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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激动地站起来，看了看我的这些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又坚贞不屈的战友们说：“同志们，这次斗争关系到咱们的前途、命运，更关系到祖国和党的荣誉。我们决不能让美国鬼子的这个政治阴谋得逞，也决不能任凭咱们部队中这些民族败类肆意歪曲我们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形象！即使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希望大家下去立即动员咱们的爱国力量。今晚一定要把那面狗牙旗烧掉，力争把叛徒们都抓起来。我将向史密斯上尉控告这些坏蛋一贯为非作恶，激起众怒，请他将这些肇事分子调离‘86’，以保证我们联队的安全。”
大家点头称是，立即回到各自大队，分头准备去了。
我回到联队部，史密斯正在神色不安地看一个文件。见我去了，立即把文件递给我。
只见那份英文打印件上写着：“致第86集中营总管史密斯上尉：据悉您营内的中共分子将于今晚举行暴动，我已命令海军陆战队做好一切防范准备，请通知全营战俘今晚将实行戒严：当发出第一声警报时所有在帐篷外的人必须就地立正，第二声警报后必须立即回到帐篷中去，否则格杀勿论。”在文件上署名的是联合国军巨济岛战俘营司令官菲茨泽拉尔特上校。
史密斯接着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耸耸肩说：“我也奇怪怎么一点暴动的迹象都没见到，我甚至怀疑那些共产党人真会如此幼稚，不想想即使拼命翻出了铁丝网，也不可能游过几千哩到达中国海岸。”
“不管它究竟怎么回事了，你马上把菲茨泽拉尔特的命令传达下去吧！”
就在我请通信员通知各大队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前来听取命令时，营外公路上传来隆隆的发动机声，几辆满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装甲车开了过来。士兵们拿着铁锹下了车，在铁丝网周围以大约20米的间距散开，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挖开了机枪掩体。
我心中暗暗叫苦：“敌人已经为在‘86’升国民党旗做了周密的布置，今晚的夺旗斗争将是一场流血斗争！”
我在传达了杜德准将的命令后立即到四大队找曹明等同志研究了新的形势，我们决定先叫小李力争把旗子偷出来烧掉，不管成不成都要以四大队为主力。以路灯亮时为信号，突袭团警备队，力争在美军发觉之前解决战斗！
晚饭前，我回到联队部帐篷，正准备开饭，忽然传来一阵喊叫：“抓住他！抓住他！”
我刚站起打算出去看个究竟，帐篷门一下被冲开，钻进一个人来。我扶住一看正是小李，忙问怎么回事？他喘着气说：“快！快把我藏起来！他们要抓我！”
我急问：“他们看见你进这个帐篷了没有？”
“没，没，我绕着弯过来的。”
没等他说完，郭乃坚已把他拉往“贮藏室”，将他塞在杂物堆里，拿许多军毯将他盖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刚端起饭盒，五六个带“PG”袖章，拿着狼牙棒的警备队员进了我们的帐篷，东张西望地找人。
我满脸不高兴地问：“你们这是来查看我们在偷吃什么罐头肉吧！”
一个狗腿子赶快弯腰说：“不敢不敢，我们在抓一个共党分子，像是跑到你们帐篷这边来了！”
“那好办，我们联队部的人都在这里，请搜吧！”我笑一笑说。
狗腿子们伸头往“贮藏室”看了一遍，扫兴地走了。
我让通信员杨永成在外边放哨，进“贮藏室”把满头大汗的小李拉出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已经把狗牙旗偷到手并且已经塞进伙房的灶火里烧掉了，不幸的是正在他烧旗时，被伙房的一个坏蛋发现，告了警备队，这就追着抓他。
“你干得太好了，但这里也不保险，等天黑到四大队去躲起来就安全了。”
我心想：事情闹大了，坏蛋们决不会善罢干休，今晚这一仗将决定“86”的命运。我们的力量是足够打垮联队警备队的，就看美军当局是否亲自出面支持叛徒们了。我不安地等待着战斗时刻的到来。
太阳终于向西边山背后落下去了，夜幕从大海中翻越山顶漫了过来。
路灯亮了，我钻出联队部帐篷，站在坡上，觉得心跳得厉害，我看见大约有100多位战友从四大队、一大队的帐篷里钻出来，弯着腰，手里拿着帐篷杆子、石头往联队警备队方向聚集。
突然有人高喊：“冲啊！”顿时，巨大的“打死叛徒！”、“打倒卖国贼！”的怒吼冲上夜空，惊慌失措的站岗的狗腿子们抱着头后退了。小铁丝网门被冲倒了，战友们冲了进去，扑向狗腿子，有的抱在一起互相撕咬，有的双方撕扭滚在地上，一个人骑上去又被另一个翻下来。捧棍相碰，拳脚相击，一场混战在厮杀声中激烈地进行着。
就在这时，大门外美军警备车上的警报响了，凄厉的声浪盖过了喊杀声，几辆装甲车开进了营门。大约一个连全副武装的美军下了车，一面持枪跑步向武斗地点包围过去，一面高声喊着“STOP！STOP！”（住手！住手！）武斗双方都被迫停了下来。
