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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努力招募那些刚刚完成学业正在等待完婚，或是已婚但丈夫失业了的女子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一个未婚女子如果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就会减轻家里催她结婚的压力。此外，工作会大大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她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个负担了。
经验证明，要留住女性银行工作者是很难的。典型的情况是，格莱珉银行的一个女工作者一旦结了婚，公婆就会对她施加压力，要她辞职。他们不想要一个“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独自在乡间奔波。他们还担心，万一遇到麻烦她可能无力自卫。当这个女工作者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家里要她辞职的压力就更大了。接着又生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之后，这个女人自己也会想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而且，徒步行走几英里那种事，对她来说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了。
1994 年，当我们宣布我的一个包括提前退休的选择权的养老金规划时，许多女雇员都选择了离开格莱珉。这虽然不是太过意外，但仍然使我们很伤感。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我们经常由于雇用的妇女不够多而受到批评。我相信，那些批评者当中大多数都不理解孟加拉的社会现实，但我承认，他们的批评激励我们加倍努力，想方设法留住女雇员。事实上，1997 年有一位妇女被提升为区域经理，那是格莱珉银行前线业务的最高职位，我们为此大事庆祝。但自从 1994 年起由于退休规划我们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女雇员，一直令人伤心不已。
努加罕的故事说明了我们年轻的女工作者所承受的众多压力。我们开始进行格莱珉试验规划时，努加罕还在吉大港大学读研究生。她当时 23 岁，正在攻读孟加拉文学的硕士学位。她出身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11 岁时丧父。她母亲想要她嫁人生孩子，但是完成学业之后，努加罕反叛了。她是村子里第一个得到硕士学位的女性，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主动提供给她一个工作，她感到很骄傲。她乞求母亲允许她工作，但母亲拒绝了，争辩说，在孟加拉，好出身的女孩子根本不该工作。努加罕的哥哥倒是愿意让她为 NGO 工作，但不知道村里的其他人会怎么说。于是努加罕只得一再推迟开始工作的日期，那个 NGO 为她延期了三次，终于无法再等，于是她失去了这个工作机会。
当格莱珉提出给努加罕一个职位时，她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终于缓和下来。努加罕没有告诉他们，她不会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她将整天在最穷的村子、最穷的地区间奔走，与乞丐和一无所有的妇女们交谈。她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惊恐万分，强迫她辞职。1997 年 10 月她开始和我们一起工作。只要她的亲人们不知道格莱珉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会勉强地允许她工作了。
努加罕工作的第一天，我要她去乔布拉村对一位毫无任何谋生手段的贫苦妇女做一个案例研究，那位妇女名叫阿玛加阿米娜（Ammajan Amina）。我这样做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我相信，激发一个新员工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亲眼看到穷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我想让努加罕的内心被贫困现实所触动。其次，我想看看努加罕会如何适应。和穷人一起工作并且要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努加罕获得的硕士学位并不能保证她拥有内在动力、信心和力量向这些穷人展示如何去克服他们的障碍。她会愿意花时间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待在一起，去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工作，如何生存下去的吗？她必须学会把她的客户看作是完全意义上的人，需要帮助与变化的人。她必须和穷人建立一种便捷无畏的沟通，完全地了解她的贷款者们的生活与困难。于是，在努加罕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把她拉到一边说：“试着去和阿玛加阿米娜单独谈话。试着去感动她，理解她。今天不要带笔和纸，以使她安心。”
