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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谁在准备一些标语牌，以便在摄像机前举起呢？看上去，在埃纳耶特卡里姆的宅子里没人知道这些事。我认为自己应该采取行动。
我去商店买来一摞摞的彩纸、颜料和刷子，马上开始做花彩饰物，我在吉大港大学上学时早就学会干这活儿了。
沙姆苏尔巴里（Shamsul Bari）赶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教孟加拉文。我们在达卡上大学时只是点头之交，解放战争使我们亲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携手并肩工作。
到了晚间，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埃纳耶特卡里姆家里。一些人为他们在孟加拉的亲人们担忧，另一些人想得到有关达卡局势的更多消息，并想了解需要去做的事情。整整一夜，人们分析局势并确定了第二天的策略：首先，向所有的使馆和政府首脑发出一份呼吁书，其次，在国会山组织举行示威。卡里姆太太像对待她最亲密的朋友那样招待我们，端给我们热气腾腾的食物，她不时地咒骂着巴基斯坦军队，或是背诵泰戈尔的诗篇。
第二天，也就是 3 月 29 日的早晨，我被吵嚷声惊醒了，匆忙穿上衣服下楼跑到前厅。那个小房间里挤着五六个人，一个瘦骨嶙峋长着连鬓胡子的矮小男人正在大声训教卡里姆。
那个瘦小的男人举止非常无礼，不断责骂卡里姆和大使馆的其他官员为叛徒。房间里的其他人佩戴着印有醒目的“孟加拉”字母的徽章。
这些客人是从哈佛与波士顿的其他学术机构开车来参加国会山游行的，当他们发现孟加拉大使馆的官员们决定不参加游行时，勃然大怒。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吝任何粗鄙的语言来攻击卡里姆。他名叫莫希丁阿拉姆吉尔（Mohiuddin Alamgir），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了我的密友。我试图为招待我的主人辩护，解释说：大使馆的官员们与美国国务院的高官保持联络，从而能够得到真实情况的通报，保住我们在政府中的高官位置是个好策略，这样，巴基斯坦就不能任意行使其政府权力来对付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民了。
阿拉姆吉尔不同意我的意见，说这只不过是那些不想参加解放事业、只想保住自己舒适生活的胆小鬼们的“甜言蜜语”。这一会面以僵持不下而告结束，直到 8 月 4 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的孟加拉外交官员们才终于宣布脱离巴基斯坦，加入孟加拉的逃亡政府。
那天下午，我们聚集在美国国会的台阶上举行示威。孟加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来自华盛顿、纽约和底特律的人最多。我十分惊奇地看到，有那么多底特律的工厂工人都来自孟加拉的锡尔赫特地区（Sylhet District）。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要做什么，要去什么地方。没有得到官方的集会游行许可之前我们无法开始。当沙姆苏尔巴里带着必需的许可终于赶到时，我们还在那儿费神琢磨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呢。我扯开喉咙喊叫着：“这是我们的头儿，大家在他后面排起队来，开始咱们的示威游行吧！”
居然神奇地奏效了。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示威可是一件大事，我们受到了美国立法者们的关注。国会的助手们听取了关于局势和我们的要求的简报。新闻媒体尤其活跃，摄像机追踪报道集会的情形，并在现场进行采访。
那天晚上，我们都聚在大使馆的另一名官员经济参赞 A。M。A。毛希思（A。M。A。Muhith）先生的家中，就孟加拉人在美国各种活动的协调和孟加拉裔外交官应立即转变立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天清早伊始的大喊大叫，又在这个大聚会中更加激烈地重复着——孟加拉人的外交官为什么不立即脱离巴基斯坦使馆？我们在晚餐后离去了，心里已经明白，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途径来协调所有在美国的孟加拉人的活动，并且确信，那些孟加拉人外交官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领导作用了。我也开始怀疑外交官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和巴基斯坦人待在一起了。
3 月 30 日，沙姆苏尔巴里和我负责去拜访所有的大使馆，会见各国大使或他们的代表，阐释我们的事业，要求各国承认孟加拉为一个独立国家。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在一天之内拜访了许多大使馆，每个大使馆接待我们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许多共同的问题：你们代表什么人？你们有一个基于美国的组织吗？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政府的话，我们又怎么能“承认”你们的国家呢？有外国政府在支持你们吗？你们的外交官在美国持什么立场？他们支持你们吗？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公开站出来？想要独立为孟加拉国的人究竟占“东巴基斯坦”人口多大比例？
只有一个问题使我们不知所措：“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政府吗？”
巴里和我决定，我们必须马上成立我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身在华盛顿，如何能在孟加拉建立一个政府呢？我有个主意：我可以飞到加尔各答去，找几个人组成一个内阁，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孟加拉国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于是我们就会既有一个国家，也有一个政府了。
巴里很喜欢这个主意。我们决定，我第二天就飞往加尔各答。
