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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大跃进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比赛说谎、比赛吹牛的年代。
中国人不知是吃错了药，还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几乎都得了“说谎症”、“吹牛癖”。
最可悲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谁都知道那是谎话、那是“牛皮”，却拼命地去说、去吹、去信。而且一个比一个能吹、一个比一个会吹、一个比一个敢吹。个个吹得天花乱坠，吹得云天雾罩，吹得冠冕堂皇，吹得理直气壮，吹得不羞不惭，吹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使得神州不能不闪了一个趔趄，历史发一次高烧。
会吹的，因其会吹，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鞋面布改帽沿子，一步登天”了。不会吹、不敢吹和不肯吹的，因其不会、不敢和不肯，被弄得垂头丧气、一无是处。不会，说明你无能，是庸才。不敢，说明你没有魄力，是小脚女人。不肯，说明你立场有问题，是怀疑党领导、怀疑大跃进、怀疑人民公社。怀疑三面红旗，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了。于是有人因此而挂牌游街，有人身陷囹圄，甚至名丧黄泉。套用大鼓书上一句话，就是“万丈高楼失足，扬子江心翻船”了。
既然吹牛不仅不要贴印花，不要报税，反而“吹而优则仕”，那谁还不拼命地吹？谁愿意当“三反分子”遗臭万年！谁“给脸不要”呢！能不能吹，该不该吹的问题既然解决了，剩下的当然就是如何吹的问题了。
《人民日报》或省级大报上赫然刊登出这样的“新闻”：
——老母鸡一天下了十个蛋；
——农民用木头造出了火车；
——玉米秸上插多少竹签，就能长出多少玉米棒棒；
——某农民在芝麻杆里榨出了芝麻油；
——某乡稻子亩产均达十万斤；
——某村种的萝卜一个重百斤；
——某省月产钢四百万吨；
可惜这些都不是真的。要是真的，我们也就真的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里，过那神仙般的日子了。
但是报上都这么说，谁敢不相信，你就得干。大跃进就得你追我赶嘛！不怕干不到，就怕想不到。要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
你的母鸡一天能下十个蛋，我的母鸡要是也下十个蛋，那就太不争气了，它得下十五个！你的玉米能结那么多棒棒，我再结多也没什么意思，我的玉米秸子高，我可以攀着它到月宫里找嫦娥姑娘谈心去。这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为了扩大“吹”的范围和影响，人们不断创出了新招。“摆擂台”这个中华民族古老的竞技形式和“放卫星”的现代科学色彩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他们把“吹”的内容叫做“放卫星”，把比赛“吹”的形式叫做“摆擂台”。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
干啥都能放卫星。
农民种田，可以把某项高产算是放了“卫星”；
工人可以把某天的产量算作“卫星”；
学生可以把某次考试成绩算作“卫星”；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谁放了卫星谁就光荣，于是就“你追我赶”起来。“谁英雄，谁好汉，擂台上面比比看”的叫喊声，使得人们的热血沸腾起来了。
东陇海铁路某火车站一群装卸工摆擂台比扛面粉，擂主从四袋起码，有不服的站出来。于是五袋、六袋、七袋，不断递加。有个大力士在双肩上摞了两个井字，把头夹在中间，颤颤悠悠地把八袋面粉扛起来了。这可是四百斤重啊！但大伙不服，说前面的人都是扛着面袋向前走了十步才放下的，这位要想放卫星，也得走十步。不料他走了十步后，便一头栽到地上吐了很多血。卫星是放上去了，他却倒下了，从此丧失了劳动力。
这件事教了人们一个乖，那就是再放卫星时，不能太实了。于是在某县中学里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全国中学生进行“劳卫制”考核，只要几项体育项目达到一定成绩，即可发放等级证书和证章。这个学校的某个班级为了全班都通过考核，就想出了一个鲜点子，在考核六十米和百米短跑时，选了一条一头高一头低的柏油路，让学生们往下冲，结果全班都拿到了合格证书和证章，可是有两个学生跌破了头。
这件事又教会了人们一个乖，那就是光动嘴更保险一些。于是再打擂就比谁的调门高了。而且上这样的擂台要有经验，千万不能第一个发言，因为你一发过言，别人总要加码的。这个码越加越大，你反而成了最保守的了。据说后来在扑克牌的玩法中兴出一种叫作“吹牛”的，就是受到这个现象的启发。
郯城县当然也不例外，放卫星、摆擂台的群众“吹牛”运动波澜壮阔。多少人在这壮阔的波澜中逐着潮流，翻着浪花。
天下事就是这样，有弄潮儿就有喝水的。李汝德就挨了淹。
李汝德是郯城县城关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是高宗藩的副手。
这天县里召开商业系统会议，让各单位汇报工作。高宗藩因为有事离不开，就让老李到局里去开会，反正是汇报工作呗，咋干的就咋讲，实话实说就是了。不料李汝德高高兴兴去开会，却苦丧着脸回来了，脖后还插着一面白纸糊的三角形小旗子。
