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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远见白崇禧表情痛楚，不知李宗仁在信中说了些什么使白崇禧伤心的话，便很想作些解释，在此山穷水尽之时，他愿李、白仍能保持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他轻轻问白崇禧道：
“健公，你怎么啦？”
白崇禧仍不说话，只把李宗仁那封信递给程思远。程思远接过一看，心中也微微一怔，因为李宗仁致白崇禧的信，除去称谓和署名，只有寥寥一语：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唯独不可去台湾！”
程思远把信默默地装入信封中，他觉得李宗仁对蒋介石的看法简直洞若观火，而对与自己数十年形影不离、患难与共的白崇禧，则不乏情深意重，李最担心白感情用事，蹈入火坑不能自拔，因此千言万语，尽在这十几个字之中，实是耐人寻味。
“健公到底准备怎样打算呢？”程思远问道。
“老蒋派罗奇带信来，请我去台湾组阁，并给华中部队送来了军饷。”白崇禧说道，“何去何从，还得看看再说。”
程思远听了暗吃一惊，心想李宗仁真是有远见，老蒋看来真的在打白崇禧的主意了，便说道：
“健公，依我之见，去台湾必须慎重考虑。这次入台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入京情况根本两样：抗战爆发时，蒋介石要广西编组几个军北上参战，所以健公一入京就任副参谋总长并代参谋总长职；而今你手上的本钱已所剩无几，蒋还要你出来组阁吗？如果他果有此心，为什么九月间一再反对你出来当国防部长呢？为什么十一月初你提出的蒋、李妥协方案他不接受？蒋要健公赴台，这里边恐怕大有文章呀，德公的话，未雨绸缪，望健公三思而后行之！”白崇禧沉吟不语，心中宛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几十年来，他以神机妙算“小诸葛”的称号，为李宗仁出谋，替蒋介石策划，他机智果断，料事如神，深为李、蒋所倚重。
但是，这大半年来，他竟然着着失算，一败再败，最后遭致十数万大军覆没。退回广西时，他曾准备组织西南防线，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广西为反共复国基地，不料他在广西才呆了一个月，便逃到海南岛来了。最令他沮丧的乃是他在南宁总部所作的预言的破产：他以精确的计算，共军在崇山峻岭中蛇行六百里，是无论如何赶不上乘汽车走四百里的国军的。因此他才以重金向陈济棠租借十几艘舰船去龙门港接运他的部队。谁知共军以一天一夜一百八十余里的行军速度，提前赶到钦州，而他的部队乘坐汽车沿途遭到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桥梁道路频遭破坏，五天才走了四百里，到达钦州小董一带时，便全部掉进了共军的伏击圈，数万人和数以千计的卡车和物质全部被共军俘获，无一人漏网上船，他机关算尽，到头来是“赔了金钱又折兵”。现在，退到海南孤岛，他已成了光杆司令，何去何从，竟要李宗仁和部下来为他策划，他感到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去台湾，他确也担心蒋介石找他算账，不去台湾，他又不甘心到海外过寂寞的寓公生活，因此思来想去，皆无良策，而海口又非可久留之地……程思远见白崇禧不说话，想必是内心矛盾重重，无从谈起。便说道：
“我再过一天返港，与张向华等联络商谈组织第三势力的问题。不知健公还有何吩咐？”
“你走吧！”白崇禧喘了一口气，没说什么。
第三天，程思远仍乘他包的那架小型飞机飞回香港。黄旭初不愿再在海口呆下去了，便以到香港找法国驻华使馆代办处办理去越南的签证为理由，与程思远同乘一架飞机，直飞香港。临行前，黄旭初握着白崇禧的手，问道：
“健公，下次我们在哪里聚会？”
“桂林榕湖边的白公馆！”白崇禧毫不含糊地答道，“中华民国要复国还得从两广复起！”
“多保重！”黄旭初什么也不愿再说了，他觉得白崇禧的话，不再是当年那个小诸葛的神奇预言，而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垂危病人的呓语。
黄旭初去了，时人称为李、白、黄的桂系军阀集团头目，从此星散，天各一方。
海口外有密密的椰林和排排木麻黄树，冬日的海滩上，海浪拍打着黄金似的沙滩，发出单调的哗哗声。红日西沉，海水由蓝变黑，鸥鸟贴水飞舞，寻觅晚归的渔船抛弃的碎鱼烂虾。但是，海天之间，竟没有一点帆影，海滩前不见一艘渔船，饥饿的鸥鸟叽叽咕咕地叫唤着，在海面惊慌失措地乱飞。
海滩上，幽灵似的有个漫步的人影。他头戴黄呢大盖帽，把脖子缩在拉起的黄呢大衣的领子里，两只手伸到呢大衣的两个口袋中，海风拂动着大衣的下摆。海滩上，留下他踏出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不明内情的人，准会认为这是个行将跳海自尽之人，正在打发着他一生中最后的日子。
