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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坊帮助我了。”
董和方整天呆在那间小屋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时睡时醒。他的脸烧得越发红了，伤口化脓，感染已经进入了前臂。晚上炊事员老张把方叫到门口。“我看到过他用自己的血把死人救活过来，”他严肃地低声说。“我愿意把我的血输给他。”方摇摇头：“这不是那种病……”
“什么事？”白求恩问。
方蹑着脚尖走回到屋子里。“没什么……”
“现在走也太迟了，”白求恩迷迷糊糊地说，“我们又得等到早上再走了。”他痛楚地翻了一个身，随即又睡着了。
夜间有队伍经过村里，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北面的银坊。他们说他们是到前线去反攻的。他们走了以后，方给医疗队发出了一个警告：不许让白求恩知道有战事。
第二天清早天气阴沉而寒冷。村子里断断续续地下着雨。白求恩慢慢地醒来，躺在炕上静听着风在院子里刮着。当他听着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耳朵又在跟他开玩笑了，因为他好像听见远处有隆隆的炮声。
“你们听见炮声吗？”董和方进来看他的时候，他问他们。“现在有战斗吗？”他们互相瞅瞅，摇摇头。他又睡着了，中午的时候醒过来，听到了天空中有飞机的声音。
他霍地从炕上站了起来，穿上棉军服，推开窗户，大声地叫唤董。
董和方跑了进来，看见他正在扣军服上的扣子。他烧红了的脸上一副生气的样子，身子略微有一点摇晃。“你们为什么骗我？”他发怒地质问。“你们以为我是白痴吗？骗我是谁的责任？先别管吧——我们以后再讨论。很明显，北面的战斗。告诉他们准备走，越快越好。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一个残废的伤员似的留在这儿？我有一只手指发炎，算什么！傻瓜！你们应该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全队准备好立刻出发！”
五十六
他们在濛濛的细雨中骑着马向火线前进。他们曾恳求白求恩不要走，答应他把伤员抬到村里来，并且用尽了他们所能想到和各种主意，但是他已经先上了马，等着别人跟他走，同时固执的重复着说：“我的手完全好了。”
他一声不响地走在大家前头，骑在马上，摇摇晃晃，中毒的胳臂则插在军服里。在一座高山脚下，当山路变得非常泞滑时，他下马步行，右臂抓着马鞍子。
在高山的那边，他们爬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路上不住地滑倒摔跤。在一片漫长的树林中，大家都折了树枝来做手杖。走出树林以后他们又骑上了马，途中碰到了一场大风雪。他们在咆哮的暴风雪的中心宿营过了夜，除了树木以外没有别的遮蔽。其他的人吃着少得可怜的干粮的时候，白求恩没吃东西就钻进了他的睡袋。他在潮湿的地上沉睡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向前走，一股劲地赶了七十里，来到火线附近。在一个开阔的、全是沙滩的山沟里，他们找到了一个战地伤兵站，那儿既没有医生护士，又没急救的设备。白求恩马也没下就命令把伤员送到十里外的王家庄，并让医疗队的其他人员跟着他走，随即就飞驰而去了。
到王家庄以后，他领着队伍往团卫生所走，在马上晕了过去。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卫生所的一个炕上，董和方以及团里的首长焦虑地站在他旁边。“你打电话给各战地首长，”他对董说，“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叫他们把所有的伤员直接送到王家庄来。如果电话打不通，派通讯员去。第一批伤员一到，我就可以动手术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他闭上了眼睛；很难看出他是醒着还是睡着。
方量了量他的体温，低声对董说：“他的体温很高。他的情况比将要送来的许多伤员危险得多。”白求恩静静地躺了一下午，有时睡着，有时睁开眼，目不转睛地盯住屋顶。他不再想法掩盖他胳臂里的一阵阵的刺痛了。下午，他的头剧然地痛胀，他要药吃了。到了晚上，体温增高到四十度。他说话渐渐没条理了。
“伤员到了吗，方？他们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动手术了……你做臂部腿部的伤员。要是有头部胸部腹部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他们抬伤员为什么这样慢啊？他们必须赶紧送来……我得启程回美洲哩……我头痛极了……我的手指完全好了……一只发炎的手指算什么？……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从美洲带钱和器材回来……让他们在重庆试试看，不让我走，让他们试试看……我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快一点，孩子们，把下一个伤员抬来……没时间来浪费，孩子们……把他们抬进来，一次抬三个……”
