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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晚上，战斗一直进行着，伤员陆续运送到小庙里，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不停地做着手术。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已经做了二十五个大手术。当他工作的时候，担架员带来消息说，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到了正午，放在小庙地上的一排一排的伤员已经增加了一倍。医疗队现在以平稳的、不间断的节奏工作着：伤员陆续从前线运来，重伤员送到手术室，做完手术的由专管撤退的担架队运送到十英里外的曲回寺的后方医院。
王旅长的旅部来了一个干部很焦急地询问是否还能再收留些伤员，白求恩一面做着手术，一面回答说：“只要有伤员继续来，我们就继续做手术。”
做到第五十个手术，董站着给伤员上麻醉药已经有二十四小时了，他的手开始发抖。他勉强支持着等这个手术做完了，随即坐到地上，两眼无神，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
白求恩把他扶到一条板凳上，看了看他的喉咙，试了他的体温，接着嚷了出来：“你总说什么我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你自己却患着很厉害的扁桃腺炎，发着高烧，接连工作了一天一夜。”他叫贾铺好一张床，让董睡下，并让他吃了点镇静剂。游大夫接替了上麻醉药的工作，王大夫代替了他作白求恩的助手。
黄昏光景，伤员还是源源来到，而且送来了第一个严重休克的伤员。当时腾不出人来，于是王大夫自愿输血。白求恩抽了三百毫升，随即王又回到手术台工作了十二小时。后来又有一个伤员失血过多，游大夫和方大夫输了血。下一次的输血是由贾自愿担任的，她看见白求恩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她，觉得又骄傲，又难为情。
接着前线传来了日军增援部队快要到来的消息。战斗结果如何不久可以分晓了。
半夜里，三五九旅的后援部队偷偷地越过了一片朦胧的山岭，到了那条公路旁边的小山上。低声的口信来回传递着，钢碰着钢发出●铛的声音，散兵线铺开了，隐隐约约的人影爬来爬去布置机枪阵地，然后就在山石当中隐藏了起来。
下面五十码就是公路，一条椭圆形的细线。路的那一边，地面又陡峭地往上升起来。根据王旅长得到的情报，日军的增援部队迟早必须从这段狭窄的公路经过。侦察员又证实，他们正由五十五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运送着来了。
中国的战士们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他们埋伏在山石背后像山石一样地一动也不动。然后远远的传来了隆隆的声音，接着一辆坦克轧轧地沿着公路开了过来，车塔里探出来一个脑袋，上面戴着一顶有帽沿的小帽。坦克后面是第一批五辆卡车。坦克和领头的一批卡车过去以后，下一批出现了，跟着又来了一批。它们开得很慢，关着灯。它们都是敞篷的大卡车，上面满载着日本兵，他们紧张的脸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山头上，王部下的战士一声不响地把步枪紧贴着肩膀，瞄准了机关枪，抚摩着挂在皮带上的手榴弹。他们用从多次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冷静的纪律在等待着开火的命令。但是卡车陆续从山下开过去，命令却还没有下来，他们都不安地仰起头来，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指挥员，嘴里则咬着手榴弹的冷冰的保险盖。然后，等到至少有半数的卡车全过去了，指挥员突然喊出了命令。山上的步枪和机关枪齐发，对着敌人车队的中心，头部和尾部开火，紧接着是一阵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从敌人的车队里发出了痛楚的呼号，嘶哑的喊叫，还有命令和咒骂。领头的那辆坦克竖起了后车身，想在这条窄路上掉过头来，但是在三颗手榴弹的爆炸下歪着蹦了起来，消失在一阵烟雾里，随后就瘫在炸坏了的履带上了。卡车东倒西歪地堆挤在一起。炸裂了的汽油箱冒出一道道的火焰。敌人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卧倒在地上。他们向四面八方乱放枪。有的爬到卡车后面找点掩护，有的在慌乱中爬上对面的山坡。
游击队的战士们冷静地、准确地继续扫射着动弹不了的车辆和乱奔乱窜的敌人。接着，一个队长跳上了一块山石，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手里举着一颗手榴弹。“冲啊！”他激昂地喊道。“消灭敌人，同志们！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游击队一窝蜂地冲下山去。
“冲啊！”指挥员一面大声吼叫，一面奋不顾身地跑在战士们前面。“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他们冲了下去，他们的枪口对着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敌人平射着，枪声与有节奏的胜利的口号声互相应合着：