“咋啦？”高宗藩迎上去问。老李指了指自己的脖子，像个小孩子似的，“哇”地一声哭了。
高宗藩往他脖子里一看，好家伙，那里有老长老深的一道血口子，看样子是给插旗插的。再看看那做旗杆的木棍，削得尖尖的，简直就是一根木扦子。
高宗藩愤愤地说：“插白旗，插黑旗，你插就是了，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我去找他算账！”
“高主任，你快别这样说，人家还要跟你不拉倒哩。”
“我怎么啦？”高宗藩一面接过别人递来的红汞水给老李擦伤口，一面问。
李汝德痛得咧了咧嘴，才慢慢地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今天局里的会上要求各单位汇报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并且评出名次，成绩最好的拿一面流动红旗，最差的插一面白旗。
会议主持人点名要城关供销社带头发言，因为它是个老先进单位嘛！李汝德走上台来，不慌不忙地如实汇报起来。一来是高经理一贯要求说实话，临来时高经理还特别交待到了会上不要说那些没梆谱的话；二来供销社的确干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摔到底也不会当尾巴自勺。
谁知他的发言…结束，下面可就热闹了。真的跟打扑克牌玩“吹牛”一样，前一张牌刚落地，报出个点子来，后一张马上就以更大的点子压了上去。按说一副牌中同样点子的只有四张，可这时说不定出现十张都有人相信，那主要就看你吹时能不能不动声色了。
一时间吹牛风猛起。你不是说今年赚了一万元吗，我赚了两万，他赚了三万；你说你在大炼钢铁中用小钢炉炼了五吨铁，他准得说炼了十吨，甚至百吨。不然卫星不让你放了么。至于真的假的，又有谁来过问呢？要说假，可以说都是假的，因为大家都是把社员、居民家的铁锅、鏊子、饭铲、菜刀熔化了做成铁锭来冒充的，哪有一个是真的从矿石中炼出铁来的？再说，把水缸、菜坛打碎放在石磨里磨成粉做的“耐火砖”能是炼钢炉的建造材料么？恐怕只有在此特定的时代里，才会有人这么想、这么信、这么做！
你不信？你敢不信？
某大队书记说他们大队的花生亩产十万斤。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说，一亩地能有多大地方，十万斤花生铺在地里也得铺一米厚吧？这花生从上到下都结果，怕也结不了这么多吧？！
他的话一说完立即引起周围群众哗然大笑。可是乡里来的检查团说他是“算账派”，是蔑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是对大跃进的怀疑，是对总路线、人们公社的不满，当即宣布让他在脖子上挂个算盘，去游街示众。
李汝德报出的数字没人家大，又不敢指出人家是假的，他不插白旗，谁插白旗？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报数字？什么数字？”高宗藩问。
“咸菜，”李汝德说，“局里要各单位报腌了多少咸菜，俺是第一个发言的，报了二十缸。”
“不少啊！”高宗藩说。
“可人家发言的一个跟着一个加码，最后一家加到二百缸，夺走了红旗，俺还没横过眼来，觉得脖子猛地一阵痛，就被插上了这面白旗。”
“哼，真不像话！”供销社的职工们都气愤不平地说。
“不像话？”李汝德说，“人家还说咱供销社不像话，要来找高经理问问这些年先进是怎么当的、经理还能不能干呢！”
“好，你告诉他，咱明天就办个腌菜厂，腌咸菜四百缸，把红旗夺回来。”
“高经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呀！”李汝德望着高宗藩狐疑不决地说。
高宗藩指了指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斩钉截铁地说：“明天腌完四百缸咸菜，请局长领导后天带人来检查！”
大家一时都懵了：高宗藩一贯小心谨慎、实事求是，他自己是这么做的，对大家也是这么要求的，难道今天他一反常态，也想靠吹牛皮来保乌纱帽了？
不，高宗藩就是高宗藩，他怎么会干那种事！可是腌四百缸咸菜的任务要在一天一夜完成，谈何容易。不说别的，光这四百只大缸就不易搞。大家为他担心不是没道理的。
但高宗藩说这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胸中有数。他对当地群众的生活太了解了：群众的生活苦啊，就拿吃莱一样来说吧，一年到头能吃几回新鲜炒菜？人说“郯城人喜欢吃咸菜，顿顿离不开那些雪里蕻、辣疙瘩、萝卜干、黑咸菜什么的”，其实谁不知道鱼、肉好吃呀，但有钱买么？就是拿着钱，肉是按月供应的，你有“计划”么？都说烧冬瓜好吃，洋柿子做汤好喝（注1），冬瓜不用肉熬是什么味？洋柿子汤里不用几个鸡蛋、不多放点素油，寡淡不？且不说鸡蛋得留着换洋针洋火（注2），换食盐、酱油、醋，每个月定量供应的油根本不够，哪能大炒大熬地活作着过呀！有人乱想点子，用蓖麻籽榨油炒菜，吃了后止不住地拉肚子，谁还敢再试？于是各类咸菜就成了群众家中的“常驻大使”了。要腌菜，就得有缸。因此大缸小缸坛坛罐罐在当地就不是什么稀罕物。一天之内收它个四五百口大缸是不会成问题的。
他招集全社职工，下了命令：全都去收购缸，大敞口的、金刚腿的都行，只要能盛三四百斤水的就管，每人最少收购五口缸，多者不限，一天内送到供销社院内来。
供销社在郯城是大红大紫的单位，职工们都是忠心耿耿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全国大跃进、拼命超英赶美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集体荣誉感特别强。副经理李汝德从局里扛回一面白旗，脖子还被插得流血不止，这绝不是他李汝德一人的事。是城关供销社全体职工的奇耻大辱。高经理既然说要去把红旗夺回来，还有不支持的吗？不就是去收购几口大缸么，许多老乡家里都有闲缸，又不是白要他的，供销社拿钱买肯定能卖。不比建炼钢炉那阵子大队里白白拉去砸碎了、磨成面做“土耐火砖”强多了？
