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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敌人的进攻，红军兵力过于分散，到处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了第七、九军团。寻淮州任七军团军团长，肖劲光任七军团军团政委；罗炳辉任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任九军团政委。
肖劲光，湖南长沙人，1903年生，18岁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岁转为共产党，21岁回国。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第二年又去苏联的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曾担任五军团政委。
寻淮州，湖南浏阳人，1912年生，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军连长、团长、师长、军长之职。
蔡树藩，湖北汉阳人，1905年生，1925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就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长、红二十二军军长。
七军团刚成立就要求他们深入到抚州地区进行作战，以期达地调动敌人之目的。当寻淮州和肖劲光在11月11日率军向浒弯进攻时，在八角亭高地受到浒弯、金溪和琅琚方面敌人的夹击，处境十分危险。整个战场壕沟纵横，弹痕累累，大大小小的炮弹坑遍及高地上。战士们正在疲惫中修补战壕。
肖劲光政委的军服上也被弹片划破了几道口子。他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掩体、射击孔，不时给战士鼓劲打气。高地上空十多架敌机超低空飞行，不是疯狂地扫射，就是接连投弹，使整个战场成了一片火海。被炸牺牲的红军战士尸体就躺在前沿阵地，还没来得及掩埋；被炸断的树干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彭德怀奉命率领三军团前去救援，也受到了敌人的阻击。
彭德怀此时正在发疟疾，多日来高烧不止。他是带病指挥作战。他赶到前沿阵地关切地问：“同敌人接火的是哪个团？”
张震跑过来：“报告彭总，四师十团三营。”
彭德怀打量后，说：“你是张震营长。”
“对！我是张震。”张震立正站好。这时师政委彭雪枫也赶来。他见彭德怀嘴唇发紫，浑身发颤，关切地问：“彭总，你的身体……”他身后的田参谋说：“军团长正在发疟疾。”正说间，彭德怀身上一阵寒冷，难以自持，险些倒下去，被身边的彭雪枫扶住。张震向后大叫一声：“担架！”
立时有两个战士拿着担架过来，彭雪枫、张震扶彭德怀躺在担架上。
彭德怀拉住彭雪枫的手：“彭政委，你替我指挥，突破敌人的防线，尽快增援红七军团的肖劲光、寻维州他们。他们目前的处境怕是凶多吉少。”
彭雪枫表示：“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突破敌人防线，增援红七军团！”
这时的八角亭高地上，战壕内红军战士死伤无数，仅有一部分人能坚持战斗。轰炸的飞机刚过，山坡上又出现了十多辆装甲车向山上冲来。装甲车后敌人如蚁，边射击边冲锋。
红军阵地危在旦夕。最后被迫放弃阵地。八角亭高地一战，红军伤亡1100多人。
此时，一军团、九军团的处境也不妙。他们在见贤桥到棠阴之间的敌人封锁线中出击，为的是配合东方军作战，结果遭到敌人十个多师兵力的围攻，只好转移到云盖山和大雄关地区据守，结果，又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放弃阵地南撤，继续向苏区中心转移。出现这种局面，谁都知道这是单纯防御的结果，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结果。一句话，是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结果。
正在这时，发生了“福建事变”。
16。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成立福建中华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介石为灵魂之国民党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与彻底的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工具之时，痛民族的危亡，已到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强以及人民种种痛苦，皆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
原来，蒋光鼐和蔡廷锴发动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视十九路军为心腹之患，将其调离上海，驻守在淞沪线上。蒋介石对这个十九路军还不放心，又采取了一箭双雕的手法，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要他们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假如十九路军消灭了共产党的红军，也在福建呆不下去。
广东的陈济棠向来同原十九路军的陈铭枢不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蒋光鼐调任福建省府主席，蔡廷锴升为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路军调往福建时，归蔡廷锴指挥的有沈光汉的六十师、戴戟的六十一师后由毛维寿继任师长，区寿年的七十八师和补充师，后来在补充师的基础上成立新编二师，卢兴邦任师长，还有新编第四旅。原在福建张贞的四十九师，被东征红军打败后，又重新拼凑起来，划归到十九路军建制，刘和鼎的五十六师也列入十九路军的序列。
时止今日，归蔡廷锴调动指挥的有六个师又一个旅。