夜间他的头脑清醒了，他坚持要到手术室去工作，但是方和董把他强迫制止住了。第二天早上，他的情况更坏了：炎症已经发展到肘部。方代替他工作一晚以后，来切开肘部的脓疡，希望这样可以把脓排出来。这次他觉得痛苦减轻了一些，但是战地指挥部通知说敌人从五亩地向王家庄袭击过来了，于是他们又必须转移。
起初白求恩不肯走。“几个小时以内，我就又可以动手术了，”他这样回答大家的恳求。直到战地指挥员季团长亲自来命令他转移，他才终于答应了。
现在他们一队人马离开了摩天岭战线，翻山越岭向南走着。白求恩躺在担架上，方和邵骑着马在他旁边，董骑在那匹日本马上领着路……
五十七
在黄石村于家院子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浑身发抖。“怎么这样冷，董？”他不住地问，“炉子里没火吗？我冷得要命。”从早到晚，他一直嫌冷，总叫人添火，他的牙齿得得地颤抖着，虽然他身上盖了好几条皮毯子，而且炉火在房间里熊熊地燃烧着。现在董又给他加上了一条毯子，但是他照旧微弱地说：“我冷。”
他们从王家庄走了一天一夜，越过一座又一座高山，来到了黄石村。昨天在这儿，在四面高山的围绕之中，村里的人们聚集在担架的周围，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痛苦与惊愕的表情。在这儿，一支向摩天岭进发的游击队为他立下了自我牺牲的决心。在这儿，从军区司令部来了一个急差，传达了聂司令员的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把白求恩安全地送出这个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
董和方整天整夜守在这间屋子里，只替换着出去打个盹儿。白求恩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时常作呕，他们眼看着他瘦了下去。方给他开刀，烧灼，用了少得可怜的几种消毒剂，但是都止不住使胳臂变色的血液中毒。绝望之余，他建议截肢。
白求恩摇摇头。“不要治了，方，”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只要活得下去的话，我牺牲两条胳臂都愿意，同志。但是已经不单是胳臂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
“治一治，”方恳求说，“也许……”
“治也没有什么用了。”白求恩凝视着他的助手。“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了，方。你的技术大大超过了许多从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我因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治了有用，你来治再好没有了。但是我很清楚我的病……太清楚了。欧洲和美洲有新药品，也许可以治这病。但是我们连旧的药品也少极了……谢谢你，方……没有什么用处……”他好像睡着了。然后他用细得像耳语似的声音说：“请你们出去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方和董踌躇地互相看看。“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的。”
他们无言地走了出去，彼此躲避着对方的目光。在街上，村里的人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们，但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走到村口，然后董说：“我们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呆着。”
“是不应该，”方叹息了一声。
他们回到于家院子里，坐在白求恩屋子窗下的板凳上。在他们守护着的时候，太阳慢慢地在山谷上空移动着。男人们在地里干完了活以后，都跑来聚集在于家的院墙外面，一排一排凝神地站着，好像在等候开会似的。到了晚上，村里的人们在黑暗中隔着墙注视着董和方。他们两人直挺挺地坐在窗户前面，睁大了眼向屋子里凝视着躺在炕上的白求恩。
“我看着他，”方终于说，“我想他连还能活几个小时都计算过了……他可以算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他可不能死！”
董默默地哭了起来，抬着头，也不怕难为情。“原谅我的软弱的眼泪，”他说。“它们不久就会流干的。死对于他比对所有我见过的其他人更痛苦。如果他死去，他将是第二次死了。而他才四十九岁。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的——许多我们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曾有过许多个生命，这次将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第二次死啦，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第二次死的……”
