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舔着树叶上的雨水把炒面咽了下去。一个小鬼提出：“咱们什么武器都没有了，怎么杀出去呀！”
我正为难，旁边一位腿上缠满绷带的伤员支起身来说：“我这里还有个手榴弹，拿去吧！我反正不行了，你们还走得动就快往外冲吧！”
我接过手榴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只感到喉头发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去，用手指了指沟口示意我们快走。
我领着同伴们迅速插到沟口边上，只见前面是约有50米宽、100多米长的开阔地，在照明弹的光照下，遍地是突围中倒下的烈士和伤员。敌人的曳光弹从两侧山头上交叉着倾泻下来。
我观察了一下地形，便攥紧手榴弹领着同伴们沿着山脚下树丛的阴影弯腰向前猛跑。但还没跑出50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我四周溅起泥水，只听见后面“啊”地喊了一声，我回头看，一个伙伴已经倒在地上。
我大喊一声：“卧倒！”就顺势滚进了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我们只得泡在水中隐蔽起来等待时机。
后面又有不少战友往外冲，大都倒在了半道上，不少人也滚到水沟里。
看来只有等到照明弹熄灭才好再突围。但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地射向空中，时间在一点档地过去。
雨停了，东方出现了朦胧的曙光。不久，沟外公路上响起了坦克的轰鸣声。紧接着，在滚动着浓雾的沟口出现了黑色的坦克炮筒。坏了，坦克进沟了！
“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躲起来再说！”我把唯一想到的主意告诉了伙伴们，便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
山势很陡，我爬了约两丈高就被一块光滑的巨石挡住了路。我把手榴弹别在腰带上，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攀，脚下太滑，子弹在我头边溅起的石渣擦破了我的额头。我猛一使劲，小树被我连根拔起，便头朝下摔了下去，只觉一阵剧痛就昏了过去……
被俘
我在痛楚中醒过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只带铁钉的大皮靴，第一声听到的是：“OK！THISFEL9OWISALIVE！”（好，这个家伙还活着！）那只皮靴又踢了一下我的脸：“GETUP！”（起来！）
我完全清醒过来，看清是几个鬼子持枪围着我，便一下惊坐起来。眼前冒出一片金星，我低头喘息着，下意识地向腰里摸去，发现手榴弹也丢失了。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完了，一切全完了，我怎么没有摔死！”
随着一声更粗暴的“GETUP！”一只冰冷的刺刀挑起了我的下巴，我摇晃着站起来。
不远处，随我一起突围的几个伙伴正低着头，双手放在脑后一跛一拐地被押过来。我身边的美军将我交给押送他们下来的美军士兵后继续往山上搜索。
难友们抬头看见我，眼圈立即红了。我痛苦地点档头，进入他们的行列，互相搀扶着走出沟口。
一转出沟口，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衣衫褴褛，步履维艰，缠着绷带的，拄着树枝的，令人目不忍睹。而两旁押送的美军却耀武扬威地大声喝着：“HUR9YUP！”（快走！）
我的心像是被刀扎一样疼痛起来：“我们被打败了？打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麻木地移动着脚步，思想上的极度痛苦压倒了肉体上的伤痛：“我怎么成了俘虏了呢？我怎么向组织上交待啊？！”我想起“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古训，想起狼牙山五壮士，羞耻的泪水涌流出来。
“拼了吧！现在还来得及。”我向身边的大个子美军斜了一眼，盘算着如果我突然扑上去能否将他手中的枪夺过来。正想着，一块石头绊得我猛一趔趄，好久没缓过气来，我明白凭我现在的体力，单独行动只是白白送死。
“那么，等恢复些体力，再串联些难友，一起行动。即使跑不脱，拼死几个鬼子也够本了。”我这样拿定了主意。
突然，前面一个美军叫喊起来：“STOP！ORYOUWIL9BEKIL9ED！”（站住，你要找死啦！）紧接着响了枪声。
原来是一位难友捂着肚子正向山脚跑去，美军朝天开枪了。我急得用英语大喊：“别开枪，他是拉肚子要去解手！”
我身旁的那个美军惊奇地瞪着我，立即把我押往后面押队的吉普车旁，向坐在上面的军官报告说：“这个战俘会讲英语！”那位美军少尉好奇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便叫我上车。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学的英语？怎么跑到朝鲜打仗来了？”
我心一横：“既然已经发现我会英语了，就实话告诉你，看你们怎么处置找吧！”我告诉他：我姓张，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朝鲜来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
少尉却嚷了起来：“啊！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可惜你上了共产党的当，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他见我把脸扭向一边不说话，便又温和地说：“张，你不用害怕。就我所知和谈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