蔡廷锴调到福建时，红军活动的重点放在了赣南，同十九路军没有太大的军事冲突。到了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蔡廷锴虽是左路军总指挥，主要战场是在抚河流域展开的，两下也相安无事。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又上台后，对谁也不放心。他不仅把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还亲自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就这样，他还是不能高枕无忧，由中组部副部长陈果夫和机要秘书陈立夫组成“中央俱乐部”，成为CC派。C为“陈”字的英文Chen第一个字母，CC是两个“陈”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CC派就是从此开始，形成了至上而下的秘密特务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空前高涨，不仅社会团体和民众强烈要求，就连军队也有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强烈要求，甚至还有一批高级军官，公开和半公开地要求抗日。蒋介石面对这种抗日的洪流，也感到只反共不抗日会激起全国民众的更大愤慨。这时，他想像他当黄埔军校校长那样，培养出为他所用的人才来。因此，他就照苏联的“格柏乌”，也就是“政治保卫局”，组成“复兴社”网罗大批人才。这事交给谁来办呢？他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贺衷寒。贺衷寒是黄埔第一期学员，曾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回国后，又于翌年的春天，被蒋介石送到日本深造。1931年被蒋介石召回国。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并讲了话。戴笠当时为候补干事，后经胡宗南推荐，蒋介石授命，戴笠成了特务处的头子。戴笠是浙江江山人，1897年生，字雨农，又叫徵兰，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忠于领袖，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这个组织不仅渗透到军队的各个领域，还渗透到军队以外的各个领域。这就是“军统局”的前身。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曾派出一百多人进行专门训练，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参加了“复兴社”这个组织。
这一年的冬天，十九路军在厦门破获了一个组织，抓了一些人，有人曾供出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暗杀省府主席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事对他俩人震动很大，由防备到憎恨。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高级军官阴谋叛变的事件。原来，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禀承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利用同乡关系，拉拢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阴谋倒戈；杨永泰拉拢四十九师师长张贞：“复兴社”干将分子张炎元，主动策反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旅长赵一肩等人；郑介民亲自出马，策反七十八师旅长云应霖、张君嵩，同时还利用其他人策反六十师团长多人。郑介民是广东海南人，1897年生，曾用名娉炳，别号耀全，化名杰夫，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也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成立“复兴社”时为干事会干事。从此，他也就成了一个老牌特务。幸亏这事发现的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蒋介石贼心不死，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又秘密收买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新编二师师长卢兴邦，专门用来监视十九路军的行动。蒋光鼐、蔡廷锴在这种局势下高度警惕。这些情况都促使了他俩人的反思。那么同红军作战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
1933年7月1日，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东方军从广昌出发，5日到达闽西的宁化以西地区。8日围攻泉上，10日卢兴邦新编二师的一个团，出清流前去增援，行进到延洋，被寻淮州的第五师消灭五个连。区寿年七十八师的一个团由上堡向北运动，行进到马屋附近，被程子华的三十四师击溃一个团。红四、五师于14日占领清流。接着在泉上又歼灭新编二师一个团。7月底，红军三师和四师的一部，在朋口消灭七十八师守军一个团的大部和增援的一个团，使区寿年的七十八师险些全军覆灭，弃城逃向永安。红军一路东进，占将乐，攻顺昌，夺南平，下尤溪口，一个多月连克六城。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同红军作战，连连败北。虽未有大的损失，也是弄得丢盔弃甲，军心浮动。这时，蒋介石偏偏来了通令，严厉批评十九路军作战不力，丢失口令，泄露机密，扬言要重重查办。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蔡廷锴十九路军的任务，是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东进和北上。
“九一八事变”使蔡认识了蒋介石；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使他了解了蒋介石；在民族危亡之际，假抗战，真投降，积极打内战，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本来面目。他们秘密地策划，暗地里积极行动，准备举起反蒋联共抗日的大旗。在“围剿”中他俩多次率领十九路军深入到苏区，对共产党的红军作战。他开始由同情共产党到后来相信共产党。
因此，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团结内部，在军事上同红军密切合作，才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蒋光鼐和蔡廷锴积极物色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中间人，最后选中了陈公培。