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沿着公路，深入山里，这个奇怪的作战口号追逼着失魂落魄的日军。一直到天亮，枪声才平息下来，击毙的和被俘的敌军一共有五百多名，胜利的战士们回来拾拢大量截获的装备。
12月1日上午十点钟，白求恩疲倦地离开了手术台，吩咐战地医疗队准备出发。他已经一连动了四十个小时的手术了。自从前一天下午第一个伤员开始，他做了七十一个手术。董的热度还没有退，在屋子的一角裹着一条毯子躺着。王输过血以后，终于被强迫躺在地上休息。游在收拾整理，他两眼发呆，站在那儿打盹。白求恩自己也觉得耳朵里有一种嗡嗡的不舒服的响声。
现在战斗结束了，所有的伤员全运走了，他才睡了一两个小时。他接着又赶紧起来，因为在曲回寺的后方医院里，伤员需要手术后的照料，并且需要特殊的检查，以评价在前线所做的手术的结果。
下午两点钟，战地医疗队正要出发到曲回寺，王旅长赶来给他们送行。他喜洋洋地握住白求恩的手，兴奋地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作战口号。我们的战士喊着你的名字去打仗。”他喊了起来：“‘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但愿敌人在许多战线上听见这个口号！”
在去曲回寺的冻结了的山路上，白求恩快活地骑着他的骏马，摇摇摆摆领着他的疲乏而愉快的医疗队穿过白雪覆盖的高山。一种他从来没有尝到过的喜悦在他心里荡漾，他给跟随着他的人们唱起了他心爱的那首充满战斗豪情的歌：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像冰雹一样。
英勇的同志们紧紧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死也不能退让。
四十六
战事沉寂了几天，白求恩休息着，同时把他的日记和书信补上：
12月8日：回到杨家庄。
董略好，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疲乏了。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伙食不能算太好。我们都有点贫血。我的耳朵一直不舒服。我的牙也不好，得治一下。我想到西安有个牙医，但是天晓得我哪一天才到得了西安附近。
已经把我关于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给王旅长的部队所做的工作结果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聂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见解不错。我在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里只死了一个！伤员中有三个是日本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防线。虽然在我们的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能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顺便记一句，日军对我们的战士使用了催泪弹和喷嚏弹。）现在这一点是肯定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小时动的手术，第二个——在受务后十八个小时……生死之差就在十个小时。
在战斗暂时停止的时候，战地医疗队可以在后方医院工作。在伤员过多，随军的军医应付不了的时候，他们应该随时上前线。而有二百人以上参加的战斗通常总是这种情况。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12月9日：
亲爱的马：我对于收不到你的信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天，我只有这样！到现在足有两个月了。延安医疗队是11月25日到的。我一直在盼望这个医疗队来，不单因为它来了对于卫生工作有帮助，而且因为我希望收到一些书籍、报章、杂志——以及一些关于外界的消息。
他们带来了一套没有发电机或直立器（铁）的爱克斯光设备，因此不能用。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加拿大香烟、巧克力糖、一听可可粉和一管刮脸膏。我现在留了胡子，用不着刮脸膏。其他的东西是我所欢迎的，但是我情愿把它们都拿去换一份报纸，或者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
我有半年多没见着英文报纸了，除了绝无仅有的一份4月18日的《日本新闻》，这是退却的日军留在山西一个村子里的。我也没有收音机，于是和外界完全隔绝了。倘使我没有足够的工作把一天十八个小时填得满满的，我一定会腻烦透了。
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只此一件？每月给我寄三本书、几份报纸和杂志。我想知道一些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的总统吗？现在谁是英国首相？人民阵线的政府还在法国当政吗？西班牙情况如何？
