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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不名誉的事，但是笑煞人了。克德罗夫可真打不过那位绅士哩！他气得那么厉害吗？”他笑着评论道。“可是您看今天克莱列怎样？她真叫人惊异哩，”他接着说到新来的法国女演员。“不论你怎样常常看见她，她每天都不同。只有法国人才能够这样呵。”
六
贝特西公爵夫人没有等到最后一幕完结就离开剧场坐车回家了。她刚走进梳妆室，在她长长的、苍白的脸上扑了一些粉，擦匀了，整理好衣裳，吩咐在大客厅里安排下茶，一辆一辆的马车就陆续地来到莫尔斯基大街上她的宏大的府邸了。客人们在宽阔的大门口下了车，那肥胖的看门人，他早上时常在大玻璃门外面读报以启迪过路的行人，轻轻地开开了大门，让宾客们经过他身边走进屋子去。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刻，女主人，新梳了头，擦了脸，从一扇门走进客厅来，而客人们却又从另一扇门走进来，这是一间大客厅，有暗色的墙壁、柔软的地毯、和一张照耀得通亮的桌子，桌上铺的白桌布、银茶炊和透明的瓷茶具在烛光下闪烁着。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脱下手套。由不声不响地在房间里走动的仆人们摆好椅子；大家就了座，分成了两组：一组挨近女主人围着茶炊，另一组在客厅尽头，围着那位穿黑天鹅绒衣裳、生着两道乌黑眉毛的美丽的公使夫人。在两组里谈话开头都照常游移了一会，被迎接、寒暄、献茶所打断，而且好像还在摸索着话题。
“她作为一个女演员真是举世无双，可以看出她研究过考尔巴哈①，”大使夫人那一组中一个外交官说。“您注意到她怎样倒下去的吗？……”
“啊，请不要谈论尼尔松了吧！她实在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好谈，”一个穿着旧绸服、没有眉毛和假发、红面孔、淡黄头发的肥胖女人说。这是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她以她的单纯和态度粗暴著名，绰号叫enfantterrible②。米亚赫基夫人坐在两组当中，听着两方面的谈话，一会参与这一组，一会又参与那一组。“今天我已经听见三个人说到考尔巴哈，都是一样的话，好像他们预先约好了似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样喜欢那句话。”
谈话被这个评语打断了，又不得不另想新的话题。
“请对我们说一点有趣味而不刻毒的话吧，”公使夫人说，她是深谙英语所谓smalltalk③那种文雅的谈话艺术的。她这话是向那个外交官出的，他也不知道现在从何说起了。
①考尔巴哈（1804—1874），德国画家。考尔巴哈除了大壁画以外，还画了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的著作中的插画；在尼尔松创造奥菲丽雅、苔丝德蒙娜和甘泪卿的歌剧角色时，这些幅画像似乎供给了她很有用的提示。
②法语：淘气的孩子。
③英语：闲话。
“据说这是一桩难事，话不刻毒是不会有趣的，”他带着微笑开口了。“但是我来试试看。给我一个题目吧。关键全在题目。要是给了我题目，就容易做文章了。我常常想前代有名的健谈家生在今世也难于说出聪明的话来的。一切聪明的话都变成陈词滥调了……”
“这也是早有人说过的，”公使夫人笑着打断他。
谈话很温和地开始了，但是正因为太温和了，所以又停了下来。只好求助于万全的、永恒的话题——说长道短了。
“你不觉得图什克维奇很有几分LouisXV①的风度吗？”他说，向站在桌旁的一位漂亮的、金发的青年男子瞟了一眼。
“啊，对啦！他和这客厅很相配，所以他常到这里来哩。”
这谈话得到了支持，原来它是影射着在这客厅里不能说的事情——那就是，图什克维奇和女主人的关系。
这时，在茶炊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也同样地在三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最近的社会新闻、剧场和诽谤三者之间游移；结果还是落到最后的话题，就是恶意的诽谤上。
“你们听到马利季谢娃那女人——是母亲，不是女儿——
定制了一件diablerose②衣裳吗？“
①法语：路易十五（法国国王）。
②法语：血红色的。
“瞎说！不，那可太妙了！”
“我奇怪以她的聪明——因为她并不是傻瓜，您知道——
她竟看不出她自己多可笑。“
大家在责难或嘲笑不幸的马利季谢娃夫人这点上都有话说，于是谈话愉快地唧唧喳喳讲起来，像燃烧着的篝火一般。
贝特西公爵夫人的丈夫，一个温厚的肥胖的男子，一个酷爱搜集版画的人，听见他妻子有客，在去俱乐部之前走进了客厅。他轻轻地踏过厚地毯，走到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面前。
“您觉得尼尔松怎样？”他问。
“啊，您怎么可以这样偷偷地走到人家面前来哩！您把我吓坏了！”她回答。“请不要和我谈歌剧；您是不懂音乐的。我宁可迁就您，谈您的陶器和版画。哦，您最近在您老去光顾的那些古玩店，买了什么珍宝吗？”
“您要我给您看吗？可是您不懂这一套。”
“啊，给我看看吧！我向那些……他们叫做什么呢？……那些银行家领教过哩……他们有精美的版画。他们拿给我们看了。”
“啊呀！您到许茨堡那里去过吗？”女主人从茶炊边问。
“是的，machère①。他们请了我丈夫和我去吃饭，并且对我们说席上的酱油花了一千卢布哩，”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大声说，感到大家都在听她。“其实是顶劣等的酱油，带点绿色。我们不能不回请他们，我给他们吃的酱油却只用了八十五戈比，大家都很满意。我可买不起一千卢布的酱油呢。”
①法语：亲爱的。
“她真了不起呢！”女主人说。