陈公培是湖南长沙人，1901年生，曾经改名吴明、无名。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翌年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曾经两次参加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一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撤出南昌，转战到广东的潮汕地区。这时候，他脱离了共产党。他俩人看中他的就是这一点。陈公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对共产党了解，而且在共产党方面有很多老朋友。
于是，9月22日，陈公培携带着蒋光鼐的亲笔信，由福州秘密出发，坐船从海上到达厦门，绕了一个大弯，而后到达东方军的司令部，延平的王台。
彭德怀热情地招待了陈公培。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就把两张方桌合并在一起，用脸盆盛上猪肉、鸡、菜和米，满满放了六大盆。
当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陪着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代表陈公培进来后，彭德怀歉意地说：“陈先生，没有好东西相待，仅此而已了。”
陈公培也毫不在意地说：“彭总太客气了。请总指挥尽快向中央汇报，我十九路军脱蒋联共，出自爱国之心。蒋、蔡司令官在淞沪抗战，众所周知。”
彭德怀诚恳地说：“我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赞赏贵军的行动。毛泽东主席曾以政府的名义发表过《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我们欢迎你们站在人民一边。”
陈公培客气地说：“我就静候贵党的佳音了。”
“我们马上就发报给中央。”彭德怀表示。
在独立房子的博古、张闻天、李德，接到了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他们经过商议，感到对十九路军的详细情况还不十分了解，一时间拿不定注意。博古通知彭德怀，同意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接触，有情况随时电告。后来又听说彭德怀用脸盆招待十九路军的代表，有失雅观。去电还批评了他们的有些作法。
彭德怀接到临时中央的电报，积极同陈公培接触。时过不久，他又收到了博古的第二封电报。彭德怀将电报往桌上一拍，气愤地说：“前后两个电报，两种态度，朝令夕改。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要我们‘耍一个滑头’，这么大的事情视同儿戏！”
滕代远也感到临时中央处理事情不够慎重。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犹豫和虚假，更不能去投机。彭德怀拿起桌上的电报，抖了抖，说：“不诚心，如何同别人谈？”陈公培见短期内得不到结果，只好打道回福州。事后，毛泽东才知道，十分惋惜地说：“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争取十九路军站在抗战一边。
联合十九路军不仅能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还能扩大苏区，推动革命的进程。二十六路军在宁都暴动，对蒋介石打击就很大，这次十九路军反蒋，更是如此啊。“
远在福州的蒋光鼐和蔡廷锴处于诚心，第二次又派陈公培和他的秘书长徐名鸿，于10月下旬再次到苏区。
在瑞金的沙洲坝，毛泽东正伏在桌前整理《才溪乡调查》，刚安不久的军用电话铃响了。毛泽东停笔接电话。
“我是毛泽东，哦，博古同志……十九路军派来了陈公培、徐名鸿为谈判代表，什么？由政府出面谈判。好，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参加。……嗯……潘健行为全权代表……我马上去。”
毛泽东放下电话，特地换上一套新衣服。
潘健行就是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生，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岁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并且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以后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特科第二科科长。1933年5月，因他的堂兄被逮捕，他自己的处境也十分危险，就化名潘健行到了苏区瑞金。他到瑞金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在特二科时，他就和徐名鸿相识。
在中央政府的一间大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潘健行同陈公培、徐名鸿等人坐在一张长条桌旁。谈判很顺利，气氛也好。
一份《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传到徐名鸿手中。徐名鸿诚挚地说：“感谢贵党贵政府的真诚合作，协议很快达成。我回去后，向蒋光鼐将军、蔡廷锴将军传达各位将军的合作。”
毛泽东接过徐名鸿的话说：“我们对贵军联合共产党反蒋抗日，表示欢迎。在国难当头之际，蔡公与蒋公二位将军以民族大业为重，为广大民众所敬佩。抗日救国救民，才有出路。我们党愿意同一切反蒋抗日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
周恩来和毛泽东到独立房子向博古汇报谈判情况。张闻天、项英、李德也在座。周恩来汇报完后，问道：“明天，十九路军的代表就要回福建了，中央还有什么指示？”
博古认为他们是投机革命，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对他们不能抱希望。
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反日反蒋，是我们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鉴于目前的局势，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