他并未注意到这个信息多么震撼了我：“和谈！交换战俘！重返祖国！再见亲人！”这是多么可贵的希望之火，尽管还极其渺茫，却开始使我振作起来。
但当我从车上下来走回队伍，刺刀紧跟在我后面，又使我回到严酷的现实之中：“敌人难道真会放过我们？不把我们送到台湾当炮灰或送往日本做苦力？对敌人还是别抱太多的幻想吧！”
我一路上歪歪倒倒地走着，严重的饥饿、疲劳使我全身发软、头发晕，但脑子却在紧张地活动着：“敌人如果真要把我们弄走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只能跟敌人拼到底，还要团结难友们一起干！”
“对，这又是一场反美抗暴斗争。我不是在沈崇事件后参加反美抗暴学生运动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么？现在继续这场斗争吧！只不过现在是在敌后，条件更艰苦些罢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没什么了不起！”我那惊恐、迷惘的心情开始逐渐安定下来。
在路过一条水沟时，我用溪水洗净了多少天没洗过的脸，把又脏又湿的棉军衣脱掉，只穿我里面套着的一套崭新的单军装，自己也觉得精神多了。
蒙蒙的细雨又下起来，乌黑的云层把两边山头全罩住了。前面，在一个荒凉的河滩上出现了一些军用帐篷和用铁丝网围着的营地，看来这就是战俘收容场所了。我们被陆续押进了铁丝网。
这天是1951年5月27日，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战俘生活。
我终生都将牢记这个日子。
第四章 选择哪条道路
试探
“前方临时战俘收容站”被划成一块块长方形营地，每块有篮球场那么大。我们到达时，下来的战俘还不算多，我呆的小拘留营里约有200人。
大家靠着铁丝网一周坐下来，疲惫不堪，沉默不语。
外面是一溜帐篷，一些南朝鲜民夫正从卡车上往帐篷里搬运草绳编织的粮包。从那些帐篷的门缝里冒出阵照蒸气，顺风飘来诱人的饭香，引得我的肠胃一阵照痉挛，也使得衰弱已极的难友们抬起头来寻找这香味的来源。
时间过得好慢啊！终于那座帐篷的门帘撩开了，两个伙夫把盛着饭团子的箩筐抬到铁丝网大门口来了。难友们骚动起来，艰难地站起来拥向大门。
那位在路上押阵的美军少尉在门口大声喊：“ZHANG！COMEOVERHERE！”（张，到这儿来。）
等我挤出去，他要我整理好队伍，要大家排成一行按顺序到门口领饭，并要我负责给每人发一个饭团。
我尽力大声地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队伍很快排齐了，难友们默默地移动着前来领饭。我一边分发着拳头般大小的大麦米团子，一边说：“不要暴露军事秘密，不要背叛祖国！”不少难友听了含泪点点头；有的难友却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直楞楞地盯着饭团；另一些难友则惊恐地看看我，又看看站在我两旁的持枪的美军，像是说：“这是什么场合，你还敢说这种话！”
果然，一个美军士兵发话了：“WHATAREYOUSPEAKING？”（你在说些什么？）
我用英语回答他：“我在劝告他们：不要吃得太急，否则会引起胃疼。”
另个黑人士兵便冲我伸出大拇指说：“OK！”（好！）
我不禁心中一乐，外语也是一种武器呢。
最后一名难友领过饭后，那个黑人士兵拿起两个饭团给我——表示“以资鼓励”。我没有拒绝，回到难友身边便把其中一个掰开，分给了几个小鬼。
考验
我还没来得及品尝那种大麦米掺豌豆面的“美味”，整个饭团就吞没了。正当我后悔不迭时，那位美军少尉领着一个大胖子美军上尉进了铁丝网来到我面前，指着我说：“就是他会讲英语。”
胖子上尉端详我一会儿，伸手对我勾了勾食指说：“你，跟我来！”
看样子来者不善，我的心狂跳起来。
上尉把我领到一辆卡车的驾驶室时，顺手拎起条军毯披在我肩上开始用英语和我谈话。他说看见我这个模样很难过，他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在昆明出生的，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又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布鲁克斯，父亲是美国传教士，母亲就是中国人等等。似乎为了证实他有中国血统，又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
这既出乎我意料，又引起我的警惕。我不由得抬起头来，从他那高鼻子蓝眼睛里看不出一点黄种人的血统，但从那眼光里却又看不出欺骗和伪善的痕迹。“也许他说的是真话？”我思忖着。
接着他又用英语问起我的姓名，哪里人？父亲从事什么职业？在大学学什么专业？我心想这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可以如实地告诉他。便回答他：“我是四川人，父亲是工程师，我学的是物理专业。”
他又问：“你的英语发音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告诉他我中学一直是上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师就是美国人。
“哦，原来如此，那么你父母该是基督教徒？！”他有些高兴他说。
我停了一下，心里飞快地转着念头：“你错了，我考教会学校只图它教学质量好。你也别以为教会学校培养的都是洋奴！”接着我想起了“应以灰色面目来迷惑敌人”的地下斗争策略，便说：“连我自己也是个教徒呢！”
布鲁克斯显然更高兴了：“你看你，怎么又跟着共产党跑来打仗呢？要是被打死了多不值得！”
“不，我是志愿来的！”
“那你是上了当了，共产党就会欺骗你们这些纯洁的青年！”
