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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和持温和态度的女性希望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与男子处在同一水平上。这种情况很好你们必须要带头。
＊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希望从妇女当前的状况和社会情形中逃脱出来。这种情况不好你们应该压低自己的声音提高自己的目标。
＊还有一些妇女根本就不想升到顶层。她们常常会贬低女性领袖说她们“是从床上升到那个地位的”。说这话的妇女才应该留在床上或者圈在厨房里。
我还为其他人留下了机会让她们也来宣传这项事业。
1970年作为纽约州出版人协会的会长我邀请女权主义者格罗丽亚·斯坦因出席我们在雷克普拉西得召开的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我请她有话直说她也照办话说得幽默也有力。
在回答期间纽约《罗马哨兵日报》的出版人乔治·沃特斯表达了很多老派男士的感情他以挑衅的口吻挑战斯坦因：“像我本人这样的白人男性出版人为什么必须要支持你们女权主义运动呢？”
斯坦因是这么反击他的：“因为你们会操得更多也更喜欢操！”
一些男人在窃笑。但是后来发生在酒吧间的谈话明显指明他们更喜欢妇女顺从而不是太要强──在办公室和在卧室都是这样。
18年后我又对那个出版人社团发表演讲还是这位乔治·沃特斯他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我打断了他：“乔治上次格罗丽亚·斯坦因在这里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你照办了吗？”
这次是他窃笑了神经很是紧张。后来他妻子谢莉很自豪地对一个团体里面的人说：“是啊他照办了。而且他的确更喜欢了！”
1973年就是我当上首席执行官的那年我任命了加内特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
格罗丽亚·比格斯是一位极受人尊敬的女士也是棕榈海滩和圣彼德斯堡的女编辑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开办《今日报》的时候她就加入了加内特公司。我任命她担任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时报》的出版人时她被人看做是第一位直接从编辑室升到出版人地位的女性。她因此成为报业界名人我们都鼓励她多多参加任何演讲邀请。
比格斯头脑敏捷有很强的幽默感。有一次出席在宾汉顿召开的纽约州编辑者会议的时候加内特公司一位保守的编辑主持演讲后的问答活动他是以这么一个问题开场的：
“大家觉得妇女跟男人一样好比男人更好或者比男人更坏？”
“在哪方面？”格罗丽亚抢过话头。这可把大家笑晕了但也没有赢得多少转化者。
事后《宾汉顿太阳报》的编辑大卫·伯恩斯坦写了一篇报道。他是男性新闻工作者当中觉醒比较早的一位他写道：
“他们所说的一些恶意的话透露出男性在编辑者中间的不安全感……言行举止如同没有结婚的聪明的姨妈但她的闺房刚刚被伯特·兰卡斯特入侵过。”
我提拔比格斯当上我们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从而打破坚冰尽管如此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却没有多少女性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外要求得到提升这让我十分失望。但是我坚持下去了。
人要提升事先不一定想得到
1974年我请《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的社论作家克丽斯迪·巴尔克雷出任《萨拉托加养育萨拉托加人》的出版人。她感到十分震惊。
我告诉她：“你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嗯你的感觉是正常的你是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以前每次提升都是事先想到的你也应该这样以后慢慢就习惯了。”她真的习惯了。
1977年我请《尼亚加纳瀑布报》的编辑苏·克拉克当出版人。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加内特公司的第15位成为出版人的妇女了而出版人是我们报纸里面职位最高的工作。
“会有很大压力。”她告诉我。
我同意她的看法但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压力会落在你头上而不是我头上。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女出版人了所以如果你不称职我们随时可以炒掉你。”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会受到她那个职位上的男性员工一样的对待。她不仅仅很称职而且干得极好。今天她是我们加内特公司的4位地区总裁之一监督管理西部地区的16家报纸。
除这里那里提拔女性员工以外加内特公司还需要基础广泛的宣传活动让全公司的女性和少数团体都受到重视。
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许多男性经理都只是动口不动手的人只是表面宣传他们是从我的前任保尔·米勒那里学来的。他的态度在罗切斯特的报业系统中尤其明显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当过16年的老板。
我问主管分类广告的经理托尼·包德利为什么接听分类广告电话的都是白人妇女──其中大部分都是包德利的朋友们的女朋友──他回答说：
“以前请过一位黑人妇女但是钱袋子越来越瘪了所以后来再也没敢用。”
