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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锬兀磕阋欢ㄒ裁挥型�35年前的这一幕吧！你不知道当年你那支不值一分美金的烟曾在我心中产生了多么大的温暖！你现在一定是一个美中友好协会的积极分子吧！多么遗憾连你的名字也忘了问！现在，让我在这里，在我自己的祖国，在首都北京向你衷心地问好！今天，中美人民友好之林已经很茂盛了，其中就有我们当年播下的那颗种子！
又过了一天，我决定采取主动。在放风后，我向看守长要求给我纸笔：“我要给波特纳将军写封信！”
看守长似乎很理解我的要求，没说什么就从抽屉里取出纸笔给了我。我表示了感谢，就拿着它们回到了牢房。
我在这封信里叙述了中朝战俘谈判代表们所受的虐待和我自己被强迫要在什么《悔过书》上签字与那位白脸少尉对一个数千名中国战俘的代表所施加的无耻的人身侮辱与摧残，并写道：“对此我提出强烈抗议！所有的事实您是完全清楚的，代表团并未给杜德将军任何人身侮辱和折磨以迫使他在《认罪书》上签字。我们是无罪的，把我们判定为战犯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坚决要求立即无罪释放代表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所代表的各自的战俘营中去！”
最后，经过我反复思考还是写上了一句使我后来一直十分懊悔的话：“如果我们能获得无罪释放，回到602后，我们愿意服从美军当局的合理管理。”
我懊悔的是虽然我说的是“服从合理管理”，但美方总是认为他们对战俘的非人道管理是“合理的管理”，这样写不仅容易被他们钻空子，更糟的是这句话里听起来有服软的成份，有损我们的尊严！
当时我只是想：“先争取被放回去再说，回去后我怎么干你们就管不着了”，认为是一种斗争策略，后来的事实证明波特纳并不，他没有被麻痹而“放虎归山”。
但是这封抗议信却使看守长对我有了较深的印象。另外，那个白脸少尉也竟然没有再来加倍折磨我，虽然我对此做好了充分精神准备。
看守长与囚犯
我请看守长转信之后不几天的一个深夜，他值夜班，竟把我叫了出去。我迷迷糊糊地跟了出来。他的办公桌上摆了两听罐头和一瓶威士忌酒，还有两个听装啤酒。罐头已经打开，里面插上了叉子。我不知他是什么意思，站在桌前没有说话。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说：“坐下吧！张，今晚没事，找你来谈烫天！”
我只好坐下来。他把一个罐头、一筒啤酒推到我面前用手势让我自己吃，我欠了欠身表示感谢。
他打开啤酒一仰脖喝了好几口，用手抹抹嘴说：“张，你家里都有些什么人？”
我回答：“父母兄妹。”
“你没有结婚么？”
“没有！”
“有心上人么？”
“有了，但…”
他掏出一个皮夹，拿出两张相片给我看，一张是他和一个相当摩登的女人站在一辆很漂亮的小轿车前，背景是一座非常华丽的别墅；另一张是他和一个肤色发黄的老女人互相扶着肩在一个小套间里照的。
我拿着后一张问：“这是你的老母亲吧？”
他点了点头说：“60多岁了，受了一辈子苦，最近来信说病在家里没人管！”
我指着另一张相片问：“那么，这位漂亮夫人，这是您妻子吧！她不住家里？”
他把相片取回去看了半天，先对着威士忌瓶了喝了大口，说：“这世界上的女人都是见利忘义的东西！她跟一个洛杉矾的富翁跑了！”
“那么，这汽车、这别墅她都不要了！”
“嘿，张，我如果有这么贵重的汽车和别墅，她就永远属于我了。这是我离开美国来朝鲜之前，站在别人的房前和车前照的相。它只是用来装门面的！”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同情，安慰他说：“等战争一结束，您回国一定能重新找一个忠实的伴侣。那时候，您的积蓄会使你不那么困难了。”
他往后一靠说：“张，你以为我这个中尉的月薪可以买座金山吧？我当了十多年兵，差点把命赔上，也没买上一座别墅！”我哑口了。
他停了一会儿说：“不谈这些丧气的事了！你吃肉吧，喝酒吧，这是我真正请你的！”
我动了动身子，还是没有动手。
他替我把啤酒罐打开说：“在这一时刻，我们不是看守长和犯人的关系，我把你看成朋友，你别有顾虑！”我只好喝了口啤酒。
他把罐头推得距我更近一点，说：“吃吧，别看现在你落难，战争结束后你回中国比我有出息。我看出来你文化高，本事大。我还敬重你有骨气，那么整你，你并没有屈服！我看得起勇敢的军人！”说完他拿起啤酒罐说：“来，干了它！”
我看着他那微醉的诚恳的脸色，喝干了那小罐啤酒，感到有些头晕。
他见我不肯动肉罐头，就从抽屉里取出张干净纸，把里面的士豆肉取出来包在纸里说：“你带回去吃了，明天放风时把纸丢了就行了。”说完硬塞在我手里。
他领着我回了牢房，又轻轻地上了锁关好小铁门。
回到牢房，我慢慢地把那包食物吃了下去，把纸捏成团塞在裤袋里。我听着外面看守长还在独自喝着威士忌，深深感到在他的内心并不比我们这些“犯人”更光明！
？狱中绝食纪念“七·一”
日子在极其单调苦闷的心境中一天天熬过去，眼看7月1日党的生日快到了。
6月30日早上放风时，我和老孙、黎子颖跑在一起，我建议明天绝食一天，并由我今天向波特纳提出书面抗议：抗议美方不遵守双方协议，扣押代表入狱，要求立即将我们中国代表释放回“602”去！我们为此绝食一天。
