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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丁太太回答，“他们一结过婚就去，是在新年那天。”
“那么谁住在这里呢？”
“哪，约瑟夫照料这房子，也许，再找个小伙子跟他作伴。
他们将要住在厨房里，其余的房间都锁起来。“
“鬼可以利用它住下来吧？”我说。
“不，洛克乌德先生，”耐莉说，摇摇她的头。“我相信死者是太平了，可没有权利来轻贱他们。”
这时花园的门开了；遨游的人回来了。
“他们什么也不怕，”我咕噜着，从窗口望着他们走过来。
“两人在一起，他们可以勇敢地应付撒旦和它所有的军队的。”
他们踏上门阶，停下来对着月亮看最后一眼——或者，更确切地说，借着月光彼此对看着——我不由自主地又想躲开他们。我把一点纪念物按到丁太太手里，不顾她抗议我的莽撞，我就在他们开房门时，从厨房里溜掉了；要不是因为我幸亏在约瑟夫脚前丢下了一块钱，很好听地噹了一下，使他认出我是个体面人，他一定会认为他的同伴真的在搞风流韵事哩。
因为我绕路到教堂去而延长了回家的路程。当我走到教堂的墙脚下，我看出，只不过七个月的工夫，它就已经显得益发朽坏了。不止一个窗子没有玻璃，显出黑洞洞来；屋顶右边的瓦片有好几块地方凸出来，等到秋天的风雨一来，就要渐渐地掉光了。
我在靠旷野的斜坡上找那三块墓碑，不久就发现了：中间的一个是灰色的，一半埋在草里；埃德加－林惇的墓碑脚下才被草皮青苔复盖；希刺克厉夫的确还是光秃秃的。
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
译后记
《呼啸山庄》（“WutheringHeights”）的作者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e，1818－1848）。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三十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中二十二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与《简爱》（“JaneEyre”）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eD，1816—1855），和她们的小妹妹——《爱格尼斯·格雷》（”AgnesGrey“）的作者安·勃朗特（AnneBronteD，1820—1849）号称勃朗特三姐妹，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焕发异彩。特别是《简爱》和《呼啸山庄》，犹如一对颗粒不大却光彩夺目的猫儿眼宝石，世人在浏览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遗产时，不能不惊异地发现这是稀世珍物，而其中之一颗更是如此令人留恋赞叹，人们不禁惋惜这一位才华洋溢的姑娘，如果不是过早地逝世，将会留下多少璀璨的篇章来养育读者的心灵！
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三十年间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的贫困；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这从同时期的英国著名女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①的长诗《孩子们的哭声》，可以看到一些概貌）。再加上英国政府对民主改革斗争和工人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如一八一九年的彼得路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所反映。我们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就是诞生在这样斗争的年代！她生在一个牧师家庭里，父亲名叫佩特里克·勃朗特（1777—1861），原是个爱尔兰教士，一八一二年娶英国西南部康瓦耳郡（Cornwall）人玛丽亚·勃兰威尔为妻，膝下六个儿女。大女儿玛丽亚（1814），二女儿伊莉莎白（1815），三女儿夏洛蒂（1816），独子勃兰威尔（1817），下边就是艾米莉（1818）和安（1820）。后面四个都生在位于约克郡旷野的桑顿村②，勃朗特先生便在这一教区任牧师职。一八二○年全家搬到豪渥斯地区，在旷野的一处偏僻的角落安了家。她们三姐妹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一生。
一八二七年她们的母亲逝世，姨母从康瓦耳群来照顾家庭。三年后，以玛丽亚为首的四姐妹进寄宿学校读书。由于生活条件太差，玛丽亚与伊莉莎白患肺结核夭折，夏洛蒂与艾米莉幸存，自此在家与兄弟勃兰威尔一起自学。这个家庭一向离群索居，四个兄弟姐妹便常以读书、写作诗歌，及杜撰传奇故事来打发寂寞的时光。夏洛蒂和勃兰威尔以想象的安格里阿王朝为中心来写小说，而艾米莉和小妹安则创造了一个她们称为冈多尔的太平洋岛屿来杜撰故事。
她们的家虽然临近豪渥斯工业区，然而这所住宅恰好位于城镇与荒野之间。艾米莉经常和她的姐妹们到西边的旷野地里散步。因此一方面勃朗特姐妹看到了城镇中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旷野气氛的感染。特别是艾米莉，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虽不懂政治，却十分关心政治。三姐妹常常看自由党或保守党的期刊，喜欢议论政治，这当然是受了她们父亲的影响。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比较激进的保守党人，早年反对过路德运动③，后来也帮助豪渥斯工人，支持他们的罢工。艾米莉和她的姐妹继承了他的正义感，同情手工业工人的反抗和斗争。这就为《呼啸山庄》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这个家庭收入很少，经济相当拮据。三姐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几年来历受艰辛挫折。夏洛蒂曾打算她们自己开设一所学校，她和艾米莉因此到布鲁塞尔学习了一年，随后因夏洛蒂失恋而离开。一八四六年她们自己筹款以假名出版了一本诗集④，却只卖掉两本。一八四七年，她们三姐妹的三本小说⑤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成功，得到了重视。《呼啸山庄》的出版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
一八四八年，她们唯一的兄弟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吸毒，也传染了肺病，于九月死去，虽然这位家庭中的暴君之死对于这三姐妹也是一种解脱，然而，正如在夏洛蒂姐妹的书简集中所说的：“过失与罪恶都已遗忘，剩下来的是怜悯和悲伤盘踞了心头与记忆……”对勃兰威尔的悼念缩短了艾米莉走向坟墓的路途，同年十二月艾米莉终于弃世。她们的小妹妹安也于第二年五月相继死去，这时这个家庭最后的成员只有夏洛蒂和她的老父了。
这一位后来才驰名世界文坛的极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当时就这样抱憾地离开了只能使她尝到冷漠无情的人世间，默默地和她家中仅余的三位亲人告别了！她曾在少女时期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在秘密的欢乐，秘密的眼泪中，这个变化多端的生活就这样滑过，十八年后仍然无依无靠，一如在我诞生那天同样的寂寞。……”
她在同一首诗中最后慨叹道：“起初青春的希望被融化，然后幻想的虹彩迅速退开；于是经验告诉我，说真理决不会在人类的心胸中成长起来。……”
1837年5月17日
但是她很想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却已挣扎不起，这种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濒于绝望的情绪，在她同一时期的诗句中也可以找到：“然而如今当我希望过歌唱，我的手指却拨动了一根无音的弦；而歌词的叠句仍旧是‘不要再奋斗了，’一切全是枉然。”
1837年8月
