非常满意，由此声名大振。
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傀儡皇帝，即汉献帝，董卓自任丞相，专擅国政。曹操逃出洛阳，回到陈留，尽散家财，组织义兵讨伐董卓。当时关东各地豪杰也纷纷起兵，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讨董联军。但诸将皆畏惧董卓，逡巡不敢进战。曹操名微而将寡，见诸将裹足不前，遂率本队人马与董卓交战。由于寡不敌众，曹军败退而归，虽然打了败仗，但他正义而勇敢的行为却赢得了天下人的赞许。其后，曹操又率军平定青州的黄巾军，降其三十万人马，将老弱淘汰，留其精锐，号为青州兵，并占据了兖州，成为一个较有实力的军事集团。
曹操深知，欲在乱世之中大有作为，建功立业，必须广求人才。他先后吸纳了汝南和颍川的名士荀彧、荀攸、郭嘉等人，为他出谋划策。曹操手下聚集了一大批当时的社会精英人物，在三国之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谋士毛玠向他提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三国志·魏书·毛玠传》。）曹操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认真实行，成为他势力发展的转折点。
所谓“奉天子以令不臣”，就是表面上尊重汉朝皇帝，实际上是假借天子的名义号令天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发展自己的势力。这可以说是曹操一生政治谋略的基本特点。讨董之战时，董卓挟持汉献帝并胁迫洛阳几十万人口西迁长安。不久，汉献帝从长安逃回到洛阳。洛阳城已被董卓焚毁，竟无存身之所，君臣零落，十分可怜。这时汉室威灵已替，天子有名无实。其他人都没有把这个落魄天子放在眼里，唯独曹操具有政治家的眼力和谋略，他深知，虽然汉室威灵已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汉天子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是权力的象征。这是一块很值得利用的招牌，因此曹操亲自前往洛阳，把汉献帝迎接到许，自封为大将军。果然，他利用天子号令天下，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他未费吹灰之力，便取得洛阳以东的大片土地，又假借天子命令，命钟繇任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于是关中诸将如马腾、韩遂等只得俯首听命，归附曹操。更重要的是，曹操被任命为大将军，封武平侯，在政治上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地位，居高临下，奉顺讨逆，师出有名，好不自在。为了更好地控制汉献帝，曹操特别注重对汉献帝左右及其外家戚属的控制。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妃子，董承由于反对迁到许，并率兵拒阻曹操，而为曹操所杀。董承被杀后，曹操又诛杀了董妃。献帝伏皇后受曹操挟制，惧被废杀，忧愤交加，写密信给父亲伏完，令密图曹操。建安十九年（214年），事情泄露，曹操大怒，命人冲入宫中把伏皇后从藏壁中拖出，连同其所生的两个儿子一起杀掉。然后曹操便与献帝结为姻亲，把他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都嫁与献帝为贵人。不久，曹节被立为皇后，这样，曹操便以献帝岳父的身份执掌大权了。
所谓“修耕植以畜军资”，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食供给。汉末以来，天下大乱，战争连年，土地荒芜，饿殍遍地。当时各支军阀势力都严重缺乏粮饷，因此恢复农业生产成为当务之急。毛玠的建议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言的。枣祗把毛玠的建议具体化为屯田的措施，就是用军事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曹操首先在许实行屯田，一年之间，就得谷百万斛。他把这一制度迅速向其他地区推广，完全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为其军事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更重要的是，屯田农民在生产、生活上比较有保障，没有兵役等其他负担。同时，广大流民与土地重新结合，既缓和了社会的动荡，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与此同时，曹操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域厉行法治，打击豪强兼并，极力改变东汉豪强横行乡里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他还注意改善吏治，选用廉吏，严明赏罚。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和严格要求，故其官吏无不以廉洁自励。这样，在他统治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较有作为的地方官吏，很快改变了地方的荒残景象。他们立学校，广屯田，兴修水利，招抚流亡，为曹操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随着曹操势力的发展，就与河北袁绍成为北方最强大的两个政治军事集团。他们之间的胜负直接决定着谁统一黄河流域，因此二人的矛盾逐渐升级。袁绍是河北著名的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占有冀、青、幽、并四州，是当时最有实力的集团。曹操、袁绍自幼相识，关系很好。董卓之乱，他们共同起兵讨董。当时他们曾谈及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可见二人心智的方向早就不同。袁绍崇尚武力和地盘，曹操推崇智术和人才。此后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曹操在河南，袁绍在河北，各自发展势力，彼此关系也不错。
袁、曹失和，始于曹操迎汉献帝到许。其实当时袁、曹两个营垒中的有识之士都看到可以利用汉献帝这一着棋。袁绍取冀州之初，他的谋士沮授就向他献策：“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袁绍也表示赞同，说：“此吾心也。”后来献帝从长安逃出，颠沛流离于河东，沮授再次劝他“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但这时袁绍却认为献帝已无权威，迎之无用，拒绝了沮授的建议。曹操迎献帝到许，任命袁绍为太尉，自己为大将军。袁绍耻于位居曹操之下，不肯接受太尉的职位。他见曹操迎献帝到许竟有这样多的好处，深感后悔，便要求曹操把献帝迁到堙城，曹操当然拒绝了。这样袁绍便对曹操怀恨在心。更重要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迅速发展起来，由兖州而扩展到豫州、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