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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们实在抓不到高宗藩什么现行问题了，只好挖空心思从他的历史上打主意。经过排找线索、内查外调，有个别人反应，此人会拳，就是不本分的迹象。据了解，过去就有领导说他踢腿弄拳的就不是好农民。又有人反映，他年轻时在武术馆学拳时，跟国民党军队有过来往。善于捕风捉影的造反小将们无风都能掀起三尺浪来，何况有点风而且这个风还不小啊！这条消息经过三传四传，就成了高宗藩当过国民党的兵，还杀过共产党。
李明礼与高宗藩共事多年又是朋友，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他根本就不动头脑去想想，高宗藩就是本地人，他如果当过国民党的兵，能瞒住谁？他要是真的杀过共产党，还能逍遥法外到今天？然而，李明礼却信了，而且义愤填膺。这还了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共产党从苦海里救出来的，绝不能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一定要不念私情，坚决和高宗藩划清界线。
在批判高宗藩的大会上，李明礼挺身而出。他声色俱厉，慷慨陈词，把高宗藩狠狠地批了一通。会后，高宗藩找到他，问他说：“明礼同志，你批判我，我一点意见也没有。但说我是国民党的兵，还杀过共产党，许多群众不知底细跟着人云亦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有人在诬陷我呀！”
李明礼见高宗藩胆敢来找后账，把眼一翻说：“高宗藩，你的事我怎么能知道？人家都揭发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过去，你是国民党的兵，现在你是走资派。谁是你的同志？你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不然还得狠狠地批！”一席话，说得高宗藩从头凉到脚后跟。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戈培尔的“谎话说三遍，就会变成事实”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造反派的“内查外调”实际上就是公开的胡编乱造，鬼影子是见不得太阳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县革会专案组是严肃的，高宗藩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落实。说实在话，这还得感谢那些谣言家。因为他们把谣言造大了，高宗藩的问题涉嫌杀害革命者，这在全县是大案能不尽快查处么？这一查，倒把高宗藩的问题都搞清了，所以作为“解放”干部站了起来，也就是结合到单位领导班子里去了。而李明礼却没被结合，还有一座炼狱在等着他。历史常开这类玩笑，人们把它叫作“十年河东转河西”。
高宗藩和李明礼的位置调了个个，没要十年只几个月的时间。
李明礼在高宗藩跟前是个兵，但在食品站就是个头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游戏，“游戏规则”是，凡头头都得过过堂。不管是大单位、小单位，大头头、小头头，都免不了站队、亮相、解放、结合这个固定的程式。当然第一步是打倒，“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嘛。李明礼虽然高举过造反大旗，支持过某一造反派组织，但“游戏”的全过程都得走，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得跳过去的。因为你是头头，就有可能是走资派；你参加过造反组织，说不定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大萝卜不是红皮白心的么？！
在被造反派一次又一次的揪斗中，在被发言者咄咄逼人的训斥下，李明礼才真正感到被冤屈、被污陷、被革命、被造反是个啥滋味儿。孤独、沮丧、苦闷、彷惶，纠缠着他。就像一口吞进了二十五个小老鼠，百爪挠心。
所好的是，公司革委会是高宗藩说了算，他不准公司本部和下属基层单位的造反派乱来，否则李明礼可就受大罪了。社会上有些单位的当权派参加了某个造反组织，被另一个组织弄去批斗时，头被按得很低，脖子里挂个很重的牌子，面前放一只又骚又臭的尿桶。一场批斗会下来，五脏六腑得翻腾几天。而本派又不甘示弱，也得组织一场批斗会，还要在对方的基础上再加加码。这样当权派的罪就够受的了，可是据说你要是到世界革命的心脏北京一看，那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人步行赴京串连，一下子闯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巧看到电影演员赵丹在劳动改造。只见他脖子里挂了一块牌子，上写“混世魔王”四个字。那块牌子是用铁板制的，不知其重量，只见系牌子的细铁丝把“魔王”的脖子里勒出一条血红乌紫的沟。天子脚下的小将们介绍经验说，这样才能触及灵魂。
毕竟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红花埠食品站的个别职工也想到了请求外援。一批“路线斗争不分彼此”的“正义之师”向红花埠食品站、向这个站的走资派冲杀过来了。
外地造反派揪斗人的场面李明礼见过，所以他非常害怕，他要找人保护自己。