你和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联系吗？加拿大或者美国是否在派更多的医生或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吉西大夫出了什么事？柯棣华大夫呢？他们全让截住了吗？难道封锁就真有那么厉害吗？
药品材料的情况相当严重了。我一共只剩下二十七管羊肠线。等这用完了以后，我就得发明新的东西来缝伤口了！我只剩下半磅石碳酸。我自己只有一把刀和六个动脉钳——其余的我都分散了。我只剩下两磅半哥罗芳。等这点用完了以后，我们动手术时就只好不用麻醉药了！
这个月很忙。走了八百五十五里路，做了一百一十三个手术……倘使你觉得我以上有些话里有怨天尤人的意思，我现在必须辩解恰恰是相反……这儿生活相当苦，而且有时候非常艰难。但是我过得很快乐。这北部地区使我想起我在安大略省北部未开垦地带的早年生活。这儿的村庄像所有中国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一片用泥土或石头盖的平房，分成好些院落。三四所互相对着的房屋圈在一个院落里面。院子里有猪、驴、狗，等等。我们初来时，这儿一切——人、房子、孩子们——都脏得可怕。我们医疗队立刻开始扫除，今天，一个离开了这儿几个星期的人会不认识这个地方的。
我在这儿一个人住一所房子。这房子只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少不了的炕、我的行军床和桌子。我自己做了一个洋铁炉子，烧的是煤和木柴。唯一的窗户是用白纸糊的。墙和地都是压硬了的黄土。
除了在小山沟里，这个地区是没有树木的。天气已经暖和一些了——白天差不多是冰点以上二十到三十度，晚上是冰点以上十度。刺骨的狂风从西北面的戈壁沙漠吹来，带来旋风似的尘土和雪。
我们现在在灵丘南面约六十五里（二十二英里）的地方。我们四面全是日军——西面的同太铁路上、北面、东面和南面。在南面，他们正在铺设宽轨的铁道以代替原先的窄轨的铁道。游击队又添了工作了！
我们和绥远省的东北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优秀的战士。
聂将军相信日军的计划是沿着陇海铁路向南进攻西安，再向西进攻甘肃省的兰州。北面的攻势将向西推进，通过绥远省和内蒙，然后也到兰州或那条从兰州向西北到新疆的交通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苏联供给中国的物资全是从那条公路运来的。
倘使日军像以上所说的那样发动攻势，这儿战事一定会很频繁……吉西和柯棣华现在在哪儿？
倘使别的办法都行不通，我想去北平一次，买些药品器材。我们的人通过日军的防线在北平进进出出是相当容易的！
好了，我现在不多写了。圣诞节快来了，说老实话，我忽然有点想家！纽约、多伦多、蒙特利尔的种种回忆！要不是实在太忙的话，我很可以找着充足的理由给自己一个假期。
我现在正准备再到各处巡视一次，多搞出几个战地医疗队，给意料中的激烈战斗作准备。不要忘记给我寄几本书来，不要忘记回答我的问题！
白求恩
四十七
在松岩口，当敌人从北面和东面打过来的时候，白求恩创立的第一个模范医院，连同它的所有的伤病员，都撤退了。剩下的一切，没几天就让敌人的炮火毁了。
这个模范医院，它曾使八路军全军感到骄傲，它曾为所有的卫生部门树立了一个榜样，它曾证明了如何能使落后地区的伤员得到现代化的医院治疗，它现在怎么办呢？
冀西的农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撤退的伤员接到自己家里，正如解放区其他许多农民以前所做的一样。他们把他们的温暖的炕让给伤员，自己睡在地上。有一天清早，地里还尽是霜，他们就成百地走到一座以六十度的角度向天空倾斜的土山的脚下。他们是天刚发亮时排着队一声不响地从村子里出发的，就像行军的队伍一样。他们的肩上扛着原始的铲子、头像草耙一样宽的鹤嘴锄以及普通的木棍。他们把这些东西像武器似的扛着。事实上，这些就是他们要用来战胜那些轰毁了模范医院的日军大炮的武器。
农民们在山脚下聚齐的时候，有一队人先上山坡去踏勘，打下木桩，做些神秘的标记，探测土壤的软硬。然后是简短的讲话和指示，接着农民们排着整齐的行列往山腰上走了一百多英尺的光景。他们就在这儿开始干起来。
他们用鹤嘴锄和铲子在山面上掘着，用手推的小车把土运走。他们一直掘进长着灌木的坚实的硬土。掘到了坚实的黄土以后，他们又垂直地继续往下掘。
他们每天回到山腰，弯着身子干活，在土中掘成一个又长又高的岩架。最后，这个岩架差不多有二十五英尺高，沿着山面有几百码长了，这时他们就在那平滑的、笔直的墙上画下一排半圆圈，它们彼此间离着好几码，离着岩架的底部有十英尺。这些半圆圈就是以后窑洞的顶，这是他们用系在一根绳子上的木桩标画出的。
随后挖洞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些农民还是只用他们的鹤嘴锄和铲子，开始慢慢地、深深地挖进山腰，先从每间窑洞的顶挖起，然后再往下挖到它的底部。过了些天，他们就钻进洞里，在黑暗中往深处挖，直到后来每个张大着口的洞都变成一条空气流通的地道，二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十英尺高，有一个用不着任何支柱的半圆形的顶。
现在在山面上比第一个岩架低三十英尺的地方，又掘了一个岩架。在这儿，这些农民又垂直地往下掘，画出洞口的图样，再往山腰里挖，像一群巨大的蚂蚁似的。等他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