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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百花州的行营里，蒋介石心情不快地注目着江西军用地图，他的背后站着熊式辉和一帮高级参谋人员。十余名将官，他们谁也不敢言语，生怕灾祸落入自己头上。突然，蒋介石眼中冒着火转过身，怒斥道：“情报如此失实，视同儿戏，成何体统？电告左右两路集团军，务必将‘共匪’全歼在兴国以北地区。30万人马竟奈何不了朱、毛3万‘共匪’，岂不贻笑天下。”蒋介石讲着动了感情，右掌拍在案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军官又拿着电报进来，见状不敢向在气头上的蒋介石报告，对熊式辉附耳一阵。而后，熊式辉走近发怒的蒋介石小声道：“委员长，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向全国发出通电。两广联军军队向湖南推进。粤军已在乐昌集结，桂军进至黄沙河。”熊式辉的声音虽是很小，全厅的人都听到了。
蒋介石听后半天没言语，后来他摆摆手，示意众人退下。
众军官知趣地悄声退下。
蒋介石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抚额思谋。
熊式辉立在一旁一直未敢动。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流失。
蒋介石的压抑在一点一点地增大，而后他霍然起身奋然作色道：“娘希屁！他们这是釜底抽薪！命令何应钦、陈铭枢分路撤兵。”他后半句话简直是有气无力。
蒋介石后院又起火的消息，被毛泽东和总部首长所掌握。
总部首长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人一起开会研究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因势利导，果断地说：“蒋介石后院起火，很可能撤军，我提议红军主力再向西南转移，到兴国西北的均村、茶固为中心的山区集中，利用敌人的退却，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第三部 血沃红土（一）
1。赣南会议
一场秋雨过后，南昌百花州已不在是凉爽，反而是寒气逼人。蒋介石神情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头斜靠在后背，像是熟睡的样子。高参慌慌张张地来到客厅门前，连报告也没打，一阵风似地推门而入。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一动未动，好像到了另一个境界。高参到了蒋介石面前轻声地说：“校长，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发来的十万火急电报。”蒋介石慢慢睁开眼，慢条斯理地问：“张副司令来电都讲些何事？”高参告诉他：“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北大营。张副司令来电请示，如何应付？”蒋介石听后的一瞬间，突然起身，正欲发作，忽然他却愣在那里，尤如僵尸一般动也不动。稍许，他缓缓地坐下，小声地说：“这事早有预料。外祸是内患所致。电告汉卿，要他掌管好部队，大局为重，以忍为上。”
电报虽是发出去了，可蒋介石的心仍不踏实。第二日中午，蒋介石躺在床上正在午休，其实，他根本就没睡着。
高参又一次来到葛兴仁住宅，被侍卫阻挡在门外。
高参态度生硬地说：“我有急事要见校长。”
侍卫坚持道：“先生，三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刚躺下，你忍心叫醒他吗？”
高参：“我有大事秉报。”
侍卫正在阻拦，蒋介石身穿睡衣出现在俩人面前。
“何事大声吵嚷？”
侍卫正欲解释，高参已趋步向前：“校长，张副司令来电，日本关东军今日早晨攻占了沈阳，同时又攻占了长春、抚顺、四平、鞍山、安东（今丹东）。张副司令请求率部还击……”
蒋介石愣了一会，思考有许，沉稳地说：“电告汉卿，要他不要意气用事，应顾全大局，决不可轻举妄动。”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机，蒋介石想的不是民族利益，还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如何消灭江西的红军。
此时，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人员到了于都的平安村。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得悉“九一八”事件的发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沉痛。
在上海的中央已作出决定，号召全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组织游击战争，打击侵略军。毛泽东要求江西苏区军民不仅号召民众起来反侵略，而且还要号召白军的士兵起来反侵略、反投降……
不久，毛泽东和红军机关到达了瑞金的叶坪。红军主力也推进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由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周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毛泽东同志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时过不久，形势急转直下，项英又被王明路线所左右。