我后来请了一位黑人妇女叫多莉丝·英格拉姆她是我的两名秘书之一。此后包德利和其他一些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故意将包德利关于员工调换的请求和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请示全都堆在多莉丝的桌上。之后他跟我问及此事我微笑着说：
“很明显多莉丝还没有批准那些请求。”
包德利只得从我的那位黑人秘书那里撤回部分请求之后他的分类广告部的人员组成就完整得多了。
20世纪70年代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在人员提升的事情上面我有两名关键的盟友都是公司高级主管：
约翰·赫塞尔顿他是加内特公司主管人事的高级副总裁他坚信应该实行男女机会均等的制度。还有一位是约翰·奎因当时是负责新闻的高级副总裁是一位对人事十分敏感的人。
奎因、赫塞尔顿和我弄出了一个计划使每个高级主管人员年薪的很大一部分与男女机会均等计划挂起钩来。当事情跟自己的钱包发生联系的时候我们公司哪怕最爱搞大男子主义的男性经理都会明白事情的重要。
我的配偶四处打探
为了鼓励和监督男女机会均等计划我们实施了两套班子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黑人和白人一组女性和男性一组。第一组是临时聘用的咨询人员第二组成为公司的终身高级主管。
作为咨询人员：
＊ 鲍勃·梅纳德是一位黑人新闻工作者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工作后来又在加内特公司工作。他领导新闻教育研究院专门培训准备从事初级新闻工作的少数民族候选人培养后再准备提升他们。
＊ 罗里·威尔逊是一位白人妇女当时嫁给了我。她在佛罗里达州当参议员的时候是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也是男女机会均等计划的支持者。
＊梅纳德和威尔逊到加内特各地的报纸查访四处打听。梅纳德主要向奎因报道而威尔逊主要向我报告。
由于是我的配偶在对男性经理们进行检查结果让一大批经理吓坏了。但是这样一来有雄心的妇女们就受到鼓励她们意识到可以通过罗里和我们的枕上谈话而直接与我联系上了。
梅纳德－威尔逊计划开始以后碰上加内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年会。我在会上做了例行的公司状况报告之后就转到了人事和男女机会均等方面的话题上。
对着200多位高层管理人员我口气坚决、毫不犹豫地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这方面干得不错。有一些却不然。”之后我缓缓扫视满屋子的人说“而且我还知道都有哪些人。”
做得不好的人低下了头或者在座椅里东扭西扭坐立不安。我的样子做得很吓人结果查出一些我本来以为做得不错的人。
现在他们明白我是相当认真的现在到了以长期规划认真对待梅纳德和威尔逊这两名顾问的建议的时候。
为此：
＊ 梅德琳·简宁斯被任命为主管人事的副总裁。这位白人妇女以前是标准品牌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是通用电气的人才她现在是资深副总裁了。
＊ 吉米·琼斯他以前是纽约喷汽机橄榄球队的黑人队员也是杰西中央电力与照明公司的人事经理现在成为我们公司反歧视行动的负责人他现在是主管员工关系的副总裁。
“进步伙伴关系”人事计划已经正式化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简宁斯/琼斯小组都在计划和实施这项方案。
最终结果大为改观虽然速度慢但进展十分稳定。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妇女和少数民族团体开始不断地争取和取得提升机会。话传开了大学校园里和其他媒体公司的很多杰出人才和最聪明的年轻妇女及非白人都来到加内特公司。
消灭关于少数民族团体的神话
《今日美国》为从零开始配备人手的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证明事情是可以办好的而且打破了长久以来一直在重复的一个神话：“我们就是找不到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人手。”
所需要的不过是高层拿出一个方案来新招聘的人员必须有不同性别和种族当然还必须有才干和经验。
根据新闻采编部的人员配备来看《今日美国》的男女机会均等比例从一开始就反映出来我们来看看1988年的记分卡：
＊员工总数：51％是女性24％是少数民族团体。
＊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41％是女性14％是少数民族团体。
1989年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的时候加内特公司的人员构成总体情况是：
＊37，000名员工：40％是女性21％是非白人。
＊在顶层的4类工种──经理、专业人员、销售人员、技术人员当中41％是妇女16％是少数民族人员。
＊在加内特公司报纸中22％的出版人是女性加内特公司的女出版人占到了全美国84名女性报纸出版人当中的1/4。
＊加内特公司的5位出版人是黑人两位是西班牙人两位是亚洲人。
＊在广播电视系列中30％的无线电台总经理是女性20％是少数民族人士。电视台的总经理当中18％是少数民族人士9％是女性。
＊如果没有顶层──董事会做出的表率高级主管人员在人事级别和档案关系上面的进展就不可能实现。
1973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当时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全部是白人全部是男性。
1989年我离开加内特公司的时候董事会的成员情况是：
＊4位女性包括1位黑人。
＊1位男性黑人。
＊1位亚裔男性。
除男性白人以外这些人使董事会的经验和专业技能、思想和地理分布都有了回报极高的多样性加内特公司的领导层现在更能够体现其“观念”的领导地位。
在加内特公司内部我成功地消除了肤色和性别之间的差别但是对于其他媒体大腕我能够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小。
