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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军整编后辖第88、第89两个师6个团，共1。3万余人。这个军作为右路军右侧先头，在先遣司令叶剑英的率领下，经过艰苦的行军，于8月26日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很快，即接到前敌总指挥部发来的急电：“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指示，要占领包座，消灭49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49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李先念接电后与程世才作了简短的研究，命令部队立即整装，以红89师为军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
前敌总部的电报还要李先念和程世才到中央汇报。因此，李先念他们在部署完毕后，即策马急行，直奔党中央所在地。这时，毛泽东等人已经由班佑到达巴西。在一座寺庙中，穿一身灰布衣服的毛泽东正手持北上路线图，仔细地看着。
毛泽东听到有人进了房间，转过身来，迎接李先念等人的到来。
徐向前一一向毛泽东作介绍：“这是政委李先念同志。这是代军长程世才同志。参谋长彭绍辉同志和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在前面指挥部队，没有来。”
毛泽东和徐向前等人与程世才、李先念一一握手。“你们都这样年轻啊！”毛泽东惊叹地说。这年，李先念，26岁，程世才仅23岁。
李先念和程世才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显得很激动。接着，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一一与李先念和程世才握手。
“你们两个过来看看。”毛泽东招呼着，把一张川西北地图铺放在地上，大家环绕着地图围成一圈，有的坐一块木板，有的干脆蹲下，听毛泽东讲述敌情。
“刚走过草地，你们部队的士气怎么样？”毛泽东问。
“高昂。”李先念简单地回答。
徐向前的口气很平稳，说道：“增援的敌49师原是19路军的一部，在过去打了一些硬仗，有一定的战斗力，现在是胡宗南的主力师。而我们虽然有1个军，但在缩编后只有两个师，同时又抽出1个团围攻附近之敌。我们长期缺粮，加上连续的行军作战，部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休息，指战员们的体力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要歼灭装备比我们好，数量几乎和我们相等的敌人，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又问了红30军的部队生活、政治工作、后勤补给等情况。李先念和程世才都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
从毛泽东的表情上看，他很满意。接着，他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整个东北，现在又向华北步步逼近。而蒋介石却一再退让投降，这些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根据中央的决定，我们要北上抗日，以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指着地图上陕西的西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的北部说道：“我们要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域宽阔，交通方便，是我国西北部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汉族居民比较多的地区，而且敌人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加上派系复杂，内部矛盾很多，这些都有利于我军发展壮大，站住脚跟。”
毛泽东又详细阐述了在川陕甘交界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意义。最后用手指着地图上的甘肃南部，然后用力向东一挥，说道：“为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就是先出击甘南，接着向东发展。”
毛泽东抬头望了望李先念和程世才，又讲道：“现在，胡宗南抢先占领了包座，又派49师赶来增援，我们如果不消灭这个敌人，就走不脱。”
徐向前插话说：“我军各部现在还未靠拢，红3军，也就是红3军团还在草地中。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争取时间。”这时，大家对红1、红3军团等改称红1、红3军等还不习惯，多数情况下仍称原称。
毛泽东接着说道：“向前同志向中央建议由你们30军、4军来承担这个任务，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个建议。”
徐向前最后说：“我们决心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包座，尔后集中力量打援。中央已经批准了前总的作战计划。你们30军先以一部攻占包座，尔后集中力量消灭49师。红4军以一部攻占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红1军团在巴西和班佑之间集结待命，并负责中央的安全。你们目前要抓紧时间尽快到达并占领包座，然后迅速做好打援的准备。我和叶剑英同志的指挥所设在上包座以北的末巴山上。任务就是这样，听明白了吗？”
李先念和程世才异口同声回答：“听明白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的手中晃动着铅笔，笑道：“好！祝你们成功！”与中央其他领导一同把李先念和程世才送出大门。
巴西距包座约有两天的路程，而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也同样在两三天内就能到达包座。红军为了抢在国民党军第49师之前到达包座，占据有利地形，星夜向包座疾进。