白崇禧在海滩上已经哪踢了半日，他内心的芒闷和徬徨，实与跳海自尽的人死前的心理极为相似。但是，白崇禧绝不会跳海自杀！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已经一败涂地，绝无东山再起之日。“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是他一生带兵、从政的座右铭，败而复起，屡仆屡起，这便是他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黄旭初和程思远走后，蒋介石又连连来了几封电报，催他赴台组阁，电文亲切，充满感人之意。罗奇又整天来向他游说纠缠，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人，闻知老蒋要白赴台组阁，对他的态度也大大改变了。原来他们不过把他看成是一位落魄的桂系头目来借地盘栖身的。从前，桂系势力煊赫之时，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对李、白不得不怀敬畏之情，而今桂系已败落到无家可归，前来哀求他们收容，陈济棠等可就再也不买李、白的账了。因此白崇禧逃到海口，大有寄人篱下之感。现在，李、白的势力虽已败落，如果老蒋要重新启用白崇禧的话，则桂系有复起之可能。陈济棠等为着将来的利益着想，对白崇禧一反冷落而为热情，甚至薛岳还特地邀请白崇禧驱车同去巡视他在海南经营的“伯陵防线”。他们对白优礼有加，大有将他尊之为党国第二号人物之势。白崇禧那心又狠狠地动荡了一阵，在这个世态炎凉的世界上，没有兵，没有权，便没有一切，叫他不带兵，不当权，就是要他不要再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有一天夜里，李品仙单独来见白崇禧，李品仙悄声说道：
“健公，你对去台湾拿定主意了吗？”
白崇禧摇了摇头。李品仙又道：“我看，老蒋派罗奇来催健公走合，是想委以重任。但是我们和他斗了这么多年，不知他此举是否出于至诚，健公切不可贸然飞台，不如让我先去走一趟，把老蒋的底摸一摸，如果他真心诚意要重用健公的话，就去，否则，我们再投别处也不迟。”
李品仙这话，正中白崇禧的下怀。白崇禧是个热衷于权位之人，他盼望能到台湾去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但又怕老蒋算旧账，正在徘徊之中，李品仙自告奋勇赴台为他摸底，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可是，他又没有料到，李品仙已和罗奇暗中勾结在一起了。当年，白崇禧率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北伐到平、津时，蒋介石为了搞垮桂系，利用唐生智出面收买旧部挤走白崇禧，李品仙当时不但不帮白崇禧的忙，反而趁白出走，暂代了白的总指挥职务，等候他的老上司唐生智前来接事。二十年后，李品仙又重演故伎，再一次出卖了白崇禧。这一点，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连做梦也想不到会落入圈套。李品仙到台湾见蒋介石后，不久便函电交驰，说蒋请白组阁实出于至诚，可赴台无虞。罗奇又每天来催促，陈济棠和薛岳也不断打电话和派人前来打探白赴台之日期，以便设宴欢送甘白崇禧决定明日乘飞机直飞台湾，重新与蒋介石合作，共商反共复国之大计。夏威见白崇禧决意赴台，不便劝阻，便借口需先到香港安顿家眷，于前一日搭乘一架便机，飞到香港去了，从此寓居香港。白崇禧独自一人，心情有些郁闷，便到海滩上来漫步。
海天茫茫，暮色深沉，鸥鸟已经无影无踪，海风在无休无止地刮着，海浪在不知疲倦地奔腾跳跃，海和天已经融成一体，一片混沌迷离。白崇禧的双脚在机械地运动着，虽然明天就可以到台湾了，可以重掌党国中枢。但是，不知怎的，他的心魂总有些不定，方寸无法收拢。忽然，李宗仁迎面走来，大声疾呼着，劝阻他上飞机。“去不得！去不得！”象是桂军将士发出的呼喊。一会儿，是蒋介石在台北机场迎接他，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列队迎候，礼极隆重。他眨了眨眼睛，眼前除了无垠的海滩和黑沉沉的大海，什么也没有，那呼喊声乃是大海发出的涛声。他有些踟蹰不前了。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往那沉沉的大海里走去，将被海浪席卷、吞噬。
蓦地，李宗仁从海滩上奔来，紧紧地把他往大地上拉，而蒋介石却从海中钻出来，拼命将他往海里拉，他们都相持不下，拉得他手足疼痛。白崇禧再也按捺不住了，仰头向苍天大声呼叫着：
“介公！德公！你们永远是我的长官呀！我白崇禧一生只有两个长官啊！”大海涨潮了，卷起无数惊涛骇浪，汹涌澎湃的浪头，扑打着白崇禧军大衣的下摆，他跌跌撞撞地走着，本能地逃避着海浪的扑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由海日直飞台北。蒋介石给他的并不是组阁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待遇，而是把他摆在和软禁中的张学良相似的地位。他幽居台北，军阀混战中驰名天下的小诸葛，从此湮没无闻。
后记
《第一个总统》出版后，有人问我：“你写孙中山，是否与他沾亲带故？”这个问题，在有关谈创作的文章里，已说过了，这里不必赘述。现在，又有人问我：“你写桂系，是否与李、白、黄沾亲带故？”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家原属广西百寿县，与李宗仁先生老家树头村相距仅三十余公里，中间隔着一座高耸的金竹坳。我的舅舅早年投入桂系第七军，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其后，又率部在河南与日军血战，桂柳会战中，参加过桂林保卫战。1949年底，舅舅奉白崇禧将军之命，率部退入越南，后辗转去台湾。直到今年五月，才有幸回归故土探亲，与我母亲团聚。这样说来，我与桂系，是既沾亲又带故了！记得大约是1949年底的某一天，李、白部下的桂北军政区司令官周祖晃将军率残部由桂林退到百寿县，我曾在县城旁边的校场岭上，看到过坐在草地上的桂军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号称能征善战的桂系军队。