我说：“这也向敌人表明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对自己党的感情。”
他们赞许地点了头，黎子颖还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使我很受鼓舞。
回来后我又请看守长给我纸笔，他笑了笑拉开抽屉，取出来给了我。我回牢房趴在地板上写完“抗议信”并请看守长代为转交。他答应了。
第二天我们三人拒绝进食。那位送饭的朝鲜难友奇怪地看着我。我用不熟练的朝语告诉他：“我们党的生日是今天，我们对她想念！”
他悄悄地翘起大拇指说：“中国共产党万岁！”
下午，布鲁克斯上尉和一个手里端着盘子穿白大褂的美军来到我的牢房。我自从在前方战俘收容站见他一次后再也未和他见面，但他给我的印象太深，我一眼就认出他来。
他进来后上下打量着我说：“张，你瘦多了！你不听我的劝告，落得如此下场，我为你感到难过！”
我说：“承蒙您来看我，谢谢！我并不后悔没有到你们第八军去当平民翻译！”
“你又不是共产党，跟着他们胡来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是太单纯了！”
“我本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你们却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相信马列主义的人，这算是你们的一大功劳哩！”
他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不允许你在监狱里还搞什么绝食斗争！我奉波特纳将军之命来劝说你们！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将给你们注射针药，让你们的胃里沸腾起来！”
我看了一眼那个美军端的盘子，那里用纱布盖着的真是注射器。
我正色道：“布鲁克斯先生，如果你真敢对中国战俘代表下毒手，如果我不死，我一定要向全世界控诉你！”
他狠狠地看着我，一挥手和那个美军医生一起退了出去，把牢门“砰”的一声关死了！
临走，他从窗口对我吼了一句：“我要让你永远在这里呆下去！”
第二天，我凑空问老孙：“布鲁克斯去见你没有，给你打了针没有？”
老孙说：“那个上尉就是布鲁克斯？打什么针？他进来看了看，话都未说就走了。我还以为他是来查房的呢！”
我便把他在我牢房的情况汇报了。老孙说：“你做得好，你在斗争中越来越成熟了！”
人的一生受到真正值得记住的表扬不会太多吧。但是“成熟了”这个表扬却给了我多么大的激励啊！
上午进餐时，我们3个中国人都在碗底发现了一个肉团子。这是监狱伙房朝鲜战友们冒着危险拿狱中美军的供应慰劳我们的。这使我十分激动，朝鲜战友们和我们心相连啊！我的这些朝鲜战友肯定也不会忘了35年前的那个7月1日和8月1日，这两天我们都进行了纪念性绝食，他们都这么慰问过我们。如今，他们也老了吧！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打听到，再见到他们呢！
第十三章 在朝鲜蹲美国监狱（下）
囹圄中的反思
在这个监狱里，除了每天一次放风、两次吃饭和晚上听命令躺下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只能困在那个1。6平米的牢笼里呆坐着，任生命无声地流逝。这对我这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来说更加难以忍受。所幸的是敌人虽能囚禁我的躯体，却无法囚禁我的思维。我大半时间是靠板墙坐着，抱着双腿，低头闭眼，轻轻摇晃，让记忆把我带往童年、故乡，带到外面那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去。
虽然我对自己幼年毫无记忆，我也能根据父母告诉过我的情况再次去想象：想象1929年7月23日我在上海四川北路那个四川饭馆的里屋呱呱落地；想象父亲在北平工业大学毕业后失业，到上海开饭馆，满头大汗地在充满油烟的灶间给顾客炒回锅肉的样子；想象母亲为了继续她在德国人办的妇产专科学校学习而不得不离开我去上学，回来却发现我爬在床上抓自己的粪便吃，心痛得抱着我大哭的样子；想象“一·二八”事变后父母带着三岁的我绕道厦门、广州、武汉回老家四川广安县代市镇时的仆仆风尘……
从那以后，我自己的记忆出现了：故乡的青山绿水，童年的嘻戏欢笑，祖父母对自己的钟爱；在祖父那幢兼营造纸和卖纸张文具的小作坊里和哥哥们捉迷藏；清明时节全家下乡去祭扫那么多的祖坟时，我们张家众多的小孩子在竹林和松树、青杠树林子里奔跑着“打仗”；在乡下那铺满月光的石坝子里玩老鹰抓小鸡……
我闭上眼，生怕这么令人愉快的回忆飞去：在代市镇小学那用庙宇改成的阴暗的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我和同学们趴在草地上支着下颏出神地听国文教师给我们讲《木偶奇遇记》；在远足旅行中，我们在石岩下躲雨时自然课老师给我们描述将来人类怎样用电光来轰散乌云，赶走我们四川那没完没了的雨水了；在旧风琴伴奏下，音乐老师在教我们唱儿歌：
“蝴蝶姑娘我爱你，你的家住在哪里…”
啊！我的亲爱的启蒙老师们，是你们给了我文明、智慧和理想！你们在哪里？我的泪水洒满了衣襟！
回忆飞到了抗日战争：镇子上来了一批东北流亡学生宣传队，对着我们这批穿草鞋的小朋友们唱：“打回老家去！”我们陪着他们哭，参加他们为庆祝台儿庄胜利举行绕镇子一周的“提灯大游行”。