谁能保护他，谁又敢保护他呢？有的人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怎能保得了他？有的人别看来找他批点猪头下水时嘴里亲哥热弟的，一见他成了批斗对像，避之犹恐不及，还能肯保他？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高宗藩。
他清楚造反派并没把他当作什么大鱼，只不过是“有枣无枣打一杆”罢了，可是这一杆的眼前亏总是要吃的。高宗藩现在是公司的总头头，他对自己十分了解。只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就能遮风挡雨，就能让自己免了这场灾气。只是高宗藩能这样做吗？在他蒙冤负屈时自己是怎样对待人家的呢？他思前想后嘀咕了几天才下定决心去找高宗藩的。因为他十分了解高宗藩的秉性，知道他不是个鸡肚猴肠的人。
果然高宗藩没有嫌弃他，而是推心置腹地和他作了一次长谈。高宗藩对运动的形势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认为以前那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再干了。当然言语之间也不乏对李明礼的批评。指出他正是平时不注意学习，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前被人利用、被人左右，应很好地吸取教训，并答应把李明礼留在自己身边，避避风头。
没过几天，造反派找来了。他们要把李明礼带去批斗，高宗藩不同意。他说：“李站长正在生病，等病好了再说吧！”就这样，李明礼在高宗藩的保护下着着实实躲过几场批斗，度过了难关。
李明礼躲过了政治上的摧残，但没能躲过疾病的折磨，他突然患上了麻疯病。
这个病，是一种病毒性的疾病。据一些人传言，这种病毒叫滤过性病毒，它连瓷器都能渗透。而且潜伏期长达六十年之久，还有遗传性，很难控制。得病期间的人，面目狰狞，所以是隔离治疗的，谁要得了这个病，就算是判了死刑。大家对麻疯病真是到了闻之色变的程度。马陵北麓有个村庄里，发现几个麻疯病例，这个庄的鸡蛋都卖不出去，怕母鸡吃过病人吐的痰传染。
李明礼得了这个病，住进了麻疯病院，谁也不敢去看他，别人怕传染，他自己的心灵上也留下一抹阴影。高宗藩没有害怕，他要去看望李明礼。公司里的人都说他疯了。他却说：“老李是咱公司的职工，是个老同志。作为公司的领导，在同志生病时，不给以温暖，就是失职。”
他让人买了五斤白糖、五斤猪肉、十斤苹果，还带了六十块钱，直奔麻疯病院。他们的汽车离病院还有老远，司机和其他同志都不愿再靠近。高宗藩二话没说，下了车提起一大堆东西就向李明礼住的病房走去。
李明礼做梦也没想到公司里会有人来看他，更没想到高经理能亲自来。一个人和大家朝夕相处时，很少去体会这种温暖和相依相存的情感。一但离开了人群，那分孤独是十分难以忍受的。有时叫人痛苦莫名，有时叫人烦躁不安，有时叫人如疯如魔。李明礼一见高宗藩，那股子高兴和激动劲就没法提了。他一下子就扑了过来，可是当高宗藩向他伸出手时，他突然停在原地不动，目光呆滞、表情木然，像一只皮球被放了气，他跌坐到了床上。他怕高宗藩嫌自己的手上带有病毒，他不愿把自己的病传然给高宗藩。因此他把自己的双手一个劲地向后缩，那分尴尬、无奈、自卑和幽怨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把一张脸拉得变了形。
高宗藩却抢步上前，紧紧握住李明礼的双手，问寒问暖地和他聊了起来。他安慰老李说公司里的同志都很关心他的病情，鼓励老李要挺起胸来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要老李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养病，家里的事组织上会妥善安排的。老李不住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喉头被哭泣哽噎住了。
后来，李明礼的儿子去看他时，李明礼告诫儿子：“我欠你高大爷的情，一辈子也还不清。你们不要忘了，世世代代都要牢记。能做到这一点，我今后死了也就安心啦。”
知道这事的人都夸高宗藩，高宗藩却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在高宗藩看来，一个人无论你做官还是做民，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平常心。对工作要认真负责，对同志要真诚热情，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把关心他人放在第一位，这样群众才会拥戴你。当同志和朋友有了缺点和错误时，不要歧视他们。要允许人家改正，要求朋友十全十美的结果是一个朋友也没有。世上还是多一些阳光、多一些温暖、多一些鲜花好。人生在世，要给别人留一点想头，这样你就算没白活着，你才能算一个真正的人！
第四节
高宗藩教拳不保守，也没有门户之见。他反对弟子只满足于学他一个人的玩艺，认为在做学问的问题上是不应该讲究什么“从一而终”的。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本事毕竟都是有限的，况且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只有兼收并蓄，才能取长补短。大海不容百川难以为大海，高山不聚微土难以成高山。
郯城的太极拳，要想上档次，上规格，必须外出访名师，求真艺。只有走出去、引进来，才能把郯城的太极拳运动向前推进一步。
高宗藩知道北京有个冯志强，在陈式太极拳方面的造诣很高，在国内外影响较大。高宗藩手中就有冯志强“四十八式”和“二十四式”两套拳书。书写得很好，套路编得也不错，的确是个大家。他有心派个人去学。