我看见高大的史密斯上尉在几个美军的陪同下向联队警备队住地走去。不久，戴有“PG”袖章的警备队员全部出来列队坐在广场上。而我们的人被美军轰回各自的帐篷。
我想：糟了，我们的人一旦被分散，再集中起来就难了，怕要被各个击破。
这时，联队警备队一个中队长跑来喊：“张翻译官，史密斯上尉请您去！”
我随他到达时，史密斯上尉正站在“PG”队员前面，而美军武装人员集合在一旁待命。
史密斯对我说：他要对“PG”队员下命令，让我翻译。他接着发布了命令，大意是：“联合国军当局委任你们负责维持战俘营内秩序，你们平时管理不严，以致发生今晚的暴乱。现在我命令你们将主要肇事者给我找出来，宪兵司令部将审讯他们。我调来的美军将在必要时协助你们。”
这样的命令我决不能翻译出来，便说：“史密斯上尉说你们都是中国人，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打架！今后不允许再互相殴斗，不论是谁，打伤人要坐牢，打死人要偿命。”
我刚“翻译”完，狗腿子中就有人喊口号：“共党分子要暴动！”又有人喊：“张翻译是共党，我们不要他翻译！”
史密斯问我他们喊什么？
我说：“他们表示坚决执行上尉命令，请上尉放心。”史密斯做了个抓人的手势：“那好，现在立即行动！”
警备队长周演达站起来布置说：“别听张翻译的，咱们去把共党暴动分子抓起来再说，一中队去一大队，二中队去四大队！按我给你们的名单搜捕。”
史密斯让我陪他去联队部等着押送人去宪兵司令部。史密斯坐下来，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掏出烟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掏出一支扔给我。我却把烟拿在手里忘了划火柴，为自己无法保护战友们而心急如火。
不久我就听见叫喊声和鞭笞声从旁边的小铁丝网里传出来，我从窗中里看见一些“PG”队员已经抓了不少人在那里拷打，广场上还陆续有我们的战友被反剪着手挣扎着在探照灯光下被狗腿子们押送到小铁丝网里。而站在广场上看热闹的美军士兵，有的在吹口哨，有的在喊：“NUMBERFUKINGONE！”（他妈的，顶好！）
从小铁丝网里传来的惨叫声愈来愈高，我终于忍不住对史密斯说：“上尉阁下，这样下去恐怕要打死人。真死了人恐怕会给您，也给联合国军带来麻烦。”
史密斯仔细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好吧，我们去看看。”随即走了出去，我跟着他到了小铁丝网前面。
史密斯对站在门口督察的周演达说：“停止惩罚！”我翻译了上尉的命令。周演达看了看我的脸色，扭过头去喊了声：“史密斯总管让留他们一条狗命，弟兄们歇会气吧！”又回过头来，幸灾乐祸地对着我狞笑。我极力忍住了想向这条癞皮狗的小白脸狠狠地挥上一拳的冲动。
大门外传来了宪兵司令部囚车的刹车声，史密斯上尉便让我传令将已经被抓来的约60名“暴乱分子”押上囚车。
当我看见头破血流的战友们被押过我身边走向囚车时，心里痛苦异常。
我对史密斯说：“这些人伤势很重，是否先送医院包扎一下，以表明阁下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史密斯听了笑笑说：“OK，按你的意见办。”便向押送囚车的美军做了交待。
我接着要求说：“那我陪他们去一趟医院替医生做做翻译工作吧！”
史密斯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张，我知道你是同情这些共党分子的。你要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我镇静地向他说了声：“再见！”便随着战友们上了囚车。
坐在不透气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在黑暗中紧握着半躺在身旁的不知名的战友的手，在汽车的颠簸和轰鸣声中心潮翻腾：“我就这样结束了在‘86’的斗争？我完成了赵政委的嘱托么？明天叛徒们没法升狗牙旗了，要是没有美国鬼子进来，我们这一仗肯定能打赢！今后‘86’更加困难了，我们那些还没有暴露的留在‘86’的斗争骨干担子更重了…”
第八章 “刑事罪犯”
成了“刑事罪犯”
1951年10月9日晚，我们被押送到巨济岛64野战医院，美军医生和人民军战俘医生给被打伤的战友做了简单的包扎治疗。除了两位已不能行动的重伤战友被留下观察外，其余的人当天深夜又被押上囚车送到美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里有兵营，有办公用铁皮房子和几个互相隔离开的关押犯人的小铁丝网，它们坐落在一处较平坦的山沟里，在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里只有两个帐篷。
第二天清晨，我看见对面约50米远的小铁丝网内走动着一些戴人民军帽子的朝鲜同志。我挥手向他们示意。他们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用朝鲜话喊：“你们是中国同志么？怎么也成了‘刑事罪犯’，关到这里来了？”
我能听懂但说不好朝语，只能生涩地回答：“我们打了叛徒！叛徒大大的坏！”
这时戴白盔的值岗宪兵过来大吼：“混蛋，闭上你的嘴！”
我还是喊了句：“金日成将军万岁！”在我进帐篷时听到对面喊了句：“毛泽东万岁！”