11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是由中央代表团项英主持。由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毛泽东同志受到了批判，并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设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又一次取代了毛泽东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成了站到前排的领导者，使毛泽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之中。
叶坪村谢家祠堂西侧的两层小楼上，居住着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领导人。毛泽东同贺子珍和朱德同康克清居住在二楼。楼梯、楼道和房间的隔板全是木质的。毛泽东住在楼上东北的一个房间里。这天夜里，毛泽东正在马灯下起草文件。长期的劳累使他日渐消瘦，尤其是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令他大伤脑筋，加上又感风寒，有些低烧，时而大咳不止。贺子珍为他端来了一碗凉白开，让他润润嗓子。他感激地接过喝了两口，然后把那只浅兰细花碗放在桌上，摸索出一支香烟夹在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旧火柴盒里早已空空，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贺子珍心疼地说：“润之，你身体不好，就不要抽了。”她见毛泽东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什么表示，不由叹了一口气。她还知道，他有时抽烟不仅仅是来了烟瘾，往往有重大决策或是心情上有压抑时，习惯抽烟。贺子珍知道他最近心情不痛快，连续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而且是前所未有。她简直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然而，毛泽东外表上依然平静如水。他愈是这样平静，贺子珍心里愈是焦虑不安。她无言地把马灯拿在手上，并且按下灯罩下面的机关，使灯罩上移，露出里面的火焰，双手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向她投去感激的一瞥，继而伏在上面把香烟点燃。
毛泽东抽着烟，在木质楼板上轻轻地走动。他虽然走得很慢，脚步踏得是那样的轻，楼板依然发出有节奏的轻微声音。那轻微的楼板声，不断地敲击着他那颗不平静的心。他又一次的想起了会议上的情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上，历史上称为“赣南会议”。
任弼时高深莫测地坐在显赫的位子上。他虽然才有28岁，显得是那样的深沉老练。他1904年出生在湖南的湘阴，16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先后担任过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4月他同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到达苏区后，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组织部长。实际上他是三人代表的当然领导者。这次会议上展开的对毛泽东的批评，虽是有远在上海中央的指示，可他们也从心眼里瞧不起土生土长的毛泽东。项英是这次会议的组织和主持者之一。他先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苏区，由于在处理“富田事件”上，同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受到中央代表的批评。项英认识问题快，弯子转得快，又得到了中央的信任。所以在批评毛泽东这个问题上，他是积极的。至于有没有上次在反围剿中，他提出转移到四川的主张被毛泽东所否定和说毛泽东的战术是“钻牛角”被驳回的因素存在，那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态度是明朗的，批评的措辞是严厉的。要说带有火药味的批评还要算顾作霖的发言。顾作霖年轻气盛。他是上海人，1908年生，17岁加入青年团，18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24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他的讲话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他把中央的精神和自己的意见揉合到一起，拉着上海的腔调，把会议推到了一个既严肃又残酷的境地。现在的王稼祥，经过半年多同毛泽东的接触，尤其是毛泽东指挥反围剿的雄策大略，使十倍于我的敌人接连败北，壮大了红军队伍，扩大了苏区地盘，鉴于这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开始冷静地思考问题和判断问题。在这个会议上，他由于还没有认识问题的全部，也作了一些言辞较为温和的发言。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过报告后，就被剥夺了发言权，一直处在被动受批的局面。有些问题他也想不通，只是一个劲地在那里抽烟。朱德虽没有受到批评，可他的心里也不好受。谁不知道苏区红军里有个“朱毛”，假如“毛”的决策是错误的，他“朱”能脱得干系吗？然而，他却一点也未受到牵连，仍然是红军的总司令。
毛泽东把会上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贺子珍见毛泽东手中的烟头快要烧到手指了，他还未知觉，忙提醒道：“润之，烧到手了。”
“哦。”毛泽东把烟头丢掉，并用脚踩灭。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渴求的目光，无声地走出小房，沿木楼梯拾级而下。贺子珍将马灯弄灭，也随着下了楼梯。
