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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九点钟左右，我看见两个狗腿子押着一个行动艰难的老头儿走下来了，那样子有点像赵政委，可又不太像，等走到跟前再仔细一看，原来真是我们团的赵政委！
狗腿子们先向我点头哈腰地打招呼：“大队长，您在这儿看病哪？”
“这是谁？还麻烦你们送来看病！”
一个狗腿子说：“嘿，是条大鱼！”
“什么病？”
“他今天一早就喊肚子痛，尽往厕所跑，看来是吃多了，哈哈！”
“好吧，你们在外面歇会儿，我带他进去看看是真病还是假病！”说完扔给他们一人一支泰勒上尉送给我的“金骆驼”牌美国香烟。
我把赵政委引进了医务室，又领进用白布帘隔开的检查间。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时，我转过身来紧紧地用双手握住了赵政委的手，看着他变得十分苍老衰弱的脸，我心里说：“我的政委，你受苦了！”在敌人集中营内重逢的痛苦和对我的团党委书记的担心与思念，使我不禁流下泪来。政委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们好一阵相对无言。我擦干泪低声说：“政委，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我先送您到伤病战俘集中营去养伤治病，我会去看您的。”于是我把他引到崔成哲医生桌前。
崔大夫见我领了“病人”来便会意地点点头，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然后按我们事先的约定在诊断书上写了“病毒性痢疾”的诊断。在他报告了泰勒上尉之后，特别害怕传染病的泰勒立即摇电话要救护车把赵政委送进了伤病战俘集中营。在那里，中朝难友们经过共同艰苦斗争，已经迫使坏蛋们请求“病愈出院”，从而掌握了营内管理权。赵政委总算暂时摆脱了叛徒们的控制与迫害。
过了几天，我带着掏粪队来到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见到了赵政委。这时，他已经理了发，换上了病号服，显得精神多了。
在他的行军床前，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被俘经过和被俘后两个月来的情况。最后，我拿出由我起草，方向前、曹友等同志共同研究了的爱国主义小组的章程向他请示。
政委看了很高兴。他深沉地看着我说：“敌人可以俘虏我们的肉体，却夺不走我们的革命精神，我相信咱们部队的大多数战士和绝大多数党员不会叛变。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主动积极地跟敌人斗，和叛徒斗，我的信心更足了。你们就坚决地干吧！我支持你们！”然后就一些具体斗争策略给我做了详尽的指示和建议。
我是多么激动呵！不管怎么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依靠。以后，我就经常自己带队去伤病战俘第三收容所掏粪了。
使我十分高兴的是我在第三收容所还碰到了闹胃病住院的姜瑞溥，我的第一个爱国主义小组成员，刚两个来月没见他，他似乎一下变成大人了。他告诉我他在第三收容所已经发展了两名小组成员，告诉我在各个伤病战俘收容所里，中国战俘表现都不错，特别是我们师的连级干部李喜尔和韩子建挖地道出去和游击队联系，被鬼子抓回来毒打都没有屈服。我听了很高兴，要他好好向这些党员干部学习，并告诉他我的团政委已来到这个收容所。随后，我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政委，请政委直接领导他斗争。
女难友
