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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相当久了。”
“你还想结婚吗？”
“你今晚的情绪很特别，董。”白求恩点起一支烟，用手挡着雨。在火柴的片刻亮光里，董端详着他的脸。他还在微笑，仿佛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但是笑中带有悲哀的怀恋。
“一个人总会感觉到需要一个伴侣的，”董提醒说。“那不是人人如此吗？郝尔小姐使我想起……如果你有一位夫人……”他没说下去。
“是的，同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的。可是在这儿，在前线？这不像是找一个新娘，或是娶一个夫人的地方。”
“不过也许你在中国就能找到一个人？”董暗示说。
白求恩耸了耸肩膀。他们缓缓地向前走着，董突然明白了过来：他的一席话把他身旁的这个人带到了他生命中的一条深渊的边缘上。他猛然觉得仿佛他自己遭受过丧失亲人的痛苦，他想到白求恩一定放弃了的许多熟悉的事物。他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家，过着安定的日子。这是他们的美好的理想的一部分，他们正为着实现这个理想而斗争。这个满脸胡子的外国人，他现在已是他最亲密的同志——他说不定忍着什么样的饥渴和寂寞哩，而别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董从心里感觉到一阵冲动，他要表示一下他的突如其来的体会，说几句在同志（彼此找出人性中脆弱的地方，以便更好地克服它们的那种同志）之间有意义的话。这些话要适合这一刻的亲切的心情，又适合他们今晚就要直接在敌人枪炮底下这个事实。但是他刚开口，一个通讯员就奔跑着回来，说他们快到一个村子了，侦察员正去前面察看动静，叫大家等一等再走。
马队在静默中靠拢在一起。在远处，他们可以看得出一片模模糊糊的灯光。他们一直等着，直到传过话来，说平安无事，又继续前进。半个小时以后，他们穿过村子，一个“小鬼”跑在游击队队伍的前面，手里一本正经地拿着一面小三角旗，上面写着：加美医疗队。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又停了下来。又有一队侦察员跑到前面，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定县，日军封锁线前最后一个解放区的村子。他们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在老百姓家的炕上烘干了潮湿的衣服。
等到他们又上路的时候，他们紧靠在一起走了。从定县到平汉路之间，他们是在无人地带。他们小心地走着，知道每一个声音可能是敌人的一个哨兵，每一堆黑黝黝的东西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抽烟和讲话是被禁止的。马蹄用布裹了起来，马嘴上挂了料袋。白求恩知道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已经杀死了所有的狗，怕它们在游击队过路时乱跑乱叫而惹起日军的猜疑。
现在雾在他们后面，夜晚也不如以前那般漆黑了。对于在山区里住了一年的白求恩，一眼望去只看见一片黑黑的没遮拦的平原地，只有几棵树疏疏落落地散布在大道边上，这是一种新奇的感受。
忽然前面来了一个命令，马队停了下来。话从前面游击队传到了后面：“向右转，离开大道，不要掉队。”
他们一个紧跟着一个离开了泥土大道，在荒无人迹的原野上穿行着。从这儿起日军设下了星罗棋布的据点。游击队熟悉它们的每一个位置。他们带领着骑队迂回曲折地偷偷绕过据点。有时候他们顺大路边走，接着又离开。每走几百码，他们就停了下来，静听着，等候侦察员查看前面的动静。
他们躲躲闪闪地走了几英里地以后，一个侦察员从黑暗中飞跑了出来。一个简短的命令马上从前面传了下来：“下马，躲到树下，不要走动，不要讲话。”他们迅速地移动到树丛里，下了马，蹲在地上，手里抓着缰绳，把马拉在身旁。有五分钟的工夫，白求恩只听见散开在树底下的人们均匀的呼吸声。然后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刺进黑夜，直射天空，照亮了前面一百码地方的一条大道。这是一条不断有日军巡逻的与铁道交叉的公路。大地震动了起来，接着是熟悉的轰隆轰隆的声音，转眼间一辆敌人的装甲查道车缓缓地驶了过去。
查道车一走过，他们就准备越过公路。他们上了马，紧张地等候着，等信号一发出，就刺了马腹，飞快地越过了公路，在那一边的平原上重新集合在一起。一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铁路和公路交叉的地方。这儿，蓦地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横贯河北的封锁线。
骑队刚停下时，白求恩什么也瞧不见，渐渐地他瞅见一条雪亮的钢轨，横在他五十码前面的地方。
这次会合的时间算得准极了。他们一下马，左边的公路上便出现一个黑影子，朝着他们飞奔过来。这人就是李士，驻在当地的八路军指挥员。他向护送队队长敬了个礼，然后低声报告横越工作都布置好了。
整整一夜，李的部下警戒着附近地区，监视敌人的行动，并等待着医疗队。在和护送队队长谈话时，他部下的两个战士飞快地从黑暗中跑了出来，监视着大路和铁路交叉的地方。路口两边，约在四、五十米外，其他游击队员在那儿架起了机枪。还有一些游击队员顺着铁道散开了，像一丛丛矮树似的蹲着。