我想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建立一个为孟加拉人的广播电台，这样，孟加拉国内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他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了。我想，应该在一个可移动车辆上架设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它将在孟加拉境内广播，一旦受到巴基斯坦军队的追击，就可以移动到印度边境一边。我有六千美元，应该够买一个发射器的预付款了。
我们还向一些大使馆提出了特别的请求。在缅甸大使馆，我们要求缅甸向那些逃避巴基斯坦军队的人们开放边境，我们会募集资金去资助孟加拉难民。在斯里兰卡大使馆，我们要求斯里兰卡拒绝飞行于孟加拉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所有巴基斯坦军用与民用飞机着陆。众所周知，巴基斯坦用民用飞机将军人与装备弹药从卡拉奇运到达卡。在印度大使馆，我们得到了高级外交官的礼遇，那儿的官员们想了解巴基斯坦大使馆中孟加拉人外交官的情况，想了解我们的领导人的下落，还想了解我们是否已经以美国为基地建立了组织。我们要求印度向难民开放边境，允许逃亡的孟加拉人自由进入加尔各答，并且对持巴基斯坦护照的孟加拉人放宽签发赴印签证。
那天晚上，我们又兴奋地讨论了如何建立一个政府的问题。我们稍稍变动了一下早先的计划，决定 M。A。哈桑（M。A。Hasan）马上动身去加尔各答与阿加塔拉（Agartala），与那些孟加拉逃亡政治领袖们取得联系。然后他通知我去和他会合，建立新政府。
那天晚上，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Aga Hilali）来埃纳耶特卡里姆家做礼节性拜访，当时我们正在用晚餐，我们几个人连同食物一起，被匆忙推进了一个顶楼的房间。我们在那儿一声不出地静悄悄地坐了两个小时，这样，那位大使就不会知道他的孟加拉人同事的家中正藏匿着三个反对国家的活动家了。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4）
第二天，哈桑按计划动身前往加尔各答和阿加塔拉。他从加尔各答发来的电讯很辛酸，他对那些领袖们表示失望，并劝我不要去。不久，穆吉布纳加尔政府（Mujibnagar government）成立了。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孟加拉人集中精力开展运动，争取孟加拉国为世界所承认，并呼吁停止对巴基斯坦进行的军事援助，恢复谢赫穆吉布的自由。
在内科医生穆罕默德阿拉姆吉尔（Mohammad Alamgir）博士的领导下，孟加拉人美国联盟在纽约成立了；在芝加哥，F。R。汗（F。R。Khan）博士创立了孟加拉人抵抗联盟，汗博士是一名孟加拉裔建筑师，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Sears Tower）就是他设计的。沙姆苏尔巴里成为那个组织的总书记。他出版了第一期《孟加拉时事通讯》（ Bangladesh Newsletter）。我从他那里接手了这项工作，定期从我在纳什维尔的帕拉龚坊（Paragon Mills Road）500 号的寓所出版这份时事通讯。寓所变成了一个通讯中心，电话终日响个不停，人们从北美和英国打来电话，所有孟加拉人都想了解有关战事的每日最新消息。
由于在华盛顿的孟加拉人的努力，还建立起了孟加拉人信息中心，对参众两院进行游说。我负责信息中心创始初期的运作，然后，我就上路了，到全美国各地的大学组织校园研讨会。
在随后的九个月里，我们为未来的孟加拉描绘出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我们想要坚持民主制度，我们想要确保人民自由公正地选举的权利，想要确保人民摆脱贫穷。我们梦想一个庄严地树立在世界各国之林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其所有的公民都快乐幸福。
1971 年 12 月 16 日，孟加拉赢得了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百万孟加拉人丧失了性命，为了躲避战乱，一千万人逃亡到相邻的印度，还有数以百万的人遭到了巴基斯坦军队的强奸与其他暴行的残害。战争结束时，孟加拉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经济被摧毁了，成百上千万人无家可归。
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认为，我要为自己这样做。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1）
1972 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头衔，被派到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我的工作很没意思，除了看报整日无事可做。在向计划委员会主任努尔伊斯兰（Nurul Islam）多次提出抗议之后，我终于辞职了，去吉大港大学做经济学系主任。
吉大港大学位于吉大港市以东 20 英里，占据着 1900 公顷贫瘠山地。这所大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外表给人深刻的印象。大楼完全以裸露的红砖建造，走廊开敞，房间宽大。但是，尽管这些现代建筑令人观感舒服，却很不实用。例如，我到那里时每个系的系主任都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但是其他教师根本没有办公的地方。作为经济系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我的办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们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这使得同事们都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系主任有一个大房间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
当时大学的处境很困难，教师们抵制升级考试，他们指责学生抄袭书本，或互相抄袭。许多学生曾加入解放军（Mukti Bahini），刚从战争中归来。他们带着枪，威胁说如果不马上宣布考试结果，就要伤害教师。