七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午休，泰勒到大队部帐篷里来喊我：“快起来，张，你们的一个女兵送来了，赶快去替她登记卡片。”我一翻身爬起来急忙跟他走出去。走到半路，他又停下来说：“等一等，你去叫布朗少尉，从我的日供应餐里给你一个罐头带来，你该好好招待一下你的女同胞哩！”于是我跑到布朗住的办公室拿了一筒罐头就向泰勒的办公室赶去。
一进门果然靠桌子站着个姑娘，顶多有十六七岁，尽管穿着一身志愿军的男军装，也没有长发露在军帽的外面，却掩盖不住她少女的窈窕身姿。这又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我难以想象单独一个女同志怎么度过战俘营里艰难而又阴暗的日子！
我把土豆牛肉罐头打开，泰勒又亲自冲了杯炼乳放进一块方糖，一齐送到她跟前。我亲切他说：“你先坐下吃点东西吧！”她看看我，坐下来急切地吞食。等她吃完，我一边问她一边替她填写战俘登记卡。原来她叫小丫，16岁，四川人，是我师卫生队的护士。我问她怎么刚被俘？她告诉我她病了，没跟上突围队伍，5月底就躺在担架上被俘了。好在她头发已剪得很短，又穿着男军装、敌人没看出她是女孩子，在前方医院里病好后就女扮男装帮助照看伤病战俘两个月。后来还是被敌人发现是女的，就被送来了。
“和你起被俘的还有其他女同志没有？”
“当时和我起的还有三个女护士，敌人一来都冲散了，不知她们是不是也被抓住了？是不是都送来了？”我告诉她到现在为止只来了她一个。她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我赶快说：“别哭，别哭，别让美国鬼子笑话！你并不孤单，我们大家都会关心你的！”
这时泰勒嚷了起来：“你怎么使她伤心了！告诉她，战争一结束她就可回到她妈妈身边了！现在你带她到女战俘营去吧！”于是叫了一个卫兵押送我们两个去女战俘营。
路上，我把泰勒说的话告诉了她。她低下头说：“我从小就没妈妈了，我是跟婆婆（祖母）长大的！”呵！还是孤女！我轻声告诉她：“朝鲜女同志们都很好，会待你像亲妹妹一样！你要好好向朝鲜大姐姐们学习，学会说朝鲜话，唱朝鲜歌，学习她们的斗争精神。等到和谈签字了就可交换回国了，再苦你也要坚持下去！”她听话地点点头，又抬起泪眼对我说：“你可要常来看我啊！”我肯定地点点头。
我们到了女战俘营，一下就被朝鲜女难友们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地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她。一位戴着“大队长”袖章的女同志挤了进来，原来就是那位指挥女声合唱的同志。她痛惜地抱着小丫，说：“小妹妹受苦了！你就跟着我吧！”说完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大队长，你放心。我是延边朝鲜族的中国人，原在解放军四野部队当文工团员，去年才调回朝鲜到人民军参加战斗，我会照顾她的！”
我说：“那就拜托你了！大队长，你叫什么名字？”
“朴贞玉。”
于是我对小丫说：“我该回去了，你就好好跟朴大姐在一起吧！”
小丫又无声地哭了起来，我用袖子替她擦擦泪水，说了声：“我一定会常来看你的！”就离开女战俘营和押送我的美军一起回去了。
我不敢回头看她那孤苦无告的表情，但愿她在朝鲜大姐姐们的帮助下很快坚强起来！这以后，我又给自己增加了亲自带队去女战俘营掏粪的任务。
一次，我刚带队进到女战俘营，朴贞玉就跑上来面带喜悦地告诉我：“小丫表现可好了。前天我们为纪念‘八·一五’光复纪念日，唱了《金日成将军之歌》。美国鬼子用毒气弹镇压我们，昨天我们绝食抗议。美国兵进来把大家都赶到大太阳底下强迫我们吃饭，我们坐在那里，面对着热气腾腾的米饭，一动不动。后来小丫忽然站起来进了帐篷，我们都吃了一惊。那个美军女少尉特别高兴，盛了饭菜给她送去。哪知小丫一巴掌把饭打掉在地上，大声喊：”你们凭啥子让我们晒太阳！‘气得女鬼子打了她一耳光，小丫捂着脸瞪着鬼子，倒把那个鬼子吓得退了一步，悻地走了。小丫真是好样的！“
已来到我身边的小丫听着，害羞地笑了。我真愿看到她那难得的笑容。我说：“小丫，你给咱中国人争了口气哩！”她更不好意思了。