为了尽快拿下包座，李先念和程世才商议决定：由红88师担任打援主力，并且集中至少5个团的兵力来对付增援包座的国民党军第49师。红军主力到达包座附近后，由第89师全力攻取包座，第88师则隐蔽进入包座西南地区，立即进行地形侦察、战场选择和做好打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鉴于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的第一个大仗，又是一场硬仗。红30军在行军途中召开师以上干部和前卫团第264团领导参加的紧急作战会议。
李先念说道：“我军肩负着打开北进通道的重要使命，能否消灭敌人将直接关系到全军能否顺利北上，毛主席和党中央在看着我们，我们决不能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各部队要认真做好政治动员和细致的准备工作，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会后，李先念和程世才把具体作战部署向徐向前作了汇报，徐向前当即予以批准。
各部队出发前，又分别召集干部会。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作了具体的政治动员，他讲道：“我们的部队很快要打大仗，各政治机关的干部都要下部队做好动员工作。在此我提出3点要求：一是要发动党、团员起带头作用，以打好这一仗的实际行动来庆祝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二是为了扫除北上障碍，一定要打下包座，消灭敌49师；三是要把我们的困难向大家讲清楚。从6月以来，部队缺粮，吃的是野菜草根，战斗力有影响。只要我们能打好这一仗，以后就好办了。”
作战任务传达到部队后，指战员们情绪高昂，大家纷纷表示：“打国民党军第49师，我们包打保胜，让毛主席和党中央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口号阵阵，歌声嘹亮，部队出动了。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红军将士们在泥泞的道路上向着包座飞奔。
29日下午，红军前卫团抵达距包座西北三四公里的地方。部队不顾疲劳，立即向国民党军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敌机枪“哒哒哒”吼叫着，几乎听不到枪声间断。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
河水还在暴涨，大雨滂沱。红军经长途行军后已很疲劳，泥水中作战已是个个滚得满身泥浆，浑身都浸泡在水里。
包座之战在这时还说不上是全面开始。
如此滂沱大雨浇在川西北草地附近方圆数百里的大地上，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场大雨虽然没有影响包座之战的取胜，而其最终结局却是影响了攻打包座之战的整个部队的战略行动。这就是同在一片乌云下的张国焘“巧”借大雨又向中央再次发难。
左路军先头部队是在8月21日在朱德等人率领下攻占阿坝的，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竟延迟1周在阿坝按兵不动。8月底，在党中央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率领左路军第1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开始朝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2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我要求把中革军委会和总司令部的职权区分开，确立工作程序。”张国焘在红军总部中大发牢骚，他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说：“所有原中革军事委员会机构应该一律归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应该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的军事命令。他们已经是两次不经我们就擅自改变行军路线，现在又向东北，打什么包座。这个徐向前也是鬼迷心窍了。”
朱德的解释也是提醒，他说：“我党有个规矩，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我作为总司令应该带头执行。”
张国焘则不这样认为，他继续阐明自己的看法，说：“我说的是军事命令。中革军事委员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但不应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总政委等于虚设。他径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乃至人事调动等，他都要过问，批定后才交我们执行。我们这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他毛泽东一个人在唱独脚戏。”
“我和毛泽东相处时间要比你长得多，我比你了解他，他还是比较注意尊重大家意见的。”朱德说。
“哼！老毛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和蒋介石没有什么两样，不仅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直接予以指示。因此，我说这老毛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有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其思维有时会走到很离奇的地步，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
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所谓天才主张作辩护。“