高宗藩的命令下过不到一天，四百多口大缸都运到供销社的院子里来了。高宗藩一看，还真的都是些好缸。不破不裂，一敲当当响。不要问就知道，这都是群众在大队砸缸时偷偷藏起来的。雪里蕻、辣疙瘩、红萝卜、胡萝卜更好收购，在大缸还没到齐之前就收足了。于是又调集附近几个门市的职工，来个“大会战”，洗的洗、切的切、摘的摘、加水的加水、撒盐的撒盐，那些姑娘媳妇们手里干活，嘴里还不肯闲着，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唱着，供销社里热火朝天，大家一门心思要夺回红旗，出这口冤气！到掌灯前，所有的缸里都装得满满的了。
商业局局长凌云杰接过电话很担心。高宗藩要在一天之内搞起一个腌莱厂，是不是发高烧蒸得说胡话啦？他对高宗藩是比较了解的，知道这个同志一贯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可是怎么这次也想说大话了？可能是为供销社被插白旗的事闹情绪了吧？原想当时就给高宗藩去个电话，让他降降温的，后一想，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子呢，何况一个老先进单位，突然扛了白旗，能一下子就转过弯来？还是让他自己冷却一下再说吧。“所以第三天一早，他就给高宗藩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向高宗藩说：”你有气、有冤，我知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不要随波逐流，为了那点儿虚名去搞浮夸、去胡说八道。“
“凌局长，俺没浮夸，没胡说八道，俺高宗藩不会搞那一套的。”高宗藩大声说，“我以自己的人格和党籍做保证，俺这个腌菜厂是管你检查的，请你明天就带人来吧。”
“真的就好，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我也不打算去。”凌云杰放下电话筒往靠背椅上一坐，长长地舒了口气：“高宗藩的确不凡，咱郯城商业系统能多有几个高宗藩这样的人，我老凌就省心多了！”在高宗藩的带领下，供销社的生意越做越活，财路越来越宽，前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正当高宗藩春风得意之时，一纸调令让他离开供销社。
注①：洋柿子：即西红柿。
注②：洋针、洋火：旧称缝针为洋针，称火柴为洋火。
第五节
一九六○年冬。
这一年冬天奇冷。西柏利亚的冷风肆虐着东半球，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也冷到了冰点。赫鲁哓夫以老子党自居，想对中国发号施令，毛泽东横眉冷对素不买账。赫鲁晓夫说，你毛泽东不听我的话，不跟着我的指挥棒转，我赫鲁晓夫就不支持你、就卡你、就逼你还账；毛泽东说，中华民族不畏强权霸道，炎黄子孙不屑嗟来之食！我毛泽东宁愿冻死、饿死，也不会丧失民族气节、国家主权。
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桀骜不训，恼羞成怒。于是一变“老大哥”的面孔，反目为仇，咬牙切齿地对付中国。这也难怪，他连一贯尊之若父的斯大林都能在红场上将其遗体焚骨扬灰，这“中苏友好”、“社会主义阵营”之类的名头，在他的眼里还能算个啥？更何况连珠炮似的《九评苏共中央》的文章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由《人民日报》刊登，全国、全世界数以百计、千计、万计的电台、报刊转播转刊，弄得赫鲁晓夫及其整个领导集团如坐针毡。他们在舆论上失败了，就在经济上变本加厉地制裁中国。
赫鲁晓夫集团撕毁了与中苏友好合作的协议，撤走了支援中国建设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过，这些都难不倒聪明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照样能完成许多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和许多大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他们又逼中国还债，过去支援的科技资料、物资要折价偿还，连共同援助朝鲜战争中，苏方提供的武器装备和军需都要由中国来偿还。为了抗击美国的霸权主义，支援邻邦的正义斗争，中华民族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把殷殷热血和耿耿忠魂留在了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上了。赫鲁晓夫一伙隔岸观火，却要加倍地收回那点“军火费”，向有礼义之邦之称的中国认了。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站起来不久的共和国没有钱，就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副食品抵债。老毛子们很苛刻，猪肉肥了不要，瘦了不要，专要那不肥不瘦的五花肉；鸡蛋一定要新鲜的；检查苹果是用铁圈圈一个一个地套，大一点、小一点的都算是次品要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