准备转移阵地——到巨济岛战俘营去
1951年9月中旬，我所在的第10号集中营里陆续从前方送来的战俘已近500名。泰勒告诉我，他打算把他们作为一批送到巨济岛去，又说：“在巨济岛上第72号和86号两个中国战俘营已集中了将近两万名志愿军战俘了。岛上朝鲜人民军战俘闹事，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为此很生气，还是你们中国战俘好，不爱闹事。现在板门店和平谈判已经由于战俘是否自由选择回国志愿的问题搁浅了！你们中国战俘有不少人表示愿意去台湾呢！你自己怎么打算？”最后，他提出了问题。
“我的未婚妻在国内等我回去，我怎么能去台湾呢！”我认真地回答。泰勒笑笑，拍拍我的肩头走了。
第二天我立即带掏粪队去见赵政委，把泰勒说的情况汇报给他。我提出自己应该尽快到巨济岛去投入更大的斗争的想法。赵政委沉吟良久，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告诉我一定要争取到第86号战俘营去，他说：“第72集中营是个老战俘营，已经被叛徒们掌握了。第86战俘营还没有被叛徒完全控制，你去后和咱们师的宣教干事金甫（原名张城垣）同志联系，告诉他：我让你去和他共同领导‘86’的地下组织，展开夺权斗争。”
我回到10号战俘营后，立即向泰勒请求送我到巨济岛去。
“什么？你要去巨济岛？你不知道岛上要比这里苦得多么？我都不愿去呢！”他吃惊地问我。我只好撒谎说我还有个弟弟也被俘了，我想到岛上去和他一起，好照顾他。泰勒很惋惜地同意了。
于是我给方向前、曹友布置了留在釜山继续斗争的任务。
当晚，我去和崔成哲拥抱告别。他还提出如果在岛上遇见一位名叫孙振冠的教导员，一定要替他问候，说那是他遇见的最值得敬重的中国兄弟。
第二天，我又去伤病战俘收容所向赵政委和姜瑞溥告别，请姜如有可能设法照顾一下小丫姑娘。
最后，我到女战俘营和小丫告别。鼓励她坚强地和朝鲜大姐们一起坚持斗争，说我将设法托人带信给她。小丫哭了。我请朴贞玉尽量照顾和帮助她，朴贞玉也含泪和我握别。
1951年9月13日，我和近500名难友被押送往巨济岛。我们先坐汽车到达釜山港口。海港里军舰林立，码头上紧张繁忙，巨型塔吊正卸运军火，坦克和机械化步兵从登陆艇那张开的巨口中吐出来开上码头。
我从中看到美国的战争机器正在高速运转，并深深感到这一仗打败我们的并不是美军的精神、气质，而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实力。“如果以我们的苦难和牺牲能够换来祖国早日繁荣富强，也就心甘情愿了！”我望着翻腾的大海，痛苦地思索着。
敌人把我们押上一艘大登陆舰艇，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我挤坐在透气用的弦窗附近，在轰呜的轮机声中，回顾被俘后两个多月的经历，觉得自己的斗争成效甚微，甚至还没有真正和叛徒们正面交锋。所幸方向已经明确，环境有所了解，并找到了组织领导。我正想着心事，忽然听见一个难友喊了声：“快到了！”我站起来从弦窗中望去，看见矗立在茫茫大海中的巨济岛那黑沉沉的锯齿形轮廓。船离海岛越来越近了，汹涌的海浪怒吼着冲上岸，撞击着岸边陡峭磷峋的岩壁，溅起了狂暴的浪花。
我不禁心潮澎湃：啊，你这从古代高丽王朝起就用来流放囚犯的死亡之岛，今天竟又囚禁了两万名中华儿女！怒海狂涛似乎预示着一场严酷斗争将在这座孤岛上掀起！
〖摘自《战俘手记》，张泽石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柴敏毓输入，待续〗
第七章 在巨济岛掀起大规模斗争
孤岛印象
押送我们的登陆艇一抵达巨济岛港口码头，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岛上的气氛要比釜山紧张严厉得多！
好几艘站满了荷枪实弹的美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巡逻艇向我们停靠的地点围过来。码头上还有手持卡宾枪的岗哨排列在我们上岸的地点附近。
