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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领导力量，正式成立地下党支部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导核心。由于当时条件特殊，党支部对内公开，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议。
但当调查哪些同志是共产党员时，我们81个难友中竟然只有时占魁、曹明和我是党员。原来，所有其余同志都是解放后新参军的小青年。其中共青团员也只有钟俊华、周铁行、余国藩、杨守让、袁朝模等十五六个人，剩下的都是非党团群众。在“86”时，他们只能以弟兄会的名义组织起来。而正是这些弟兄会会员在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为了祖国的荣誉，英勇地冲在最前面。
我们当时决定由担任过连指导员的时占魁同志任支部书记，曹明同志任组委，我任宣委。我对外兼任我们81人的战俘代表。同时成立地下团支部，由周铁行任团支书，钟俊华、杨守让为团支委，他们参加党支部扩大会议，作为核心领导。
当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帐篷的北墙上，同志们整齐地排坐在潮湿得发出霉味的草垫上，我们三个共产党员站在党旗下，尽管那盏15瓦的电灯十分昏暗，但墙上的“镰刀斧头”却似乎在闪闪发光。
支部书记时占魁同志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议程：全体肃立，唱《国际歌》。难友们站了起来，室内安静极了，只听见远处传来的阵阵海涛声和铁丝网外美军哨兵沉重的脚步声。我低沉地起了个头，指挥大家低声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大家声音哽咽了，热泪从黄瘦的脸上淌了下来，渐渐地难友们抬起了头，歌声又硬朗起来：“…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大家坐下后，由我代表支部讲话。我先向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着党旗说：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我谨代表远离您怀抱的三名共产党员和全体您的被敌人囚禁在孤岛上的战士向您表示我们对您的忠诚！祖国啊！我们自从被迫远离了您，就像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孤儿。我们在苦难中每时每刻都深深感受到无依无靠的痛苦…”
我刚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背后响起的一片压抑着的哭泣声更加揪疼着我的心，催使我的眼泪汹涌而出。顷刻间，战斗失利，突围不成，大批被俘；鬼子的淫威，叛徒的猖狂，一幕慕重现在我眼前…
一种责任感强使我忍住了眼泪，继续讲了下去：
“今天，我们三个共产党员，81个爱国者，重新在您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做好准备去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我们深深相信祖国始终在关心着我们这些忠诚的儿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始终在支持着我们！我们将把党的理想化作我们的灵魂，用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燃起斗争的怒火，踏着那些在战场上，在突围时，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的血迹，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我举起了右手，握紧了拳头，领读了誓词：
“茫茫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宣誓完毕，我转过身来，先向难友们表示了我们党支部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以及我个人决不离开大家的保证。然后讲了我们目前面临的险恶前途，要求大家紧紧团结在地下党支部周围，共渡难关。
紧接着，曹明代表党支部表扬了弟兄会的斗争精神，肯定了他们在斗争中的贡献，然后宣布弟兄会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从现在起停止活动，今后全体弟兄会会员将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团支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也讲了话，他们激动地表示了坚决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绝不在艰险面前动摇，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决心。
争取成立“回国战俘大队”
第二天，我告诉来送饭的美国黑人士兵说：“我们要向管理当局写封申诉信，请你给我笔和纸。”那位士兵向我看了看，很快取来了一沓白纸，一支沾水笔和半瓶墨水。