在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的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LifeofCharlotteBronteD”）⑥里，有一段关于艾米莉·勃朗特弥留之际的描写：“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她起来了，和往常一样地穿戴梳洗，时不时地停顿一下，但还是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甚至还竭力拿起针线活来。仆人们旁观着，懂得那种窒人的急促的呼吸和眼神呆钝当然是预示着什么，然而她还继续做她的事，夏洛蒂和安，虽然满怀难言的恐惧，却还抱有一线极微弱的希望。……时至中午，艾米莉的情况更糟了：她只能喘着说：”如果你请大夫来，我现在要见他。‘这时已经太迟了。两点钟左右她死去了。“
在夏洛蒂的书简⑦中记下了不少在艾米莉去世后她的哀伤与感触的文字，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艾米莉·勃朗特的一生就介绍到这里。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⑧（MatthewAmold，1822—1888），曾写过一首诗叫做《豪渥斯墓园》，其中凭吊艾米莉·勃朗特的诗句说，她的心灵中的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大胆是自从拜伦死后无人可与之比拟的。
可以说，她这部唯一留下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了人们心灵也就为此。
关于《呼啸山庄》这部书，在世界文坛上多年来每谈及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必会涉及《呼啸山庄》的探讨。有不少著名评论家及小说家都曾有专文论述。如：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giniaWoolf，1882—1941）⑨在一九一六年就写过《〈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她将这两本书作了一个比较。她写道：“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采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
英国进步评论家阿诺·凯特尔（ArnoldKettle）⑩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也有专文为《呼啸山庄》作了较长的评论，他总结说：“《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而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及创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 Eset Maugham，1874—1985）⑾，在一九四八年应美国“大西洋”杂志请求向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时，他选了英国小说四部，其中之一便是《呼啸山庄》，他在长文中最后写道：“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⑿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总之，《呼啸山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誉之为“最奇特的小说”的。但是正如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刺克厉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指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希刺克厉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的确正因为他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早期的反抗中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在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关系中所包含的一切，在人类的需求和希望中所代表的一切，只有通过被压迫的积极反抗才能实现。”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社会悲剧就在于凯瑟琳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悬殊，却幻想借她所羡慕的林惇家的富有来“帮助希刺克厉夫高升”，使她哥哥“无权过问”。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从后来希刺克厉夫再度出现时，林惇建议让他坐在厨房而不必请到客厅里坐，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铸成了大错，她陷入自己亲手编织的罗网。而在她已经答应嫁给林惇后分明还说：“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厉夫的悲痛，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且感受到了，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思想的中心。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给消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就不像是它的一部分。我对林惇的爱像是树林中的叶子：我完全晓得，在冬天改变树木的时候，时光便会改变叶子。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似下面的恒久不变的岩石，虽然看起来它给你的愉快并不多，可是这点愉快却是必需的。耐莉，我就是希刺克厉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而这样她竟背叛了她最爱的人，也就是背叛了自己，那么她就只能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挣扎着死去，在死去以前，希刺克厉夫悲愤地责备她：“你为什么欺骗你自己的心呢……你害死了你自己。……悲惨、耻辱和死亡，以及上帝或撒旦所能给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分开我们，而你，却出于你自己的心意，这样作了。”又说：“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害了你的人呢？我又怎么能够爱他？”这就导致了希刺克厉夫的悲剧——不惜用残酷手段来进行报复。他被私有制社会所摒弃，却仍旧用私有制社会的斗争手段来进行反抗。他没有财产，却掠夺了财产，自己成了庄园主；他自幼被辛德雷嘲弄、贬低、辱骂，被人降到一个乡巴佬的仆人的地位，若干年后他又反过来以其人之道向其子进行报复，结果他的胜利必然等于他自己精神上的失败。当他发现林惇的女儿（也就是凯瑟琳的女儿）和辛德雷的儿子（也就是凯瑟琳的侄子）两人的眼睛完全和凯瑟琳生前的眼睛一模一样时，当他发现哈里顿（辛德雷之子）仿佛就是他的青春的化身时，他再也不想抬起手来打他们了。他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结局”，他已不想报复，因为这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方式必然只能走向寂寞与空虚！
无论如何，希刺克厉夫就那个时代来说，是值得同情的人物，他的复仇是可以理解的。十几年来，凯瑟琳的孤魂在旷野上彷徨哭泣，等待着希刺克厉夫，终于希刺克厉夫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灵魂不再孤独，黑夜里在旷野上，山岩底下散步……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正如作者最后写道：“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