白求恩可以辨出几英里外有一座庞大的建筑物，黑漆漆的，像一个大工厂。“那是敌人的一个堡垒，”李低声说，“日军的营房就在那儿。往南……”他指着相反的方向，“那个是火车站。”隔着同样的距离，白求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车站，它被窗子里的灯光照得轮廓分别地呈现在地平线上。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上了马。医疗队沿着大道排列着。护送他们的游击队已经沿着铁道向南北两面散开了。他们的任务到封锁线便完结了。再过去，医疗队只带着一个向导继续前进。
白求恩四下看了看，最后点了下队伍，又向那两个指挥员敬了个礼，接着用膝盖夹了一下他的骏马缓缓前行。他们在两行游击队当中穿过了铁道，在黑夜中疾驰而去。
天亮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这是冀中一万个村庄中的一个典型的村子。村里的人照料着他们的牲口的时候，他们在那些一堆一堆的土黄色的茅屋里睡了起来。夜间，他们又出发了。目的地是河间城，有一万五千人的八路军一二○师师部的所在地。一连三天，他们躲藏在沿路的村子里；一连三夜，他们在掘有阻挡敌人坦克及其他车辆的沟渠的大路上走着。白天，日本飞机在村子上空低低地飞过，寻觅着游击队。有两次，他们被几英里外日军据点发出的炮声所吵醒。村里的人似乎已习惯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爆炸声。他们耐心地等着炮火平息下来，接着又继续干活。
第四天早晨，医疗队到了河间城。他们发现这儿完全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十五英里外就驻扎着敌人的部队，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关镇定地进行着工作，随时准备好一接到通知就立刻进攻或撤退。
在师部里，李师长设宴欢迎他们来到冀中。然后全村的人都参加了一个当地专给前线部队表演活报剧的剧团的演出会来欢迎他们。
这出戏是在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大院子里演出的。戏台是木头做的平台。观众坐在板凳上。这出戏对白求恩说来将是一次不平常的经历。
刚一开演时，白求恩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出戏。随后他抓住了董的胳臂。即使用不上他已经学会的那点中国话，他也早就很容易地认出了剧中的“主角”。那就是他自己。“主角”留着胡子。他是一个医生。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土。在开始的一幕中，他向前线一个游击队队长介绍自己说：“我就是白求恩大夫。我是来照顾伤员的。”
下面简单而生动的几幕是关于这位医生主角怎样创办新的医院，把游击队队员训练成医生和医务人员，以及创建在前线工作的流动医疗队。最后一幕演出了三五九旅在广灵和灵邱之间公路上伏击战的实况。在这一幕里，白求恩把医疗队领到靠近火线的地方去工作，游击队一面冲出戏台，一面叫喊着：“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这出小戏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演员们笑容满面地鞠躬谢幕，然后假装的白求恩走到了戏台边上，宣布真正的白求恩在场。观众当然本来一直就知道这么回事，这时候全站了起来高声欢呼。在“白求恩！白求恩！”的喊叫声中，董把受窘的白求恩领上了戏台。
“同志们，”白求恩慢吞吞地用中国话讲着，讲的时候常常停下来琢磨恰当的字眼，“这是我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我对于我能够在照顾我们的伤员上面出一份力气觉得十分骄傲。加拿大和美国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支持着你们的反帝斗争。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和战斗。我将和你们一起工作、战斗到我的生命停息为止。”
这确实是他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因此董张开嘴，觉得有加以翻译的必要。他一讲完，台下的观众便不断地高呼起来：“再会，白求恩”，“万岁！白求恩万岁！”这是专门对伟大的民族领袖发出的欢呼。
白求恩在台上用传统的方式回答：“再会，同志们……”
五十
现在不管他去什么地方，有关他工作的故事总比他本人先到。
举一个例说吧，有这么一个伤员和石头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他正从一个设在一座小庙里的后方医院走出去，他注意到一段台阶的最后一块石头不见了。他跳了下去，然后转过脸对着后面的护理员。“你跳下去行不行？”他问。
那人轻松地回答，“当然行啰。”
“可是复原的病人——他们跳下去行不行呢？”
护理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搬了一块大石头把缺的那一级补上。这件事和下面一句白求恩的名言一起在医务人员中流传着：“在照顾伤员时，决不要见石不搬。”