早饭前，又一辆囚车停在拘留所前面。我们都拥向铁丝网，押下来的果然都是“86”的战友，有20多人，是昨晚我们被押走后又陆续被抓起来的斗争骨于，其中有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时占魁等领导人。
看见他们也是遍身伤痕，大家又禁不住义愤填膺，特别是他们带来了王少奇同志被叛徒毒打致死的消息，不少人哭出了声。昨天晚上，王少奇烈士第一个冲进团警备队。打了周演达。他是为了捍卫祖国荣誉而英勇牺牲的！
上午，一位宪兵进来问：“谁是张翻译？跟我出来！”大家怕我被单独送回“86”，也不愿我离开他们而去。我在战友们担心的目光下跟他走进办公室，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黄皮肤蓝眼睛的美军中尉。他示意我坐下，自我介绍说：“我是C。I。D。（美军刑事审讯科）的审查官，负责调查这次流血事件，根据史密斯上尉介绍，你可以为我担任翻译，请你协助我。”
我松了口气问：“您准备如何进行这次调查？”
“让我们先从受伤最重的人开始吧！请领他们逐个地来回答我的问题。”
我立即回去和时占魁、曹明商量，决定安排一个顺序，先找表达能力强的同志去，召集大家简单讲了怎样统一口径回答问题：要控诉联队警备队一贯横行霸道，任意打人、抓人，克扣大家的食品，激起众怒。这次流血事件又是他们无故抓人去酷刑拷打引起的；控诉他们这次又打死了王少奇，打伤了我们这么多人。大家要一致要求严惩杀人凶手，把警备队主要头头送往监狱服刑。
审讯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每个人都被问到了，做了审讯记录。好在是我担任翻译，对有的战友回答得不完全或不妥当的，我翻译时都给予了适当修改补充，但我在态度、用语上完全采取了不偏不倚，就事论事的做法。
审讯结束后。审讯官对我表示了谢意并和我聊起天来。他问了我的家庭和上学情况，对我出身“基督教、高知家庭”，又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很感兴趣，便谈了他自己的情况。
原来他的母亲是美籍日本人，他姓布莱克，也是从大学法律专业学成后出来当志愿兵的。他本来只希望到母亲的故乡日本看一看，没想到朝战爆发来到了朝鲜。他说很高兴到战俘营来工作，这里比前方安全。
我就势跟他谈了在战俘营内，美方不恰当地任用了一些坏人担任俘虏官，这些入仗势残酷欺压一般战俘，引起反抗，造成战俘营内的动荡不安，希望他能运用自己的影响，协助解决这个问题。
他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但我无能为力。你知道我们的官方政策是要支持那些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的战俘，而这些人往往很坏。我本人是讨厌那些没有骨头的背叛者的。我只能在确实查出杀人凶犯时，从军法角度提出惩办他们，但最终决定权在我的上司。至于这次流血事件，我将如实上报，你的伙伴们没有责任，要惩办的凶手是那个‘PG’队长。”
“那么，对我们这些人将如何处理？”
“按美军军法，严重肇事者将作为刑事罪犯被拘留一个月，你们可能一个月后再被送回中国战俘营。”
临走，他送给我两盒“金骆驼”香烟、两块巧克力作为酬谢。还说：“你的工作是出色的，公正的，今后不管你到哪个战俘营，只要是我来审讯中国战俘的刑事案件，一定再请你担任我的翻译。”
我对他的信任表示了感谢。回到帐篷，我把烟和糖送给大家分享了。“金骆驼”当然远比集中营发的那种无牌号的朝鲜烟好抽得多，更何况自从拘留到此后，已多日“断炊”了。我们81个难友一支一支地轮流抽了好几天，都觉得那似乎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1985年春天，我作为北京市科协考察团成员到香港访问，偶尔见到美国“骆驼牌”香烟，却怎么品味也找不回当年那种让人腾云驾雾的感觉了！）
成立地下党支部
当我从布莱克中尉那里了解到我们这些“刑事罪犯”拘留期满后将被送回“86”，甚至“72”集中营的情况后，感到形势十分严峻。我们的政治面目已完全暴露，无论是去“86”或“72”，都只能被叛徒们严格控制隔离起来并将遭到残酷折磨，直到肉体被消灭。尽管我个人还可能在“翻译”的位置上免受皮肉之苦，但再想以“中立”面目应付美军总管和叛徒们是不可能的了。我的行动将被严密监视，开展斗争将极其困难！
审讯结束后第二天，原来留在野战医院观察伤势的两位战友被押送到拘留所来了。他们讲了从最近两天由“86”送到医院去住院的“熟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自10月9日流血斗争之后，叛徒们继续以“清查暴动分子”为名大肆搜捕我地下组织成员，撤换了不少“俘虏官”，基本上完全控制了集中营的内部政权。
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大家的不安。我把时占魁、曹明、钟俊华、周铁行等同志找在一起，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大家决定为保存这批可贵的骨干力量，立即向管理当局表明誓死不去“86”和“72”，坚决要求单独成立一个小战俘营。
我提出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