在不远的地方有不少战俘在被吆喝着搬运那堆积如山的粮袋和美军用的装备物资。他们那在烈日暴晒下不堪负重摇摇晃晃的身姿，向我们无言地控拆着岛上严酷而沉重的集中营生活！
美军押着我们这近500名战俘沿着伸向海岛腹地的公路走去。越过一个小山口，一座密密麻麻的帐篷城展现在我眼前。它们散布在前方那狭长的盆地之中，其规模之大，戒备之森严远远超过釜山的集中营！
当时我还不知道：一年前美军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半岛的蜂腰后，曾俘获了朝鲜人民军十多万人；也不知道志愿军在入朝以后也竟有两万多人被俘。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我：这么多中朝儿女身陷囹圄，这场战争远比我亲身体会到的更为酷烈啊！
我们这个步履沉重的长长行列默默走过一座座集中营。每个集中营大门口都挂有该集中营的编号牌，从第60号开始往上排列。
时逢正午，烈日当空，除了集中营四周的游动岗哨外，几乎见不到人影。像长城上的烽火台般排列着的岗楼，高耸在“帐篷城”的四周，加重了地狱的气氛。
忽然迎面走来了一队抬着大铁筒的战俘队伍，全都穿着红色短袖衫和短裤，上面印有又黑又粗的P。W。字样。那身腥红衣服的颜色在黑色铁丝网和绿色帐篷的背景上极其刺眼，加上他们那蓬头垢面、干瘦黝黑的模样，使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演马戏的猴子。
在我们两支队伍擦身而过时，他们身上的汗臭味混合着粪桶里的臭味冲我们扑来。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押送这些“苦力”的，除带枪的美军外，还有手提棍棒、身着同样囚服的战俘！这些工头儿们竟用中国话吆喝着：“他妈的，别磨蹭，给我快点走。”
那些“老战俘”汗流浃背，艰难地移动着脚步。当他们抬头看见我们这些“新战俘”时，那充满悲愤的目光，那欲言又止的表情，使我深受震动。他们的心在滴着血哪！
显然，这些苦力就是72集中营的难友了，而“72”已经被叛徒们牢牢控制了。
我们会不会被押送到“72”去呢？万一我们被送到那里去该如何开展斗争呢？我用什么办法联络那里的自己人呢？路上我紧张地思考着这些问题，不觉来到了“72”集中营大门口。前面的队伍并未停下来，看来我们不会被送进“72”了。
我松了一口气，一面走，一面朝这个集中营里观察。在它的大门口内有一块影壁，前面立着一个不大的白色塑像。仔细一看，原来是自由女神像，只是塑得太拙劣了，女神那暗淡无光的表情，似乎在哀叹着自己也被关进了牢笼的可悲命运！我怀着对叛徒们的厌恶走过了72集中营。
一路上，那个自由女神的影子，老在我脑子里徘徊。我想：那个站在纽约海边的高大庄严的自由女神如果看见她自己的国家正在剥夺别人的自由时会作何感想呢？
86集中营
前面的队伍终于停了下来，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第86号中国战俘集中营。我们被押进大门，列队坐在广场上听候清点人数，核对战俘卡片。
这个集中营建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背后山坡上有几株没烧死的小树。小树的上方是蓝天和自由自在地飘游着的白云。小树下方是高达丈余的三层铁丝网和在两个拐角上高耸的岗楼，岗楼上重型机枪的枪口俯视着整个战俘营。营内中心广场两侧各有三个帐篷群，看来本集中营里有六个大队，在右侧帐篷群背后，有一排正在冒炊烟的铁房是伙房。在左侧帐篷群后面也有一座铁皮房子，门上有“C。I。E。”的牌匾，这是所谓的平民教育学校，“教师”是美军派来的随军牧师，也有聘请来的和尚、道士等。在大门口的两侧各有一个帐篷，右边是医务室，左边是联队部。
正当我仔细观察这个新的环境时，忽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