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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
“如果每天的报纸把我搞糊涂了，”他说，“它们一定也把许多其他的人搞糊涂了。”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为每天应用的时事名词提供简单的解释。他在第一页上写着：《读报手册——或阅读日报须知的一百个名词》。他一共写了不多几页，包括：独裁、民主、失业、雇主、雇员、工资、工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罢工、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苏维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有些朋友现在开始对他侧目而视。他们看到他书桌上有激进的小册子的时候便问起他来：“你是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吗？”“我不知道，”他会温和地说，“我还不清楚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被人家扣上一顶红帽子，是很容易的。如果把凡是不同流合污的人都喊作‘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你一定得把我算作红色分子中最红的一个。”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走了进来。他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干……”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传开了。
他发觉这种环境新奇而令人兴奋，在这里，男人和妇女谈起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讨论哲学和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所喜欢的温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十七
那条路首先把他引导到苏联，那个国家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1935年夏天，这位自己任命的蒙特利尔穷人的医生离开了蒙特利尔，去参加一个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
对于白求恩，坦白地说，生理学大会是一次看看“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如何实行的机会。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得到许可去参观医院和疗养院，并且研究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方法。他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查工作成为他苏联之行的高潮，使他兴奋到了极点。他发现，在十八年内，有将近一半时间是用在重建国内残破的经济上面，苏联已将肺结核的发病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认为肺结核可以完全扑灭的信念。
他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工作，越来越感觉兴奋。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休养所和完备的疗养院，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本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各诊疗所和疗养院里，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并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官方规定的疾病预防措施里包括从幼年起给儿童施行结核菌素试验，这正是他久已在国内鼓吹的。
十年以前，他在特鲁多疗养院谈论过为出院的肺结核患者采取特殊的复原措施的必要。现在，在苏联，他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原制度，他马上就断言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面，苏联有一系列专为过夜的或不过夜的病人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他虽然没有时间去参观苏联其他地区的许多疗养院，但是所看到的已经足够使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在他到达两个月以后，他启程回国，带走了许多书籍、小册子、医学论文，以及这样一种感觉：一个新的试验正在古老的俄罗斯进行着，它将对全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时加拿大和苏联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同时对于“苏维埃试验”的好奇心正在增长。因此，请白求恩就他的旅行作公开讲演的邀请像雪片一样飞来。他能接受多少邀请就接受多少，对学生、医学团体和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发表讲演。他的苏联之行是他一生中给他鼓舞最大的经历。
十八
他有一个计划：设立一所儿童美术学校，不收学费，也不收任何其他费用，学校就设在他家里，所有孩子都欢迎。学校发展下去，也许最后能用热心人士的捐款来维持。在那以前，一切开支由白求恩负担。