这天，高宗藩把徒弟刘全伟叫到家中。
“全伟，我打算让你到北京去找找冯志强老师，把他的拳引到咱郯城来。”
刘全伟，年轻力壮，人高马大，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跟高宗藩练几年拳，功夫挺扎实。听说师傅让他去北京找名家学拳，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当然从心里想去。可是从没听师傅讲过，他老人家与冯老师有什么关系，去了人家不教咋办？所以他沉吟半天没说话。
高宗藩问：“你不想去？”
“想，”刘全伟生怕失掉这个机会，忙说，“老师，我做梦都想多学点东西，哪能不愿去呢？我怕的是，和人家一面不识，人家不睬咱怎办？”
高宗藩笑了笑说：“事在人为嘛，我教你个法，他必教你。”
“什么法，师傅？”刘全伟知道自己的师傅一向“点子”多。
“别管什么法，”高宗藩说，“你先把冯志强的”二十四式“练好才有本钱说话。”
“您放心，我已经会了。”
“不行，会不等于好。我要你一招一式重新练，咱自己先满意才能拿出去给冯志强看。你要知道，这才真是去”班门弄斧“！”说完他把一本书递给刘全伟。全伟双手接过一看，正是他踏破新华书店门槛没买到的冯志强编写的“二十四式”陈式太极拳一书。
不消几天，刘全伟的“二十四式”陈式太极拳果然打得是那么回事儿了。一天晨练结束后，高宗藩把刘全伟留下来，向他面授机宜，催他回家收拾行装抓紧上路。
刘全伟犹犹豫豫来到北京。师傅虽教了他“法”，可是管不管用，用得当不得当，还得靠自己去闯。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平时在师傅跟前学拳的“胳肢窝日子”多好过！
全伟在天坛公园里找到了冯志强。冯老师正在教几个日本人太极拳。那些日本朋友学得还真下劲，一招一式，一丝不苟。一个青年在做“摆脚跌叉”时，动作老是不到位。这一式是有两组动作组成的，先是身体右转，重心左移，左膝弓出；两掌相系右逆缠、左顺缠平移到身体右侧；右脚提起，自左而上经胸前向右横摆；两掌变左逆缠、右顺缠，由右肩侧向左摆，左、右两掌先后横行迎拍右脚面的外侧；接下来两掌变拳，左手内逆缠自左向下经胸前向右划弧，右手外顺缠下落于腹前，两臂合劲交叉于胸前，左拳置于右臂上；右脚横摆后，自右下落，于左脚旁蹬地震脚，全身气力向下沉，左脚脚尖翘起，以脚跟贴地向左划出，右膝里扣、松胯、合裆下沉，臀部、右膝里侧和左腿后侧一齐贴地。这两部分各自要在同时做好的基础上一气呵成，动作难度的确是够大的。但是做完这个式子，总不能老“跌”在那儿不动吧，你还得起来再接下一式，这就更难了。对于一个没有基本功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可这位日本朋友毫不退缩，他一遍又一遍地苦练。只见他头上蒸腾着热气，嘴唇上留下几个深深的白牙印。
刘全伟心想，人家日本人飘洋过海到中国来学拳，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啊？自己从郯城到北京，跟他们相比困难还算什么？况且，自己还有更大的优势：一是没有语言障碍，二是自己有一定的武术基础。想到这些，他的胆子壮多了。
就在这时，冯志强老师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年轻的生人。微笑着问道：“同志你是哪里来的；有什么事吗？”
刘全伟见冯老师闲下来了，就不失时机地迎了上去：“冯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想请您再给整整架子。”
冯志强上下打量一下刘全伟，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个青年，就说：“很抱歉，我眼拙，实在想不起你来了。”这时，几个日本朋友围了过来。冯志强大概是怕同胞在国际友人面前失面子，赶紧说：“你练一趟给我看看吧？”刘全伟巴不得这句话，抱拳施了一礼就演练起来。此时他再也不腼腆了，想到的只是怎样把拳打好，目的是想给冯老师一个良好的初步印象，再者也是不肯在小日本人面前示弱。
刘全伟毕竟跟高宗藩练过几年拳，基本功很扎实。常言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冯志强见这小伙子功夫的确不凡，点头笑了：“小伙子，你还没回答我，你是从哪里来的？”
“郯城，山东省郯城县。”刘全伟收住拳势说。
“我说怎么眼生呢？你专来学拳的？”
“是的，是俺老师派我专程来拜访冯先生的；”
冯志强被面前这个小伙子的精神感动了。他在整套拳中抽出几个单式子叫刘全伟做，他边看边点头。刘全伟做“摆脚跌叉”时，冯老师还把那位日本青年喊过来认真地看呢。
冯志强打发走日本朋友后，仍然不解地问刘全伟：“你这趟拳到底是跟谁学的？”
“俺老师高宗藩。”
“你老师又是跟谁学的？”
“您出的这本书。”刘全伟拿出冯志强著的太极拳书，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冯志强更感动了，他拉住刘全伟的手说：“凭你这种精神，我教你，我教你！以后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找我。”
刘全伟请冯志强整了整拳架子，又解释了几处疑点，便回来了。后来他又去过北京多次，与冯志强结下了很深的师生情谊，从冯志强那儿，刘全伟也着实学了不少东西。
毕秋生跟淄博一个姓牛的朋友学了八十三式老架子太极拳，后来教给了刘辉和秘登平两个师弟。因为一传再传，就怕走样。正好秘登平要去济南上大学，高宗藩就把学好这趟拳的任务交给了他。因为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