当时，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里。父亲准许我每天开他的车到郊区的校园去上班，每天都经过位于高速公路与校园之间的乔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围那些贫瘠的土地，便问同事 H。I。拉蒂菲（H。I。Latifee）
教授，为什么这些土地上没种上冬季的庄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议去问问村民，结果发现，没有用于灌溉的水。
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这些闲置的土地做些什么。任由一所大学周围的地荒着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如果说大学是积蓄知识的地方，那么这些知识中应该有一些被用于造福于邻里。一所大学绝不应是一个孤岛：在其中学术造诣越来越高，却不与人分享。
我们的校园面对着一道山脉，每天早晨，我可以从教室看到小伙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过校园向群山走去。他们扛着锋利的砍刀，日落时分，满载柴火树枝归来。我突然想到，大学应该将那些荒山转变为多产的庄稼地，这会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给村民带来就业机会，大而论之，为国家出产粮食。
我对那个村庄本身也越来越好奇。在学生的帮助下，我启动了一个调查乔布拉村经济状况的项目。我们想搞清楚，村里有多少个家庭拥有可耕种土地？他们种什么庄稼？没有土地的人如何谋生？这些村民有什么技能？他们要改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障碍吗？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够全年口粮？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贫穷？
对于贫困起因的分析，多将重点放在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贫穷上面，而非着眼于为什么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社会问题敏感的经济学家们强调，穷人缺乏“应得的权利”。当时，我对于饥馑还没有什么概念，在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渐发现：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是不屑于花时间探讨贫穷与饥饿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当经济总体繁荣时，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些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才能都用在详解发展与繁荣的进程上，而很少反映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发展，结果是，贫穷继续着。
1974 年，随着饥荒不断恶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剧，我终于无法忍受了，去见了大学的副校长。阿布法扎尔（Abul Fazal）是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与小说家，被很多人看作是这个民族的良知。
他很礼貌地接待了我。
“尤努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他问道。头顶上的电扇慢慢地转动着，蚊子嗡嗡作响，仆人送来了茶。
“许多人正在饿死，可是所有的人都怕谈到这件事。”我回答说。
阿布法扎尔点点头，“你有什么建议吗？”
“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想请您向新闻界发表一项声明。”
“噢，但声明什么呢？”
“号召全国和国家的领导们一起协力度过饥荒。我肯定，如果您领头的话，学校里所有的教师都会在您的信上签名，那将会有助于动员起全国的舆论来。”
“对呀，”他啜了一口茶，说道，“尤努斯，你来写那个声明吧，我签字。”
我笑了：“您是作家，您当然知道如何措辞这项声明。”
“不，不，你来写，尤努斯。你对此事充满激情，你知道该说什么。”
“可是我只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啊。这份文件应该是一份发起运动的呐喊，应该具有能够唤起人们行动的分量。”
我越坚持说他是唤起全国人民关注饥荒的最佳人选，阿布法扎尔就越是鼓励我来写这封信。他如此坚持他的观点，我别无选择，只好许诺去试试。当天晚上我起草了一份声明书。第二天上午我将那份草稿拿给副校长，在他阅读时，我等候着。
阿布法扎尔看完之后，伸手去拿笔，说道：“我该在哪儿签名？”
我吃了一惊：“但是，我措辞激烈。也许你会想做些修改，或是提出其他想法吧？”
“不，不，不，它非常好。”他说。说着，他就在上面签了字。
我没说的了，也在那份文件上签了字，并复印了一些送给其他的教职员工。一些教师对某些词语提出了异议，但是由于副校长已经在上面签了名，他们最终也都同意了，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当天晚上把它送到报社，第二天，声明就刊登在所有重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我们的声明引发了连锁反应，尚未公开表示要与饥荒抗争的那些大学与公共团体，都纷纷响应了我们的号召。而我则开始将所有努力集中在农业上。很显然，拥有 3500 万公顷的疆土，人口非常稠密的孟加拉，迫切需要增加粮食产量。我们有 2100 万公顷可耕地，在雨季主要生产稻子和黄麻，如果在干燥的冬季扩展灌溉，提高水管理，就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专家们估计，目前的粮食产量只达到我们的粮食生长潜力的 16％。
我决定，我要去帮助乔布拉的村民们种出更多的粮食，以此来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但如何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