努加罕和我的同事阿萨杜贾曼（Assaduzzaman，简称 Assad，阿萨德）一起去了乔布拉村。阿玛加阿米娜冲阿萨德点点头，问努加罕说：“他是你丈夫吗？”
“不是，”努加罕回答说，“他只是一个同事。”
“你怎么和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一起来见我们呢？”阿玛加阿米娜问道。这有违“遮蔽”的规矩，使她对努加罕产生了怀疑。
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努加罕赢得了阿米娜的信任。阿米娜将自己过去的遭遇告诉了努加罕。阿米娜生育了六个孩子，有四个饿死或病死，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比她年长许多的丈夫也重病缠身，几年里，他的医药费把家里的绝大多数财物都耗光了。他死后，阿米娜只剩下了一个空房子。她四十多岁，根据孟加拉的标准已经是老人了。与世界普遍情况相反的是，孟加拉妇女的平均寿命要比男人短。
她是文盲，以前从没挣过任何钱。她曾挨门兜售自制的糕饼点心，没怎么成功。她的姻亲要把她和孩子们从她生活了二十年的房子赶出去，但她拒绝离开。
有一天，阿米娜回来，发现她丈夫的兄弟已经把她的锡屋顶卖掉了，买主正忙着把它搬走。雨季已经开始了，阿米娜又冷又饿，穷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做点心去卖。由于没有屋顶的保护，暴风雨摧毁了房子的泥墙。她竭尽所能喂养孩子们，她是个有自尊心的女人，所以她只在附近的村子里乞讨。有一天她到家时发现房子塌了，她尖声哭喊起来：“我的女儿呢？我的孩子在哪儿呀？”
她在坍塌的房子废墟下找到了已经死去的大女儿。
努加罕在 1976 年首次见到阿玛加阿米娜时，她正抱着她唯一幸存的孩子。她伤心极了，非常绝望。没有任何放贷者借给她钱，更不要说一家商业银行了。但是用格莱珉的贷款，她买了竹子，编制篮子。一直到死，阿米娜都是格莱珉的贷款者，现在她女儿是格莱珉的成员。
通过努加罕和阿玛加打交道的经历和许多类似的希望渺茫的案例，我清楚地看到，努加罕和穷人打交道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我非常高兴能有她作为我团队的一员。有一天，因为家里的一些事，努加罕小姑子的哥哥来找努加罕。看到我们的办公室不过是一间锡顶的棚屋，没有电话、卫生间和自来水，他大吃一惊。那根本就不是他想象中一个商业银行的样子。办公室的经理阿萨德告诉努加罕的姻亲，她到实地工作去了。那个男人找到了努加罕，发现她坐在一棵树下的草地上，正在和村里的一些妇女谈话。他极为震惊。努加罕窘迫之下撒了谎，告诉他说，那天是特殊情况，并求他不要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她母亲。但他还是说了。
一开始，努加罕的母亲大发雷霆。如同大多数最保守的孟加拉穆斯林一样，她认为女儿就应该遵守“遮蔽”习俗藏在家里。她无法想象努加罕在露天野外工作，更无法想象，对于一个可敬的女人而言这种工作能算是体面的。最终，努加罕把实情告诉了母亲，并诉说了她帮助穷人的深切愿望。母亲终于缓和下来。今天，她是一个大力支持格莱珉的人。
有一天，我要努加罕在文化节上做一个有关格莱珉的演讲，她要和两个刚来不久的女员工一起去库米拉城（Comilla）。由于从吉大港到库米拉的旅程没什么危险，我没有安排男同事陪她们一起去。这并不是因为我漠不关心，我觉得我的工作人员应该独立。而且我知道，格莱珉需要打破那个女人不能单独短途旅行的神话。
男同事会安排旅程并处理路上的所有琐事，尽管努加罕没有表现出来，但是由于我没有安排一个男人同行，她非常生气。她甚至给一个男同事打电话请他陪她一起去，但是他没有空。她以前从没独自旅行过，她祈祷真主赐给她力量和勇气，然后出发了。她在库米拉城的演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现在，努加罕可以毫无困难地到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旅行。她是格莱珉银行的三位总经理之一，并且是我们培训部的负责人，在那儿，她帮助数以百计的我们未来的年轻银行工作者们成为自立的人。
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1）
1977 年秋天，在我们的乡村银行试验一周年纪念之际，我在吉大港与亲人们一起度过神圣的 Eid ul Fitr 节，庆祝历时一个月之久的拉马丹（Ramadan）斋期的结束。虽然 Eid ul Fitr 节是个三天的假期，但是像大多数孟加拉家庭一样，我们用一周时间来庆祝它。
我的父母都极为虔诚，他们在子女身上灌输了一种对传统深深的尊重。
在整个拉马丹期间，父亲都在按《古兰经》的要求捐献 Jakat（一种宗教的税金）。根据伊斯兰教法规定，首先给有需要的亲属，然后给穷苦的邻居，最后给一般的穷人。
Eid ul Fitr 节也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回顾转瞬已逝的一年的机会。1977 年，我们都聚在尼里比里（Niribili），尼里比里的意思是和平与安宁，这房子是父亲 1959 年在当时吉大港的帕奇莱士（Pachlaish）新住宅区建的。房子树立在一道花园护墙的后面，郁郁葱葱的绿树环绕四周，有芒果树、槟榔树、香蕉树、柚树、番石榴树、椰子树和石榴树。尼里比里很大，那许多大露台和宽敞的空间使我总是觉得它就像一艘跨洋的汽轮。尽管它的建筑有许多特异之处——房间太大了，门庭太奢侈了，不实际，但我还是很喜爱这个地方。
它有八个分开的单元由我的兄弟们分别居住，父亲住在一层，被他心爱的酿制桶包围着，他喜欢那样。这座房子是家庭力量与团结的源泉。