“但我不能不爱我的国家，就像你也爱美国一样。”
“那当然，但你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究竟谁好呢？”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政治不感兴趣。见解当然也有些，只不知你希望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那我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于是我列举了解放后物价稳定，交通恢复，社会秩序好转，学生也能安心读书了等等事实。
他听完沉吟了一下说：“张，我欣赏你的诚实，但你太年轻，不懂得政治，你应当继续求学。”
“我本想打完仗就回去继续上学的，现在不可能了！”
他提高了声音说：“不，完全不，我现在就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同意到我们第八军司令部去做翻译工作，我们可以解除你的战俘身份，作为我们雇用的文职人员。战争一结束，我就送你去美国上大学。”
这个建议真使我大吃一惊。我的脑子又紧急动员起来：“要是答应他，我以后大概得上飞机对我军喊话吧？那我就劫持飞机去东北！不，这太不现实了，搞不好被弄到特务机关去当间谍就完了！看来只有和难友们在一起才有可能开展斗争，但要找个适当理由拒绝他。”
于是我说：“感谢你的好意，但我的未婚妻在国内等着我呢，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
他看着我，叹了口气：“你忠于自己的爱情，我不能阻拦你。但这太遗憾了！战俘生活对你会是很苦的，如果你改变了主意，随时可以拿我的介绍信交给押送你的美国兵，他们将立即送你去第八军司令部。我们现在主要是跟中共作战，很需要你这样水平的汉语翻译。”随即他签名写了个条子给我，又送我两块巧克力，还让我把毯子带回铁丝网里去。
送我走到铁丝网门口时，布鲁克斯又对我说：“张，现在我派不出翻译人员来管理这么多中国战俘，就请你在战俘营里担任翻译协助我们的管理工作吧！”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于是我欣然点头同意了。
决断
回到铁丝网内，我开始按照解放前从事地下斗争时党教给我的策略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方针。我决定以当“翻译”来接近敌人，了解敌人对我们的意图，来掩护我在难友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我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爱国主义小组”，以便作为核心去团结难友们坚持爱国气节和共产主义信念。估计团里的领导也未能突围出去，还应尽快找到我们团的党委领导，把自己的打算向领导上汇报请示一下。想到这些，我的颓丧心情完全消失了，种新的、跃跃欲试的激情在心里升起。
一阵低档的啜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近看，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在哭。我把那床毛毯披在他身上轻声问他是不是想家了？他说：“刚才鬼子把我叫去审讯，问我志愿军里共产党员占多大比例？我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又问我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我说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伤口又踢出血了！”
“你回答得太好了！你是个硬骨头，别哭了。”
“我不怕痛，我是想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家里不知该怎么为我着急呢！”我安慰他说：“和谈即将开始，交换俘虏有望。”又告诉他：“现在咱们的任务是团结难友，反对鬼子压迫虐待。”
我想把他发展为我的第一名爱国主义小组成员，便告诉他怎样观察难友们的政治态度，怎样开展反对背叛祖国、鼓舞大家坚持信念、争取交换回国的斗争方法。他高兴地笑了。他就是后来使叛徒们胆战心惊的硬骨头姜瑞溥。
当天，我还和我们团宣传队那些一起突围的小鬼做了个别谈话，告诉他们回国有望的情况，鼓舞他们振作起来准备向敌人进行斗争，也想把他们发展为第一批爱国主义小组成员。我告诉大家：万一被敌人分开关押，各人就要独立斗争，独自去发展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这批战友后来绝大多数坚持回到了祖国。
1951年5月28日凌晨，我们近千名战俘被叫醒，分别被押上了一长溜汽车。布鲁克斯走来对坐在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室里的一个美国军官说了些什么，那军官下来和布鲁克斯一起走近我所在的这辆车。布鲁克斯指着我对那个军官说：“他就是张，到水原后你将他带给克劳斯中尉。”汽车发动了，布鲁克斯对我喊道：“张，你要认真考虑我的建议！”我点点头。车子走远了，我回头看见他还在向我挥手。
车队在婉蜒的山路上行进。从东边山顶出现了发白的曙光，我判断出我们是在向南走。迎面刮来的寒风使我瑟瑟发抖，我紧紧地靠在站在我旁边的难友、我们团的作战股长韩洛夫身上取暖。他索性打开棉军衣把我裹在一起。
当汽车向山下快速行驶时，老韩突然脱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对我说：“小张，这边是悬崖，我决定跳车，死了算了！你要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