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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张国焘的反问声。
周恩来点了点头。这个3万数字的夸大比例显然要比张国焘的还要大，比实有人数多说了近200％。就这样，周恩来在事后还感到说少了，应该公布一个让张国焘认为是开玩笑的天文数字，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才好。因为张国焘以后就是在这个人数问题上向中央发了难。
张国焘和周恩来的耳语和手势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张国焘，注意到这位张副主席的身体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低声问坐在一边的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他的头部负过伤？”
“你是说张主席，没有啊！”黄超回答。在红四方面军中，大家习惯称呼张国焘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主席”，而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张副主席”，这对毛泽东等人和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来说，听起来感觉到有些别扭。
“对，我是问你们的张主席。”毛泽东在这时把“张主席”3个字读得很重，继续问道：“他的右耳朵上怎么有这么大的伤疤？就是那个红圆圈。”
黄超听到毛泽东是说张国焘右耳轮上的那个酒杯大的红色印痕，笑着解释道：“你是说那个红圈。这是张主席工作特别忙的标志。”
“会忙在耳朵上，让别人咬了耳朵？”
“张主席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党政军民的大事都要管，辛辛苦苦为四方面军操劳。他每天一起床就打电话，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几个小时，饭都顾不上吃。那话筒常年累月地压在耳朵上，能不压出一道沟沟嘛！”
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没有再言语。
站立在一边的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听不懂别人的窃窃私语，也直盯着张国焘的右耳朵，看样子他也在琢磨：“张国焘的耳朵为什么会引起毛泽东的如此兴趣和注意呢？”
时年35岁的李德摸了摸自己挺拔的耳朵，除他高高的鼻子外，耳朵似乎与中国人的没有什么两样。李德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也就再没有去观赏张国焘的耳朵。
台上的人在互相捉摸着其他人的心思，台下的指战员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在认真听着朱总司令的讲话。朱德多次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他的讲话热情而朴实，给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国焘在讲话中则十分强调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却显然不愿意听这种“为了谁”的话。
“渡江怎么能与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对立起来呢？”毛泽东不满意的声音很小，只有身边的几个人能听得到。张国焘可能是没有觉察，他继续口若悬河地讲话：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任务。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所以我们大家都习惯称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中央机关自西征以来，一直处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就会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
毛泽东摇了摇头，把他长发上的雨水向一边甩了甩，没有言语。
本来中央有指示，是要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但是张国焘却实行了大搬家政策。所以说，嘉陵江之役，实际上标志着红四方面军总退却的开始。而转战数省的中央红军历经艰难困苦，很想到了川北后，能有个歇息休整的地方，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最好能有个“家”接客，可是这一切都随着张国焘的大搬家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毛泽东等人感到很失望。
张国焘的讲话自然流露出傲慢的语调，并故意重复他在几天前给中央的电报中的意见，话语中明显含有与中央北上方针不一致的意向，他说：“这里有广大的藏、回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哼，还是那个老毛病！”博古嗤以鼻声，低声对张闻天说道：“看来我们与他的分歧点还大着哩！”
欢迎会很快就散了，毛泽东的气却并未消，也许他意识到更大的风雨还在后头。总是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走上前来与毛泽东闲谈：“这雨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停。”
“风雨斜，昼夜行军脚未歇，何惧敌人围追堵截……”毛泽东的话似在吟诗，又似在回答周恩来的话，又似在表示一种决心。突然一列马队飞驰而过，溅起的泥水飞上了街道两旁正行走中的人们的身上，周恩来等人也不例外。毛泽东抖了抖被马蹄溅在衣服上的污泥，仍在思考他刚才说过的话或是新诗“何惧敌人围追堵截……”，但被张国焘的马队打断了的思路，他再也没有能续出下篇来。
“这些马真好，一匹匹都长得膘肥体壮！”有位警卫员情不自禁地赞扬。
“别羡慕那些马！有什么好羡慕的！”毛泽东是斥责的口气。他发火了！
毛泽东的心情在翻越雪山后一度很不好，本来这是因为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在6月4日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而牺牲。当时毛泽东就十分悲痛，亲手把自己的毛毯盖在了胡班长的遗体上。此后，他有时有事时仍习惯地喊“小胡”，但每当是另一个警卫员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方才醒悟胡班长已经长眠在身后的长征路上。现在，又遇到了张国焘这种情况。
毛泽东陷入沉思，他对张国焘并不陌生。张国焘，字桤阴，化名国焘、涛、特、凯音、天师等，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国焘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和张国焘可说是同时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进步思想开导，随后都参与了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一并出席了仅有12人参加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从事领导职工运动的工作。1922年初，张国焘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因为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方针，不同意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故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落选。1924年春，中共派张国焘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这年5月，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写了自首书后获释。后来，在中共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苏学习。1931年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旋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鄂豫皖苏区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后，在入川途中，张国焘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由于资历较老，因此他在这抚边小镇一时有点“众星捧月”的自我良好感觉。毛泽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让给张国焘住。这是一所镇北端的店铺，柜台内是张国焘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张国焘的随从人员。
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则住在镇南端一所简陋的房子内。
晚上，毛泽东邀请张国焘聚餐。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盛情却感到有些别扭，他对博古嘟囔道：“这老毛真的成了大当家的了？”
博古明白张国焘话中之意，没有言语。