蒙特利尔儿童美术学校就是这样开办起来的，这种专门致力于把艺术的快乐和创造力带给贫民区的儿童的工作在加拿大还是创举。
白求恩请了另一位画家，玛丽安·斯科特，来帮助管理这所学校，她是他以前在国外旅行时候认识的，后来成了好朋友。每星期有三个下午，斯科特夫人和布兰特纳招待孩子们，欢迎他们到白求恩的宽敞的客厅里去。他们分散在客厅的地板上，描画着使他们萌芽的感官发生兴趣的色彩和形象。
虽然医院的工作和外面的活动很繁忙，白求恩在这所学校上课的时候还是尽可能地常常回家去。他走进画室，满脸高兴地问，“我的孩子们今天好吗？”
每星期六早晨，他带他们去各美术馆。这些星期六早晨是他在蒙特利尔度过的最愉快的时日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个期间，他收起了爱丽丝，假的爱丽丝，他的婚姻的可怕的纪念品。他终于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找到了他的孩子。
他也在绘画中找到了无限的快乐；绘画对于他不仅是一种消遣，而且是一种新的创造性活动。他的画雄浑而富于想象力。他的雕刻表现了同样的特点。1935年秋天，他曾在当地一个美术馆举行过画展，受到了蒙特利尔的艺术批评家一致的赞扬。
他把自己看作艺术家，就像他把自己看作外科医生一样，并且常说两者是不能分割的。
十九
儿童美术学校开办以后，白求恩着手研究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他决定要做的工作是考查全部医疗史，研究全世界的医疗制度，并且拟定一个公共卫生计划——这计划要切合实用，简单易行，也要广泛周密，能够保证人民大众得到充分的保护。
“这不只是书本上的研究工作问题，”白求恩回答说，“问题是要找出方法来消除七年的经济危机和萧条，以及贪婪和愚蠢所带来的普遍的疾病。”
他编制了有关的书目，列举出与这问题有关的书籍和小册子好几百种。他埋头研究国际劳动局以及国际联盟有关部门出版的各种统计手册。他研究每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制度，同时也研究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平均工资、政府组织、政党和居民的社会觉悟。等到他觉得有充分把握的时候，便邀请一批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到他的公寓里去，向他们陈述他的见解。
这次聚会产生了加拿大医疗史上的一个新组织：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一百名医生、牙医、护士和社会工作者参加了这个组织，推举白求恩当他们的书记。1936年7月，他们准备第一次公开放炮了。在白求恩事前与政府官员会谈以后，他们发表了一篇由白求恩签名的宣言，请大家注意魁北克省几十万人所处的悲惨境况，强调指出人民的健康只有由政府负责才能得到保障，并且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来立即改善公众健康状况。
他们建议试行的办法包括：一项适用于所有工资劳动者的强制性健康保险计划；由各专门医院派医生、护士和牙医组织医疗队在各大城市工作；所有失业者以五百人为一组划归当地的医生负责医疗，由政府提供医疗费用。
虽然他提出的方案并不是社会化医疗制，但是他毫不踌躇地宣称，社会化医疗制是一种能使医学得到解放，并且发挥最大作用的最终形式。如果有人想利用社会化医疗制的名目来把人吓跑的话，那么他是随时准备来为它辩护的。
二十
白求恩大夫直率地主张实行社会化医疗制。我们必须把医学看作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医学经济学的问题是世界经济学的问题的一部分，并且和它是既不能分开，又无法分割的。医业，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行业。这个国家里的人在经济上分为三大等：第一，宽裕的；第二，不宽裕的；第三，穷苦的。属于上等的是那些生活宽裕的人们，有钱人和大富之家；属于中等的是那些不太宽裕和不太稳定的人们；属于下等的是那些广大的群众，他们带着镣铐，挣扎在最低生活水平的边缘。这些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们目前从医生那儿得到的家庭诊所和医院门诊的诊治仅够得上基本的健康标准所要求的三分之一。
年轻的医生为了缴纳医学教育的费用，在经济上作了一番艰苦挣扎，此后，为了挣钱，又往往被逼得去做任何有利可图的工作，不论那种工作多么不合他的志趣。于是他就掉在经济制度的罗网当中，这是一千人之中也没有一个能逃脱的罗网。收取诊金的办法在道德上使医生们感到不安。病人往往不能正确估价医生服务的好坏。
保护健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状况的经济制度，以及消灭愚昧、贫穷和失业。由个人来负担自己的医疗费用的办法是行不通的。那是不公平、没效率、浪费大、完全过时的办法。在我们这个配合得很密切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根本没有私人健康那么一回事——所有健康都是公众的。群众中一部分人的疾病和肌体的失调影响着所有其他的人。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
让我们来重新规定医务界的道德标准——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成规，而是作为医务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
在现代医务界里，我们需要少来几个内外科的名医，多来一些有远见的、在社会问题上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
社会化医疗制意味着：
第一，保健事业成为像邮局、陆军、海军、司法机构和学校一样的公共事业。
第二，它是由公共基金维持的。