在 Eid 这一天，全家依据惯例履行仪式。我们很早就起床洗漱，然后动身去祖辈生活的巴图亚村，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二次大战期间，全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早晨七点钟，家里的男人前往 Eidgah，那是一片空地，许多人集合在那里祈祷。我们做祈祷，阿訇开始布道，几千人排在他身后。所有的人都穿着新的 Eid 服，空场上充满传统香水的气味。祈祷做完以后，我与兄弟们拥抱，互致“Edi快乐”，然后排成一队去触摸父亲的脚，以示敬意和问候。上过坟，并且付了法定的 fitra 税（给穷人的 1。25 公斤麦子）以后，我们开始去拜访各家亲戚。在一个月的斋戒之后，甜肉和美味的面条吃起来更香了。
姐姐莫姆塔兹做的甜食最棒。那年她做了一些我最喜欢吃的rashomalai（一种混着小白颗粒 popy 种子和芒果肉的浓牛奶）。我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她做的酸奶和 chira（一种加入甜芒果和香蕉的美味麦片）。
莫姆塔兹比我大 20 岁，长着鹅蛋脸，一双热情的黑眼睛。虽然她 17 岁就结婚离开了家，但就像一个替补母亲，她总是把照看弟妹们当作自己分内的事。1977 年这个 Edi ul Fitr，孩子们都在我们身边，互相召唤着，笑着，吃着，玩着。但莫姆塔兹默默地握住我的手。她是多么好呀！她对我，对我们大家，是那么的关爱！看着她的眼睛，我回忆起 1950 年的那一天，我坐公共汽车和人力车飞奔到她家，告诉她弟弟阿尤布出生了。我气喘吁吁，万分激动。她大笑着拥抱我，召唤她的邻居们通报这个好消息。我们吃啊，庆祝啊，直到深夜。第二天莫姆塔兹打好了包，搬到家里来帮助母亲照料小阿尤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环顾左右，我的姐姐莫姆塔兹和图努，我的兄弟萨拉姆，易卜拉辛，贾汉吉尔，阿尤布，阿扎姆和莫因努，我为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而感谢真主。我们真是幸运。
1977 年 10 月，在一次去首都达卡的旅途中，我的一次偶遇大大改变了我们将贷款给乔布拉穷村民的努力方向。出于一些与格莱珉无关的个人原因，我造访了孟加拉农业银行，那是我们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在那儿我偶然遇到一个熟人，就是那个银行的董事总经理。A。M。阿尼苏扎曼（A。M。Anisuzzaman）先生是个极为健谈开朗的人，一看见我，他立即发表了一长篇激烈的演说。他独自说了很长时间，攻击我和其他学究们躲在象牙塔里，没有为孟加拉做出应有的贡献。那真是一场猛烈的攻击：
“你们这些学究令我们失望。你们没有尽到你们的社会责任。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糟透了，全是腐化、贪污和肮脏。每年，成百上千万的塔卡悄无声息地被人从农业银行偷走，没有一个人为任何事向任何人负责。你们这些有着白如百合的双手的学究们，有你们舒适的工作和出国旅行，你们肯定不负责。你们都全无用处。完全没有用！在这个社会所看到的东西让我厌恶之极。没有人想到穷人。我告诉你，这个国家让人感到耻辱，它就活该有这么多问题。”
阿尼苏扎曼不停地说啊说，等他终于慢下来以后，我说：“好吧，先生，听到你说的这些我很高兴，因为我恰巧有个可能使你感兴趣的建议。”
接下来我大致说明了我的乔布拉试验，并解释说，我的学生们是不拿薪水志愿工作的，“他们捐献了他们的时间，而我用我的实习预算来付那些费用。那些贷款正得到偿还，贷款者的状况正在一天天好转。
但是我确实为我的学生们担忧。整个试验只是由一根细线维系起来的，我需要机构的支持。“
阿尼苏扎曼仔细地听我讲。我看到他被我的想法吸引，他激动起来了。
“你们和贾纳塔银行有什么麻烦？”他问道。
“他们坚持要我为每一笔贷款担保。我要去美国三个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会议，而他们坚持要把贷款文件寄给我，要我签字。你可以想象，那有多么不实际！”
他摇摇头：“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很高兴。我本来可能多少年都根本碰不上这么一位热切地想帮忙的人的。我解释说：“贾纳塔银行不能对我们的项目提出拒绝，因为没有拖欠还款的。但是他们总要花两到六个月才肯批一笔新贷款，每一笔都要经过达卡的总行审批，而且每次碰到一个问题，他们还要再多花几个月时间才能从指挥链的上端再绕回来。这样运作十分困难。”
阿尼苏扎曼不耐烦地挥挥手，“你们不能这样下去。这很荒谬。现在告诉我，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从农业银行？”
“对。”
“嗯——”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想，我希望农业银行在乔布拉建立一个分行，由我支配。我会订立它的规章与操作程序，招募我自己的工作人员。你们要允许我发放总额达一百万塔卡的贷款。给我一百万塔卡的限制，给我一年时间，然后盖上盖子放手让我去工作。
一年以后再打开盖子，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事，就延长那个项目。如果不喜欢，就关掉那个分行，不提这件事，把我当作一个试验。如果根本没人偿还我们的贷款，那么最多你们也就是亏损了一百万塔卡。“
“好的。”阿尼苏扎曼说。他拿起电话，对他的秘书说：“给我接吉大港地区经理。”他捂住听筒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吉大港？”
“明天。”
“坐下午的飞机？”
“对。”
电话中传来另一个声音，阿尼苏扎曼说：“我的朋友尤努斯教授明天要从达卡飞回去，他将在下午五点钟到达校园。我想要你在他的居所等他，我还想要你听从他的指令。无论他怎么说，无论他想要什么，我都命令你那样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