当然，仅凭以上这点历史渊源关系和见闻，是写不出一百余万字的《桂系演义》的。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次茶话会上说：“近百年来有代表性和反映社会情况的典型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看，看看他们如何存在、发展和衰亡，有人说将袁世凯、蒋介石等几个家族写成小说不下于左拉的作品。那些典型人物，所代表的社会死亡了，本来也会死亡的，但这些事迹可以记载下来。一个社会总有它的代表人物，这是必然，至于谁来代表，这是偶然。……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总理的这一席话，可以说是《桂系演义》这部书创作动机的发端。在写作《第一个总统》时，我曾花了许多时间搜集和研究孙中山先生与桂系关系的史料。但是，《桂系演义》这部书的写作乃至成书，却是由漓江出版社的陈肖人同志一手促成的。肖人同志既是位著名的作家，又是位有胆识的出版家。《第一个总统》的上、中两卷书刚出版，他便与我签订了《桂系演义》的出版合同。由签合同到完稿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其中参与写作和修改五十余万字的《第一个总统》下卷又用去一年。这中间我没休过一个节假日，除了外出查阅史料、采访有关人士及考察山川地理，没有停过一天笔。
我生在农村，长在乡下，自幼听过许多历史演义和传奇故事。上学后，又特别喜爱历史课。上初中时，我曾被历史老师讲述的翼王石达开的故事深深感动，至今仍不忘那把在大渡河边展现过的“翼王伞”。小小年纪，便萌生要写一部太平天国兴亡史。当然，这个狂妄的愿望，至今也没有实现！1962年夏天，我在桂林广西师院附中高中毕业，当时不知从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过：战士、医生、流浪者这三种人，最有可能成为作家，书中还列举了许多中、外著名作家的出身和经历为例子。我当时被书中的观点深深地打动了！对学医我没有兴趣，当流浪者又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允许的，供我选择的便只有当战士这一条路了。我便毅然报名当兵。学校领导和我的老师们见我的文科成绩优秀，一心要我报考名牌大学，但我没有按受他们的劝告。仅离高考只有半个月时间的时侯，我搭上一列满载新兵的闷罐子火车，悄然离去，连父母亲也不知道。为了当作家，我失去了取得大学文凭的机会。在军队里当了近七年兵，摸爬滚打，我的军事技术，只有在后来写作《第一个总统》和《桂系演义》时才真正派上用场。特别是在《桂系演义》里，大小战争写了数十次，倒也感到顺手。因为爱好文学，写得几次失去提干的机会，1968年底，我复员回桂林时，孑然一身，不仅作家当不成，连找个工作也不容易。几经辗转，我到了桂林电表厂，当了一名月薪只有三十八元的二级工。本来，如果我好好干，从头学起，凭我的本事，起码可以混上一官半职，弄个科长或者更大的官儿当当；也可以复习功课，报考大学，弄一张时下吃香的文凭。可是，我却又“贼心不死”，抓住文学的“衣钵”不放。1980年后，我开始“不务正业”，七年的时间，写出了七本书（有的系与他人合作）。《第一个总统》还获得了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这是在获奖的图书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文学虽然搞上去了，可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却几乎丢光了。我没有职称，也没有一官半职，工资自然也不会高，想起来不免感到有些惶惑！所幸桂林电表厂领导和党委对我搞文学创作还很支持，给我创作假，工资也照发，使生活得以保障。我的妻子则不但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儿女的养育，还挤时间为我抄写了以百万字计的书稿。没有这两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是无法完成这几百万字作品的！在《桂系演义》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国内各级政协及李、白两先生在海内外的旧部的支持和帮助。中山大学历史系民国史专家邱捷同志，在百忙之中给我提供了桂系在广东及粤系将领的有关史料。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邢凤藻同志，在病中坚持看完了《桂系演义》上册初稿几十万字，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的老战友、原广西军区党史办公室主任张武同志，向我提供了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