又有一次，一二○师某后方医院里抬进了一个名字叫徐志杰的有名的连长。六个小时以前，他领着部下英勇地向敌军冲杀，现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在一次时间很长的手术中，白求恩替他缝合了十处肠穿孔，输了好几次血。接连一星期，他每隔两小时去探望徐一次，不让别人喂他饮食。医院队出发到另外一个火线去时，他把徐放在一副特制的担架上带着走。有二十八天，徐在白求恩的亲自照顾下，跟着医疗队从一个战地医院转到另外一个战地医院，一直到后来白求恩认为他差不多快好了才被送到后方。徐离开的那天，他紧紧抓住了白求恩的手，消瘦的脸上充满了感情，一面说：“你是我的亲生父母，白大夫。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但是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只有以后再去杀敌人来报答你了。”
在他提倡公共卫生的一个村子里，他遇见一个老头在街上哭泣着。“你为什么哭啊？”他问。
“死了人哪，”老人回答。
“什么人？”
“我的小孙儿。”
“在哪儿呢？”
“在那里头。”老人指了指他的家。
在那间茅屋里，白求恩和董发现一个九个月光景的死婴，一看就知道生了痢疾病死的。婴孩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妇女，她也在哭，怀里搂着一个四岁的孩子。
“这娃娃死得可惜，”白求恩说，“但是我能够把那个小孩缝好。”
“缝什么？”老人在他背后问。
白求恩用手托住孩子的下巴。原来小圆脸给缺嘴破了相。
“那怎么缝？”老人问。“这从来也没听说过的事儿。”
“他会缝，”董说。
“他就是会缝，我们也没有钱。”
“我们不要钱，”白求恩和蔼地说。
“还得要药，我们买药也没有钱啊。”
“我们给你们药。我们部队上的医院，看病不要钱的，”白求恩重说了一次。
最后，那妇女眼泪汪汪地同意了。白求恩在他的流动手术室里给小孩子动了手术。几星期以后，从前线回来路过那村子，他又去看望那老头和小孩子。
孩子的祖父和母亲看见他，高兴得了不得，喊着“你瞧，他的嘴治好了”，并且一面道谢，一面把一包食物塞给他，硬要他收下。他仔细检查了小孩，手术很成功，他也觉得高兴，他说：“谢谢你们的东西，不过给老百姓治病是不要钱的。”
有一次，他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去，当地驻军的指挥员预备了一桌酒席来欢迎他。当他被领进饭厅，看见盘盘碟碟热气腾腾的大鱼大肉时，他沉下了脸，露出不快的神情。指挥员大吃一惊，问他是不是菜做得不合口味。他回答说：“你们拿我当客人看待了！我不是客人。我是一个八路军的医生！”游击队和正规军自豪地传颂着这个故事：他是他们的近亲，不是有一副恩人面孔的远亲。
又有一次，这是在一个后方医院里，他发现大多数的病人都患着极厉害的疥疮，他查出来这是消毒不周密的结果。虽然他本来只打算视察一天，但是他一呆就呆了三天。他每天吩咐护士烧一大盆一大盆的热水，把病人领到院子里，由游副部长帮着，给他们洗澡，用硫磺药膏搽他们的身子，同时让人把他们的衣服被单等消毒干净。他这样利用示范教会了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如何对付这种皮肤病以后，就在他们中间组织了一个医疗组，到其他的医院去推广同样的治疗方法。“对于一个医生，”他对他们说，“没有任何工作是不屑一做的。同时对于一个最低级的医务人员，只要他全心全意地去努力学习和工作，将来有一天没有任何工作是他做不了的。”
同样的精神贯彻了他所发动的实习周，这是他给晋察冀的医务人员以集体的实际教育的一个运动周。第一个实习周是他在常峪举行的，军区的各医院派来了二十名代表。参加的人中间有方大夫、古大夫和战地医疗队的人员。虽然他有一个手指在开刀时划破而发着炎，同时又害着扁桃腺炎，他依然每天使这些人忙得焦头烂额。
一天八个小时，他讲解着内外科的基本问题。另外一段时间是用来让各医生和实习生轮流着做医院里的各种工作。因此，方这一天擦地板当护士，过一天又当手术助手。古大夫，虽然他是旅卫生部的部长，也花了一课的时间替三十个病人剪指甲。晚上睡觉前，参加的人仔细地研究一天的笔记。一周完了以后，他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医院，领导他们自己地区的卫生工作人员展开类似的实习周。照顾伤员的技术就这样从到了高级人员，然后再进一步传到护士和护理员那里。“白求恩教了什么？”在卫生工作人员当中成了一句口令。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也许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这是聂司令员谈起他的。聂司令员得到报告，听说白求恩只要有伤员抬进来，就昼夜不息地给他们动手术，他着急起来了。在五台山的一个战役中董打电报报告聂说白大夫工作太累，气色很不好。他已经有四十个小时没睡觉了。战斗还在进行，聂就命令白求恩到他的司令部去。
白求恩有些忍不住了。“难道这个会议不能等一等吗？”他问聂。“现在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有许多的伤员。”
“你有多久没睡觉了？”聂司令员问。
“你就为这事把我从医疗队里叫开吗？”白求恩大为生气，一转身就要走。
聂假装生气板起了脸。“你是我的部下，”他说，“我命令你去睡觉！”聂司令员用手指着一扇门。“那个房间里有一个炕。你到那儿去睡，在我没有允许你以前，不许离开。这是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