夜，凉风习习，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毛泽东同贺子珍并肩走在楼后的大榕树下。毛泽东抽烟时，烟头发出红红的光。
他们俩人谁也不讲话，默默地向北慢慢地走，脚踩在地上的落叶和野草上，不知名的小虫在啼鸣着。
毛泽东停下，贺子珍也停下。毛泽东丢掉烟蒂，并用脚踩灭，解开胸前的衣扣，发出一个深呼吸，像是要借凉爽的风，消除心中的烦闷，驱赶思想上的不快。他两手卡腰，遥望着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贺子珍几次欲言，她都忍住了。她知道，此时无声胜有声。
俩人就这样无声地站着，望着天空。毛泽东外表平静，胸中却像汹涌澎湃的大海。
朱德居住的房间里，透过开启的小木窗，看见朱德现出的上半身。接着灯灭了。贺子珍无意间看了一眼。
朱德立在窗户前，透过眼前的一孔之窗，也望见了黑夜中的毛泽东。
康克清推门进来：“玉阶，怎么不点灯？”
朱德回身：“你回来了。你们交通大队的情况怎样？”
康克清今年才20岁，她生于1912年，万安人。14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毛泽东同朱德在江西宁冈的砻市会师，那一年她才16岁，上井冈山参加了红军。经人介绍同朱德认识，在1929年的3月间，红军在长汀休整，她同朱德结为终生伴侣。别看康克清年纪不大，认识问题倒是是非清楚。她不仅性格开朗，而且工作顽强，敢想敢干。她现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康克清有情绪地说：“我这个政委也不好当，批判毛泽东，下面想不通。”
朱德：“我也想不通。以前有个李立三，搞左的那一套，无辜地死伤了很多战士，是他站出来抵制的。没有他的力排众议，哪有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些都是事实，是有目共睹的。”
康克清欲点燃马灯。
朱德忙制止：“省些油啰。不点灯打开窗户，屋内凉快些，也飞不进虫子。”
康克清十分关切地说：“你要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朱德有苦难言：“讲啰。别人不听嘛。他是总政委，我是总司令。如果说有错，我也有错嘛，更何况那不是错！”
康克清同情地说：“有机会，你同他谈谈，让他想开些。”
朱德：“夫人讲的是啰。不仅他有压力，我也有压力嘛。
不过不要紧，润芝胸怀博大，他承受得了。“
深秋的夜不仅静悄悄，而且还带着凉爽。毛泽东和贺子珍漫步在草坪上。当他俩人来到一棵大榕树下时，毛泽东摸出烟夹在手指缝中，另一只手拿出火柴准备划着，此时他却没有划。毛泽东暗想：“王明路线给我戴了三顶帽子。他们不晓得山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他们下车伊始，会把革命搞糟的。”
他们无声地站了好长一会。贺子珍看看天，外面有些凉，提醒他：“外面冷，回屋去吧。”
“好的。”毛泽东划燃了火柴，点烟时火光映红了他那清瘦发黑的脸盘。
毛泽东开始向回走，步子很慢，抽烟的频率却很快，点燃的烟头，不时发出阵阵红光。他头脑里对会议上的争论，总也驱赶不散……
“我们也应该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军事条令和指挥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据理力争：“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也应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你这是狭隘的经验。是可怕的，危险的。”顾作霖显然对他的辩解不满，不由提高了声调。
“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丝毫也不改变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们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的一段争论。
毛泽东同贺子珍慢慢地走着。他心里却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情。”
毛泽东同贺子珍来到大榕树下。毛泽东招呼道：“子珍，来，坐下啰。”
贺子珍提醒他：“小心着凉。天也不早了。”
“我们就坐一哈子。”毛泽东先坐下，略有欠意地说：“前段时间，忙于打仗，很少和你在一起。来，坐下嘛。”
贺子珍就顺从地坐在了他的身边，关心地问：“润芝，你感到压力大吗？”
毛泽东想了想：“压力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但，压不垮我！去年，李立三曾批评我毛泽东：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二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并且提出要对我‘根本解决’！先是派了余震农传达他那个中央的指示，后来派周以栗同志。李立三倒了，却又来了个王明，接着又派项英，最后来了‘三人代表’，推行王明的‘两条路线’，中国革命又将面临着一场抉择。“
毛泽东又点燃香烟，呛得他大咳起来，并且说道：“我能用我的战术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可在党内的斗争中，我的正确主张，得不到上级党的承认。”他又大咳不止，好容易止住，充满信心地说：“有时候，真理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少抽一些，烟抽多了伤身体。”
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贺子珍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