在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我当了14年的会长之后又是主席和总裁那个机构是报业组织的最高机关。
1968年加入董事会的时候那个机构全都是男性和白人构成的。等我升到官员级别并且能够影响或控制人事任命过程的时候有3位女性出版人被选为这个协会的董事。
第一位是《华盛顿邮报》的凯伊·格雷汉姆。我经过一番运作后使她有利地位使她成为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的第一位女性董事长和总裁。
作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尽管凯伊的工作做得不错但她本来应该为别的女性做更多工作的她本人的领导范例就足够有说服力了。结果却不然她的男性同事都返归传统她纵容他们那么做。从那以后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再没有选出过女性高层管理人员。
一般来说新闻记者和编辑人员道理讲得比谁都好但总是没有合适的行为加以印证。在男女机会均等方面肯定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事进展方面的事情都是法庭诉讼的结果而不是眼光远大的领导层主动所为。
让说教者羞耻的事情
最近几年一些媒体所采取的规模最大的行动却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被人起诉因而遭受羞辱。
＊《纽约每日新闻》被裁定有针对黑人记者和编辑的种族歧视行为。据说裁定的结果是赔偿310万美元。
＊美联社因为针对黑人、西班牙人后裔和妇女采取的种族歧视政策而受到200万美元的惩罚。
＊《纽约时报》支付了65万美元来解决一起歧视案件。
＊《华盛顿邮报》被行业协会罚款因为他们涉嫌“根据种族和性别进行薪资歧视”。本书付梓过程中这个案件还搁置在华盛顿特区的人权办公室里。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有些媒体口若悬河地进行宣传对自己的员工却那么保守。
迟至1989年春季《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本·布拉德利和他以前的党羽及当时任《洛杉矶时报》编辑的谢尔比·柯菲还在“女性、男性及媒体”的一次大会上当众发怒。他们的态度是：“那又怎么样？”
同一天晚上大会安排贝蒂·弗里德曼和我本人进行所谓的观点之争。结果答辩讨论变成了一场联谊聚会。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发言与当天早些时候布拉德利的大男子主义和傲慢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后不久怒气冲冲的布拉德利对《今日美国》的编辑部主任约翰·塞根哈勒说：“此事我一定得整一整纽哈斯。我一定得治治他！”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以前把那个婊子养的甩到一边去过以后还会再次弄翻他。
加内特公司在男女机会均等方面所做的工作都应该归功于我的很多同仁他们相信应该这么做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他们始终一贯地执行着这样的政策。
但是当涉及重大目标时我总是身体力行自己去当挖墙脚者。我挖到的两个重要人物是：
＊前第一夫人罗萨琳·卡特她担任了我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卡茜·布莱克她是鲁帕特·默多克办的《纽约》杂志的前出版人她后来担任《今日美国》的出版人并且担任了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吉米·卡特总统刚刚离开白宫我就开始去找罗萨琳·卡特。最开始我去佐治亚州的普雷因斯市拜访卡特夫妇。之后不久我邀请吉米·卡特夫妇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我们在亚特兰大市召开董事会议时举行的午餐会她给各位董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3年8月我第二次拜访吉米·卡特夫妇但她还是在拖我。
卡特总统说如果她决定加入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他会不胜荣幸但此事得由她本人作决定。
还需要有人站在加内特公司的立场上去做些游说工作。当天晚上我给伯特·兰斯打电话他是卡特以前的预算主管到现在仍然是吉米一家的密友。我请他说服罗萨琳接受我的邀请：“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使一直处在舆论对立面的卡特周围的人表达出他们的观点。”
兰斯很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观点。
“我今晚就跟她打电话。我会告诉她说如果这是《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那我就不会跟她提起此事。但是这个加内特公司是一家全部由美国人组成的公司全美公司。”
第二天卡特总统把电话打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
“这是罗萨琳·卡特的秘书”卡特总统说“她希望跟你谈话。”
她接受了从那以后她一直都是加内特公司工作勤奋、积极参与的董事之一。她以前在卡特家的花生农场当过簿记员有商业眼光她的白宫政治视角和私房话都是巨大的资产。
宣布她为公司董事之一的时候一名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问：“你们为什么不邀请卡特总统本人？”
“如果邀请卡特总统本人那我们的董事会就会又多出一名男性白人。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董事了。”我这么嘲弄记者。
大男子信使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