“真了不得哩！”又有谁说。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的话引起的效果总是如此，这种效果的秘诀就在于她虽然说话常不得体，就像现在一样，但她说的话却很简单，多少有点意思。在她所处的社会里面，她的这种话就产生了最机智的警句的效果。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从来不明白它为什么有那种效果，她只知道它有，而且利用它。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听，而公使夫人周围的谈话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竭力想把两方拉拢来，她转向公使夫人说：
“您当真不喝茶吗？您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这边惬意得很呢，”公使夫人微笑着回答，然后她继续谈那已谈开了的话题。
这是非常愉快的谈话。他们在评论卡列宁夫妇。
“安娜去莫斯科回来以后大变特变了。她有些奇怪的地方，”她的朋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随身带回来阿列克谢·弗龙斯基的影子，”公使夫人说。
“哦，那有什么？格林①有篇童话就是讲的一个没有影子的男子，一个失去了影子的男子。这是他犯了什么罪所受的处罚。我可从来不明白这怎么会是处罚。但是女人倒真是不高兴没有影子哩。”
①格林兄弟为德国有名的童话家，兄名雅各（1785—1863），弟名威廉（1786—1859）。
“是的，但是有影子的女人多半没有好下场的，”安娜的朋友说。
“您这烂舌根的！”听见这些话，米亚赫基公爵夫人突然说。“卡列宁夫人是一个难得的女人。我不喜欢她丈夫，可是我非常喜欢她。”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丈夫？他是一位那样出色的人物，”公使夫人说。“我丈夫说就是在欧洲也少有像他那样的政治家呢。”
“我丈夫也对我这样说，但是我不相信，”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假使我们的丈夫没有和我们说过什么，我们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我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傻瓜。我说这句话只能低声的……但是这实际上不是使一切都明白了吗？以前，当我听了人家的话把他看得很聪明的时候，我尽在寻找探索着他的才能，而且以为自己是傻瓜，所以看不出来；但是我一说，①哩，虽然只是低声地，而这么一说，一切就都清清楚楚了，可不是吗？”
①他是一个傻瓜
“您今天多么恶毒呀！”
“一点都不。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两人之中总有一个是傻瓜。哦，您知道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傻瓜的。”
“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谁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外交官重述着法国的名言。
“正是，正是啦，”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连忙对他说。“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能让您任意诽谤安娜。她是那么可爱，那么魅人。假使大家都爱上了她，像影子一样地跟着她的时候，那她有什么办法呢？”
“我并没有想责备她！”安娜的朋友替自己辩护似地说。
“假使没有人像影子一般跟着我们，那也不能证明我们就有责备她的权利。”
这样很得体地奚落了安娜的朋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就站起身来，和公使夫人一道加入了桌旁的一群，那里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
“你们在那边说什么人的坏话呢？”贝特西问。
“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描绘了一番，”公使夫人带着微笑在桌旁坐下说。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贝特西公爵夫人说，望着门口。
“噢，您终于来了！”她在弗龙斯基走进来的时候微笑着转向他说。
弗龙斯基不只和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认识，而且每天都看见他们；因此他带着悠闲自得的态度走进来，就像一个人回到他刚刚离开不久的人群中来一样。
“我从什么地方来吗？”他回答着公使夫人的询问，说。
“哦，没有法子，我只好自白了。看滑稽歌剧来哩。我相信我看了总有一百次了，始终得到新的乐趣。妙极了呀！我知道这是有失体统的，但是我看歌剧就打瞌睡，我看滑稽歌剧却可以看到最后一分钟，而且津津有味。今晚……”
他说起一个法国女演员，正待开口讲点有关她的什么；但是公使夫人，带着戏谑的恐怖神情，打断了他。
“请不要对我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吧。”
“好的，我不讲，况且这些可怕的事大家都知道呢。”
“假使把它当作歌剧一样看待的话，我们就都会去看哩。”
米亚赫基公爵夫人随声附和着。
七