音乐老师开始教我们唱《中国不会亡》—“啊！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我止不住轻声地哼起这支记忆深处的歌子来。
有时，饭送来了，我的回忆暂时中断，但吃完饭，那种噬心的孤独感又迫使我尽快钻进回忆里去：武汉失守了，大人们的情绪十分低沉，我看见几个教师在宿舍里流着泪唱：“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在我那少年的心灵里深深地播下了爱国和仇敌的种子！
然后是小学毕业，我抱着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奖品跑回家。祖父抚着我的头说：“老三，你爸派人来接你出去，你别把公公婆婆给忘了啊！”我扑在祖父身上哭嚷着不去，但第二天还是拿着祖母给我们三兄弟煮的腊肉跟一个伯伯哭着上了路。到广安县坐船去重庆，又坐汽车去成都，最后到了雅安。一路上的新鲜事真多啊，那么美的渠江、嘉陵江；重庆有那么高的楼房，街上有那么多的人，大哥、二哥拉着我，怕我走丢了！成都有那么好吃的麻婆豆腐、米花糖；到了雅安，站在摇摇晃晃的铁索桥上看水流湍急的青衣江真好玩；在父亲当总工程师的那个稚安毛织厂里，有那么多飞快旋转着的纺线机…
啊！我的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故乡，你曾在我梦魂中出现过多少次，现在我多么怀念你！
雅安张家山上的私立明德中学校舍真美，一式的红砖楼房。那个总是带着十字架从加拿大来的老校长在第一学期就熟悉我了。一个早上，教我们班英语的老师—一个美国教士陪着老校长散步，听着我在小树林子里大声郎读英语课文时停下来。他们拨开树丛站在我面前，英语老师扶着我的肩，用发音不准的汉语说：“这是我班上年纪最小又最用功的学生。”老校长弯下腰来在我的光脑袋上敲了一下说：“嗯，这里面能装下好多知识。小伙子好好学，长大当个科学家！”
回忆到这里，我奇怪，同样是洋人，差别怎么这么大！那个美国老师大概没想到他的学生以后会跟他的国家打仗，并且正在用他教的英语去同他的国家斗争！
我还回想起在那个高耸入云的教堂里，听神父传道的情景：那辉煌的大穹顶，四周那雕花窗户上的彩色闪着光，管风琴在教堂里奏出优美的旋律，大厅里回响着深远的回音，比起周围的村舍，真好像是天堂呢！神父宣讲的那段《圣经》我听不懂，但对于“你，如果有两件外衣要送一件给穷苦的人”这样的话我听懂了。
想到这里我又感到奇怪：为什么基督教劝人行善，却不能在中国扎根？尽管外国传教士费了很大的劲，像我这样上了六年教会学校，读过全部《圣经》的学生，最终却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国家文化太悠久，还是因为我们受帝国主义欺负太深重？
回忆把我带到位于成都附近那风光绮丽的金堂县曾家镇的铭贤中学。尽管孔祥熙是这个教会学校的名誉校长，但大部分老师和同学都和学校一起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战乱与流亡的痛苦，连我的美籍英语老师席勒和加拿大英语老师威尔玛特都有很强的正义感和抗日热情。
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都比较民主，课外活动很活跃，既有基督教的“团契”社团、唱诗班，也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壁报社，还有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秘密的读书会。那时候，同学们都住校，我学习又不吃力，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参加各种活动。唱歌从圣诗班的宗教歌曲《哈里路亚》到合唱队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演剧从《风雪夜归人》到《放下你的鞭子》；读书从鲁迅、巴金的作品到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
从14岁到16岁，我在高中这三年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丰富的人类文化的乳汁，我多么感谢那些文学巨匠送给我的精神财富，多么感谢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文化知识！多么思念学校里那些给我关怀和友爱的师哥师姐！他们现在知道我在监狱里思念着他们么……
如果没有每天早上放风和每天两次进餐，关在巨济岛最高监狱那间小小牢房里会完全失去时间观念，白天黑夜都是同样昏暗的灯光，同样的狱卒在头顶上的踱步声音和同样不时传来隔壁牢房难友的呼噜声。时间冻结了，但我的思维却未冻结，我仍然闭着眼，靠坐在板壁前，抱着腿摇晃着上身，陷入漫长过去的回忆之中。
高中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了！“八·一五”那天，人们是多么欢乐啊！整个成都市都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