第三，大家都可以得到照顾，它不按收入的多少而按需要来决定。慈善事业必须废止，而代之以公正。慈善事业败坏施舍者的品格，同时使接受的人堕落。
第四，它的工作人员由国家付给报酬，薪金和养老金都有保证。
第五，它的工作人员应享有民主的自治。
二十一
他的理想，虽然不久就在政府官员和各界领袖当中流传开来，却又碰上了因果关系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以前曾一再恶性循环似的从支撑点上把他的信念冲走。一天，有人问起他的计划怎么样了，他打开报纸，指着大标题：叛军飞机轰炸马德里。
所以都是一回事：医院里的孩子、医生兼艺术家的理想、正往下落的炸弹、冷心肠的政客、正在向全世界大声求援的西班牙城市。
二十二
他接见了一个不速之客——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派来的一个发言人。委员会的总部设在多伦多。作为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第一个行动，委员会决定派一个医疗队到马德里去，所需的费用直接向加拿大人民募集。委员会一致认为，在全加拿大最合适的队长人选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如果他肯担任的话。
他的客人走了以后，他独自坐着沉思了很久。
他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严酷的问题。九年来他尽力想法要解决一个多少世纪以来使医学界感到棘手的问题：扑灭肺结核。他认为他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但是那需要工作、说服、不停顿的宣传、不寻常的鼓动方法。他现在能把这一切都抛弃吗？
而且，他问自己，他个人的地位怎么办呢？假定他果真到西班牙去？他以后去哪儿？他已经四十六岁了，剩下可以做外科医生的年月并不太多。他三十九岁刚开始搞胸外科，而在那个年龄一般医生的事业已经大为可观了。这一切，也许他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的整个前途，都得扔在一边。他问自己，个人因素究竟在什么时候让位于更重大的问题？
更重大的问题却使他没有机会从个人因素的观点来考虑。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来自柏林的种族主义的宣传，“疯狂传播得太快了，”他会突然对朋友们嚷起来。“他们在德国、在日本、现在在西班牙都已经动手了，他们到处公开活动了。如果我们不趁着我们还能制止他们的时候在西班牙制止他们，他们将来就要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屠宰场。”
一天夜晚，他一个人在公寓里，在窗前站了很久，望着下面的广场出神。然后他在书桌前面坐了下来，翻阅了他的书信文件，写了给上司的辞职信，立下了他的遗嘱。儿童美术学校在能够靠公众捐款维持以前，可以从他的银行存款里取钱用。弗朗西丝有代理委任权来处理他的一切财务。万一他去世了，他的全部财物都归她所有。
三个星期以后他动身前往西班牙。
二十三
眼看圣诞节就到了，马德里却仍是一片漆黑，实行着宵禁，受到用钢铁武装着的敌军的攻打。过一会儿，如果月亮穿出云层，也许轰炸机就会飞来，在天空中发出凶恶的咆哮。
敌人在下午四点准时开始了轰击。炮弹搜寻着人口最稠密的区域，有规律地呼啸着落到街上。晚饭时候轰击又开始，延续了一个小时，那正是大街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的时候。马德里！负伤、流血、震荡、叛卖……
白求恩队长在一排伤亡人员中的第一个战士身旁跪了下去。“严重的休克，”队长轻轻地说，“我们就从他开始……”
“现在准备好了。”那是一个普通的瓶子，但是盛着一种宝贵的液体。血液！深色的，神秘的，流动的。血液——可输给任何人的血型，仍然像在活着的输血者的血管里一样又浓又粘，它能够起死回生，队长把温暖的血液——从一个无名的马德里人的热情的血管里来的——第一次输进了他脚下垂死的战士的出血过多的血管里。
那小伙子动了一下。他的牙齿不再打战了。他的头开始活动起来。他睁开了眼睛，露出了笑容。“很好，很好，”队长高兴地说。他点了一支香烟，放进那战士的嘴里。那战士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谢谢，”他愉快地轻声说，而队长已经不见了。
1936年12月23日的早晨，消息在皇家别墅的战壕里传开了：从海外某处来了一个朋友，给共和国的战士们带来了一种奇迹。
自从人类学会了残杀自己的弟兄以来，第一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来扭转历史——来输血，不是来制造流血。
二十四
白求恩发了一个很长的电报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他没等回电，就在第二天早晨和索伦森一起动身去巴黎了。他到达以后，发现加拿大的委员会已经电汇来了一万美元，附电表示赞同他的计划并答应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他。
他迅速到巴黎的各医疗器材行兜了一圈，为将来的器材供应建立了联系，然后就到伦敦去了。在西班牙的战场上呆过之后，英国显得平静、阴沉而灰暗。他对成群地来采访他的新闻记者说明了他正在准备的计划，宣布了他认为西班牙可以坚持到底的信心，并且说，英、法、美拒绝出售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是“混账的”行动。
采购完以后，他搜集了所有弄得到手的、从世界各处来的、关于最新的输血技术的文献，并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埋头研究起血液的故事来了，那是一个两千多年以来一直使人迷惑和神往的故事。
二十五
在马德里，这个战斗激烈而且有决定性的地方，却没有流动的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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