张国焘以同情的口吻继续对博古说：“我看有人把你的错误看得太重了，权无论如何不该交！”
“国焘同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博古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说道：“作为党的总书记，我不可能没有错误。解除我总书记的职务，不是哪个人定的。既然组织上已经定了，我就应当服从和执行。”
张国焘连连摇着头，表示不可理解，摇头叹息道：“现在这个大当家的啊，我看他当不好这个家！”
抚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欢迎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到党内潜伏着严重的分裂思想倾向，于是一面继续向北行军，一面决定立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就红军战略方向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和统一思想，会议地点拟定在抚边镇以北27公里的两河口。
两河口，一个很有点巧合性的地名。它的得名，据说是来自于小镇旁两条小河，一条是汇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梦笔河，一条是汇东面大雪山虹桥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虹桥河。这两条奔流而下的溪水交汇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绿洲，两河口小镇就坐落在这盛开着满地野花的绿洲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会合地点，就在这双溪并流的两河口。
饱含着太阳之光的雪水溶汇集到两河口后，在1935年阳光最充足的时令，同时清亮地映照出中国一代叱咤风云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与百结愁肠。
红军到来时正值繁花似锦的季节，星星点点的小花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献上了全年的美丽。兴高采烈的红军将士们庆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师，盼望着会合后红军的前程似锦，就如这绿洲身上遍地盛开的繁花；红军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头上两水并一河的巨流。
6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领导和两个方面军的领导陆续到达两河口。
两河口的名字很响，可一走进镇子，却觉得它实在小的可怜。这是张国焘来到后的第一印象。他望着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数落着镇子中的房屋，这里充其量不过30户人家。全镇最显眼的是位于街中段的那座关帝庙，毛泽东就暂时住宿在那里。周恩来和朱德住宿在左侧山坡上的观音阁内。
张国焘在两河口街上走了一遭，他愈加觉得中央红军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指战员，所穿军衣的确多是褴褛不堪，很不整齐。在张国焘眼里，中央红军显然不如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这时的红四方面军，总数有8万多人。张国焘即把这个数字当作他闹独立的资本。由此，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萌动。
连日来不停思索的张国焘决心已定，他要把两河口会议作为他向中央发难的踏板。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方面军中也确实有人从不良动机和个人利益出发，歪曲事实，把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张副主席，你是知道的，原来的中央领导，第一位是王明，王明去苏联后就是博古，第三位是张闻天，第四位是王稼祥。他老毛是排不上号的，可现在中央的一切好像就是他说了算，周恩来和朱德也支持老毛。
这一切都是从遵义开的那个会后就变了……“
张国焘睁大眼睛，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新奇：“这个老毛怎么就会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博古赶下台了呢？博古和张闻天简直是软蛋两个！”
从这时起，张国焘的野心开始剧增，他就此认为中央红军内部不团结，有机可乘。
可以看出，张国焘在最初的攻击目标还不是毛泽东，而是博古、张闻天等人。张国焘和博古两人一见面，就互相就领导人之间的称呼问题发生了口角。张国焘由于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称呼毛泽东只称其别号“润之”，称呼朱德则为“玉阶”，有时还要在别号之下再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对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博古听来却有些不顺耳，往往是正在讨论问题时，张国焘一个别号或某某老兄的称呼，就会引得博古撇开正题，大发一通“革命道理”，质问道：“我说张国焘同志，想不到你怎么这样喜欢称兄道弟，这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的，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作风！”
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轻蔑地说：“我说博古老弟，你怎么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什么毛同志、张同志的，真是莫斯科气味的充分流露。”
博古的话仍带有以中央领导自居的口气，说道：“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沿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我说国焘同志，难道沿用这些旧的名称，不会保留旧的军阀观念吗？”张国焘则反驳道：“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你去详细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沿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留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订的有些出入。那么，今日我们在这里相会，你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近于要造反了。”
“我没有说你们要造反，我只是说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对战士的管理，仍采用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我就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喝斥他连队的一名战士。这就说明在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间的友爱，指挥员对战士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博古！你这是对四方面军的污蔑，我表示坚决抗议！”张国焘怒气冲冲：“你以为布尔什维克只你博古一家，四方面军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我告诉你，博古，四方面军虽然不在中共中央身边作战，但并不缺少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更不是军阀！相反，我看你博古还不如国民党军阀，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棉裤，他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张国焘继续说道：“四方面军的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然成风；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员等，都做得无微不至。当然，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不是普遍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同样，红一方面军中也有打骂现象，但我决不因此就说红一方面军就是军阀统治。”
面红耳赤的博古又把问题扯到战略方向的问题上。两人又是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大争论。
博古拍着桌子指着张国焘质问道：“在两军会师之前，6月16日、18日，中央和军委两次致电给你，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你看到没有？”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有意见。”
“好吧，我在这里再向你重复一遍。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建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