可以听到门外的脚步声，贝特西公爵夫人知道这一定是卡列宁夫人，就向弗龙斯基瞟了一眼。他朝门口望着，他的面孔带着奇异的新的表情。他快乐地、凝神地、同时又畏怯地注视着走进来的人，慢慢地站起身来。安娜走进了客厅。照常把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直视着前方，迈着迅速、坚定而轻快的步伐，那步伐是使她和所有社交界的妇人卓然不同的，她几步跨到女主人面前，和她握了握手，微微一笑，而且含着同样的微笑望了弗龙斯基一眼。弗龙斯基深深地鞠躬，推把椅子给她坐。
她只微微点头作为回答，脸泛红了，皱起眉头。但是立刻，她一面连忙招呼熟人，握了握伸给她的手，一面转向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我到了利季娅伯爵夫人那里，原来想早一点来的，但是给留住了。约翰爵士在那里。他真怪有趣的。”
“啊，是那位传教士吗？”
“是，他告诉了我们印度的生活，有趣极了呢。”
由于她进来而打断了的谈话像风吹的灯光一样又摇曳起来。
“约翰爵士！是的，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非常健谈。
弗拉西耶娃姑娘完全爱上他了。“
“小弗拉西耶娃姑娘就要嫁给托波夫，是真的吗？”
“是的，据说这是完全决定了的事情。”
“我真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这是恋爱的婚姻。”
“恋爱的？您抱着多么陈腐的观念！如今还有谁谈恋爱吗？”公使夫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愚笨的陈规陋习至今还没有销声匿迹哩，”弗龙斯基说。
“保持这种风气的人可更要糟了。我知道只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是的，可是这种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们以前不承认的热情爆发了的时候，会怎样常常像尘埃似地消散呢，”弗龙斯基说。
“可是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种双方已不再放荡的婚姻。那像猩红热一样——每个人都得害一次才获得免疫力。”
“那么他们就应当学会像种痘一样地去用人工种恋爱。”
“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教会的执事，”米亚赫基公爵夫人说。“我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益处哩。”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要懂得爱情，人就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贝特西公爵夫人说。
“甚至在结了婚以后吗，”公使夫人开玩笑似地说。
“改过迁善从不嫌迟。”外交官引用着英国的谚语。
“正是，”贝特西同意。“人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您以为怎样？”她对安娜说，安娜嘴唇上挂着一丝几乎辨察不出的坚定的微笑，正默默地听着这场谈话。
“我想，”安娜说，一面摩弄着她脱下的手套，“我想……假使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
弗龙斯基盯着安娜，揪着心等待着听她要说什么。当她说出了这些话的时候，他就像脱了险似的叹了口气。
安娜突然对他说：
“啊，我接到莫斯科来的一封信。他们说基蒂·谢尔巴茨卡娅病得很重呢。”
“当真？”弗龙斯基说，皱起眉头。
安娜严厉地望着他。
“您不关心吗？”
“正相反，我关心得很。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假使我可以打听一下的话？”他问。
安娜站起来，走到贝特西面前去。
“请给我一杯茶，”她说，停在她的椅子后面。
当贝特西倒茶的时候，弗龙斯基走到安娜面前。
“他们给您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呢？”他重复说。
“我常想男子们并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他们嘴里老是讲这个，”安娜说，并没有回答他。“我早就想跟您说说。”她补充说，于是走开了几步，在堆满了照片簿的桌旁坐下。
“我完全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他说，把茶杯递给她。
她瞥了一眼她身旁的沙发，他立刻坐下来。
“是的，我早就想跟您说，”她说，不望着他。“您做得不对，太不对了。”
“难道我不知道我做得不对吗？可是谁使我这样做的呢？”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种话？”她说，严厉地望着他。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高兴地回答，迎着她的视线，紧盯着她望着。
发窘的不是他，倒是她。
“这只证明您冷酷无情，”她说。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了她知道他是有情的，而且这正是她之所以害怕他的缘故。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情只是一个错误，而并不是爱情。”“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安娜说，发抖了。但是立刻她感觉到就是“禁止”这个字眼也已表示出她承认了自己对他有某种权利，而且这样就更鼓励他倾诉爱情。“我早就想对您说这话，”她继续说，坚决地望着他的眼睛，她满脸烧得通红。“我今晚是特意来的，知道我在这里可以遇到您。我来告诉您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