我和周铁行一起研究起草了《告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书》，控诉了在“72”、“86”中国战俘集中营内，叛徒特务们违反日内瓦公约，企图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对战俘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罪行，明确表示，我们81人不愿背叛自己的国家，坚决要求回归祖国，希望美方管理当局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尊重我们的个人意愿。最后表示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我们誓死不去“72”、“86”集中营，坚决要求将我们单独关押，成立一个志愿回国的战俘大队。
我随即将它译成英文。中午那位黑人士兵送饭时，我请他替我将信转交给他的上司。他把那封书写工整的英文信正过来倒过去地看了看，吹了声表示欣赏的口哨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一个空白的军用信封悄悄地进来对我说：“你们的信我已送交司令部头头了。你真棒，写得一手好看的英文字，能不能替我写封家信呢？”
我笑笑说：“你不怕我在信上进行赤色宣传吗？”他想了想，回答说：“我不怕，相信你也不会那么做。”
“那你怎么酬谢我呢？”
“我给你一盒烟，行吗？”
我本想答应，又觉不妥，便说：“你知道，你们给的饭太少了，大家老是肚子饿得咕咕响，你能偷着多给我们送些饭菜就好了！”
“这并不难，我把饭压紧些就行了！”他高兴地比着手势说。
于是，我根据他的叙述写了一封给他在加里福尼亚的老母亲的平安家书。印象最深的是他要我在信的最后写上：“去年圣诞节没能回国，今年圣诞节回国的希望又不大了，请老母亲和我一起祈求上帝保佑，让战争早日结束吧！”
从那以后，他送给我们的饭菜果然多了些。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管理当局的答复，一连几天毫无音信。我向警卫要求面见宪兵司令官，他回来说：“司令官让你们等候巨挤岛战俘总管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决定。”我们听了，只好一方面做好充分准备，防止敌人把我们分散开送往“72”、“86”，一方面耐心地等待。
在那些前途未卜的日子里，大家十分不安。党支部决定分头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我的那些四川同乡，从成都、重庆参军的小青年们，包括几位从国民党95军起义合编过来的难友，思想比较单纯，也不大动脑筋。“反正有党支部领着大家干呢！”一闲下来就缠着我讲故事。我们就披上破军毯，围坐在帐篷里，从文天祥蒙难讲到苏武牧羊，从《鲁宾逊飘流记》讲到《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巨济岛上已很冷，当帐篷外海风夹带雨丝呼啸而过，大家更觉寒气逼人，于是就更紧地挤靠在一起。这时，大家静静地听着外面北风怒吼，感到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在这寒风中冻死的……
后来，几个青年团员要求听革命故事，我就讲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讲我1948年到解放区，正好遇上八一建军节，我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聂荣臻等首长接见的情形；讲我又从解放区回四川搞学运、农运、匪运，和在邛崃山区打游击的故事。
尽管当时我也才22岁，但每当我看见在这些小兄弟那毫无血色的脸上绽出笑容时，看见那些尚带天真稚气的眼睛里闪耀出向往真理、向往自由、向往祖国的光彩时，就又高兴又心痛！
誓死不进72集中营
到了11月初，眼看一个月的拘留期限快到了，我们紧张起来。党支部研究决定，为了再次表示我们不去“72”、“86”的决心，我们再一次向管理当局和菲茨泽拉尔特上校递交一封态度坚决的英文信。信中表示：如果管理当局不顾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回国志愿，一定要强迫我们去“72”、“86”，那就只能将我们的尸体抬进去！我们到时候将不得不被迫和押送的美军以死相拼！
在送交这封信之前，我把信的大意给全体难友讲了，并请大家在信上签字按了血手印。党支部还决定：一旦美军来押送我们离开拘留所，大家要手挽手紧紧扣在一起。到了“86”或“72”大门口，大家就抱成团围坐一起，敌人真要上来强拉硬拽，那就奋起夺枪和敌人拼了。大家群情激愤，一致表示拥护支部决定。曹明组织大家反复进行了行军编队和夺枪搏斗演习。王刚、岳大洪、陈昆、陈其武等原弟兄会的领导表现了出色的格斗本领。
11月10日，就在我们拘留期满一个月的那天一早，大约20名全副武装的美军来到小铁丝网门口，一个少尉打开门叫我们列队出去。
我们几个领导人互相看了看，紧紧地握了握手。曹明下令按预先安排好的小组排成四列纵队，比较身强力壮的难友都排在两旁保护体弱和有伤的难友。站在最前面的是王刚、岳大洪、陈昆和陈其武。
我和曹明带着队伍走上公路。押送我们的美军如临大敌，手中的卡宾枪全都上了刺刀，看着这个阵势，我们知道将有一场恶仗等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大家，每个战友的脸色都那么沉着，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刚强劲。那个最爱听我讲故事的大眼睛小鬼钟骏骅还朝我笑了笑！
啊！我的可爱的骨肉兄弟们，我没能和你们同生，但愿和你们同死！
当我们被押着沉默地走了大约一个钟头后（在我们的感觉上真比十个钟头还长），前面赫然看见了“72”集中营的大门，就是那个对每个中国战俘来说都是地狱的大门。