——“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方说，“不够，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的。”
他们从窗户里看着白求恩慢慢地从炕上坐了起来，举着左臂就好像它有无数的针在刺着。他小心地拖着那条胳臂站了起来，点着了炕旁边的煤油灯，跪在他放纸张的箱子前面。他头晕眼花地摇晃了一阵，但是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好了。他用右手取出了他需要的纸张，放到炕上，然后自己爬回炕上去。
他仰着头躺了好久，沉重地呼吸着。然后他勉强坐了起来，背靠着墙，抽出胸袋里的自来水笔，用右胳臂把纸压在膝盖上，开始写了起来。他一再让胳臂垂下去，把头向后靠在墙上，等有了力气再往下写。
他是在给军区司令部写他的遗嘱：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等十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
把我所有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及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
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
诺尔曼·白求恩
他写完以后颓然地倒在枕头上了，让纸张落到地上。
五十八
又过了一天。聂司令员、延安、晋察冀政府、战场上的部队，都纷纷紧急地探问着病况。董和方继续守护着，抱着万一的希望。现在白求恩烧得身上什么也盖不住了，但是他眼睛里燃烧着的光芒不单单是高烧。
他的精神突然奋发起来，他对董口授了一系列关于未来卫生工作的建议，接着一直睡到晚上，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随即问道：“战事进行得怎么样，同志们？”
“许多部队正在摩天岭作战，”董轻轻地说。“敌人用大量的部队向山里猛攻，但是我们在把他们诱入一个圈套。吕司令员已经派部队等着从后面袭击敌人。”
“那就会像聂将军所预测的那样了，”白求恩低声地说。“一定会有很多伤员……我们应该派一个通讯员去叫游同志和林同志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刻到前线去……”
夜色笼罩着黄石村。白求恩在炕上发抖，他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在暗淡的烛光里，他的眼睛像两个黑暗的窟窿。
第二天清早，他的精神好像振作了起来。他用异常响亮的声音说：“董，箱子上我的书信文件——请你递给我好吗？”董迟疑了一会，他又说：“我的书信文件——我需要他们，董。”他的声调打动了董的心，使他不得不依从。
白求恩痛楚地抬起头来，手不灵便地翻着那一大堆稿件、书信、报告、日记，找到了他所要的一份东西。他让其余的东西落到地上，挣扎着想去读那份东西，但是给累得不能动。他伸出那条好的胳臂把它交给董，同时说：“我给聂将军的信和这个……我要说的话，都在里面了。”
董从他哆嗦着的手里接过这篇稿子来。那是白求恩在山西时写的一篇东西。它的题目是《创伤》：
头顶上的煤油灯不断的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一窝发亮的蜜蜂似的。泥墙。泥地。土炕。白纸窗户。血腥味和哥罗芳的气味。寒冷。凌晨三点钟，冬天，华北，灵邱附近，随着八路军。
负伤的人们……
肮脏的旧绷带和血块一起紧粘在皮肤上。当心。最好先弄湿了，从大腿后面过去。把腿抬起来。怎么了，这倒像一个口袋。一只长而松的红袜子。哪一种袜子？一只盛圣诞节礼物的袜子。
那根坚硬的好骨头现在哪儿去了？成了十几块碎片了。用你的手指把它们取出来；像狗牙一样的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摸。还有剩下的吗？有，在这儿。这肌肉死了吗？掐一下。对，死了。把它割掉。那怎么能恢复呢？那些以前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糜烂成这副样子，它们怎么能恢复引以为豪的张力呢？
坏疽是一个狡猾的、偷偷摸摸的家伙。这一个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哩。在技术上说，他还活着。给他施行静脉内盐液注射。也许他全身的无数细胞会记得。它们或许记得那个灼热的盐海，它们的老家，它们的最初的食粮。追溯到一百万年前，它们或许记得别的潮流，别的海洋，以及海洋和日光如何孕育着生命。
又是一个。再到收获季节，他还会一面快乐地呼喊着，一面在他的骡子旁边沿路奔跑吗？不会，他是永远不会再跑了。你用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什么呢？他可以坐在那儿看别的小伙子跑啊。他会想什么呢？我们想什么，他也想什么。不要可怜他——怜悯会减少他的牺牲的意义。他是为了保卫中国作出这种牺牲的。
人体多么优美；它的各部分多么完善；它的动作多么灵巧，多么柔顺、骄傲而健壮；一旦伤残了，多么凄惨。生命的细小的火焰越来越微弱，最后闪动一下就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