“国焘同志，你的话讲过头了。毛泽东的军事组织才能是很强的，他指挥的作战多能取胜。”朱德不愿听张国焘故意贬低毛泽东的话。
“哼！我早就听说这个老毛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可我不这样认为。他是个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视现有的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词滥调，他要不受拘束地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定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言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担负某些具体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乎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他在江西苏区时，就与周恩来、刘伯承和李德闹得不可开交；在遵义会议后，我听说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朱德没有再说话，他知道与张国焘争吵是件没完没了的无聊事。
张国焘本来就对北进从内心中不满意，只是迫于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得不勉强率部向右路军靠拢，但他却时刻在寻找借口把部队再拉回向南。就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3天，草地上铅垂的黑云裹携来一场大暴雨，张国焘侧耳倾听着平地上的炸雷，却好像听到了福音，眼睛为之一亮。
“好大的一场及时雨啊！”这是张国焘喊出喉咙却没有张开口的一句话，他向黄超说道：“传达我的命令，天降暴雨，通知部队暂时不要渡过噶曲河！”
朱德对张国焘如此独断专行的命令感到很意外，忙说：“雨下得并不大，噶曲河涨水也不可能到了不能徒涉的深度。”
张国焘扬脸望着开始放晴的天空，不以为然地说：“河上游的雨下得更大，部队泅渡有危险。说不定老天马上又要下雨，等一等再说。”
朱德清楚张国焘内心中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再也没说什么，挽了挽裤腿，带着警卫员潘开文向噶曲河边走去。
草地上流淌的噶曲河，河床本来就很浅，在这时容纳了刚从天空倾泻下来的暴雨，正在涨水，翻滚着草根和牛羊粪末，奔涌滔滔，显得水势不小。
河岸边有些红军部队在整装待命，高师长见朱德总司令来到河边，跑步前来报告。
令朱德感到奇怪的是有一个连队在过河后，现在又返了回来，便问，“为什么回来？”
“总政委有命令，全部部队在河这岸听候命令。”高师长回答。
朱德没有再问什么，就对身边的警卫员潘开文说道：“小潘，你骑上我的这匹马，到河里去试一试水的深浅。”
潘开文拉缰策马跨进河流，向对岸走去。
朱德定睛看着水中稳稳行进的潘开文渐渐到达对岸，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水看着很大似的，其实最深才齐马肚子！”
潘开文到达对岸后，很快就返了回来。
高兴得合不拢嘴的朱德拍着小潘的肩膀，说道：“走，回总部，告诉总政委，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就在朱德在噶曲河边测水深的时候，张国焘在帐篷中也没闲着，他以“朱、张”的名义致电中央，口述了这样一份电报，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3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天全部赶回阿坝”。并提出，右路军应“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德从河边回来后，兴冲冲地向张国焘说明噶曲河的水深实测情况，而这时的张国焘怎么能够听得进去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话。由此，两个人很快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什么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你心中还有没有党中央，我没有同意回阿坝。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在电报上署上我的名字？”朱德质问张国焘。
“党中央？哼！他们那几个人还要管我们？即决即行，有什么错？”张国焘的话语中明显目无中央。
“我说国焘同志，你我都是老党员，你的党龄还比我长。我们党的规矩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相反！”朱德的话义正辞严。
张国焘连“哼”了几声，却没有张口。站立在一边的黄超为张国焘辩解道：“事实就是天下大雨，河水上涨不能徒涉和架桥嘛！”
“什么，这就是理由？可我刚从河边回来，我的马和警卫员是到了河对岸又返回来的，这才是事实！”朱德端坐在凳子上，脸色气得铁青。
“电报已经发了，他们很快就会回电同意我们回阿坝。我不和你争了！”张国焘的话中带有几分无赖的伎俩。
朱德镇静地说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这场争吵没什么结果，但朱德仍然坚持北上，劝说张国焘过河。可是，几天过去了，噶曲河的水流也变得平稳多了，张国焘仍旧按兵未动。
“还是北上吧，我看是可以渡河的。”张国焘的部下也这样劝说。
张国焘闻言严厉训斥：“你们的头脑太简单了，这不是一个往南往北的简单问题，这是个谁指挥谁的大问题！”
9月4日，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命令部队由噶曲河岸边返回阿坝。5日，张国焘又电令正要北上的第2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这几天，等待在巴西的中共中央成员几乎天天在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方法。徐向前、陈昌浩也连连致电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