我和曹明对看了一眼，他便按预先约定的暗号摘下帽子擦汗，让全体战友做好战斗准备。我听见了一阵轻微的骚动，然后又迅速平静下来。
在快到“72”门口时，我大声咳嗽停了下来，后面也立即停下脚步。
我向旁边押送的美军士兵说：“我有事要找负责押送的少尉。”
“不许可！最好闭上你的嘴！快走！”他一边骂一边用刺刀向我逼来。“
我们又慢慢地移动脚步，那个少尉赶了上来问：“WHAT‘STHEMATTER（怎么回事）？”我趁机问少尉：“请问阁下是否知道我们给菲茨泽拉尔特上校的信？他有何指示？”
“我不知道，我只是执行宪兵司令部的命令！”
“那究竟打算送我们去哪里？”
“到时候你们就清楚了！”
说时迟，那时快。说话间我们已来到“72”大门口，少尉喊了声“STOP！”（停下！）曹明立即打了个手势，我们哗的一下迅速靠拢围成一团，敌人还未反应过来，我们已全部手挽手紧靠一起坐在马路中间。我被曾德全推到里层，孔武有力地护在了前面。
这时“72”大门打开了。几个美军已扬起了枪托。我立即向少尉高喊：“如果你们胆敢强拉我们进去，我们只有以死相拼，这是你已经知道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负责！”
那个少尉后退一步，看了看我们的阵容，向他的士兵挥手示意，全体美军立即围上来以刺刀相逼。
我又喊：“少尉先生！你如果真下令动武，我就下令我们81个人来抓你一个人。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一口气，咬也要咬死你！”
少尉惊恐地后退了，示意美军把刺刀放下来。他犹豫了一下，便走进“72”去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让“72”的“PG”队员把大门关上，又走到马路对过的“71”号集中营大门口，对那里的美军总管说了几句话。
“71”的大门打开了。他走到我面前说：“我算是认识你们这些不要命的中国人了，你们胜利了！到‘71’去吧！你们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国大队。”
我立即站起来，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大家忍不住欢呼起来！
大家站了起来，在两排美军士兵充满尊敬的目光注视下，手挽手排成四列纵队雄赳赳地进入了71号集中营。
就这样，通过自己团结一致以死求生的抗争，我们争取到了两年多战俘生活中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第九章 “71”——巨济岛上的小延安
苦难中会师
1951年11月10日上午，我们81名来自86集中营的死硬“共党分子”被押送进71集中营。首先见到的是大门左边最靠公路的一个铁丝网里的朝鲜人民军战俘，他们显然看见了刚才我们在“72”大门外的那一场抗争，他们中有一些人站在铁丝网旁向我们竖起大拇指表示钦佩。被俘以来，我第一次同这么多朝鲜人民军战友关在一起。他们几个月前也在“72”，因支持中国战俘的斗争被押送到这里来了。
“走过这第一个”朝鲜人大队“，广场左边第二个被隔开的是个空闲着的铁丝网圈。我们被带到广场左边第三个铁丝网圈前。
71联队的美军总管打开了小门，回过头来点了我们的人数，从押送我们的少尉手中接过我们的战俘卡片，核对了一下数目，便挥手让我们进去，又随手把小营门锁上。
小营内只有一座铁栅顶的大房子。我们进到铁棚房子里，环顾了一下这个可能是做过仓库的水泥地面的大房子，感到一种新的、比较自由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互相看着，像猛然醒悟过来似的一下子拥抱着跳了起来，任胜利的、欢乐的泪水在脸上流淌。
忽然，我们全都静了下来，我们全都听见了整齐雄壮的歌声，是《解放军进行曲》！听，“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天呀！这是怎么回事？是天上传下来的仙乐么？
不，就在附近，就在房子的后面！
我们一下子拥出了后门，看见了在右侧的铁丝网后面整齐地排列着100多个中国战俘，是他们在朝着我们唱呢！
我们全都扑向铁丝网。开始，大家还呆呆地看着他们，紧接着我们有人哽咽着合唱起来，紧接着铁丝网两边的歌声汇合成了一片。
…从不畏惧，决不屈服，勇敢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一切都清楚了。
在对面的队列中，我看见了我最熟悉的战友们的面孔，有从川西地下党游击队时就在一起战斗的团宣传队干部马有钧，有从温江军分区文工队就在一起的团宣传队导演骆星一，以及538团宣传队指导员南阳珍…其他难友也都各自看见了自己部队的上级领导和战友。
于是，歌声刚一结束，两边的战友就隔着一层铁丝网热烈地握手，拍肩，拥抱，顾不得手被铁丝尖划破流血，顾不得铁丝尖扎进自己单薄的衣服里！
马有钧握着我的手，泪光闪闪地说：“我们也刚从‘72’军官大队杀出来，这半年多在‘72’受的罪一言难尽！刚才看你们被押进来，还以为你们是美国鬼子派来整我们的PG队呢！我远远地瞧见你走在头里，就说不像是叛徒队伍。大家还不放心，决定唱个歌考察一下你们。好了，这下好了，咱们又战斗在一起了。咱们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更不怕敌人搞鬼了！”我含着泪花直点头。旁边有的难友竟隔着铁丝网抱在了一起痛哭失声！
这时，只听见一声高呼：“同志们，战友们，请安静，我说几句话。”
大家逐渐安静下来。讲话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戴着银丝边眼镜的青年人，个了不算高，却气质不凡。
马有钩低声介绍说：“这是××军的营教导员孙振冠。”啊，孙振冠！他正是釜山第10收容所朝鲜人民军军医崔成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