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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杨虎城以5000兵力与其十倍以上的北洋豫系军阀刘镇华部苦战8个月,保卫了西安。
1927年,杨虎城在冯玉祥的领导下率部参加北伐,并吸收了一些共产党人在部队工作。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仍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等均在杨部担任重要职务。
他夫人谢葆真也是共产党员。
1929年,杨虎城的部队被蒋介石改编。
由于他帮助蒋介石与新军阀作战有功,部队得到扩大,当了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并一度进军甘肃,取得陕甘两省地盘,成为西北地方实力派领袖。
杨虎城任用皖北暴动领导人、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暗中帮助陕北土地革命等情况被蒋介石发现后,蒋、杨矛盾逐渐扩大。
“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
1933年3月,当日寇进逼长城,华北、北平危急时,他主动到石家庄见蒋介石,请缨抗战,但蒋介石态度十分冷淡,他只好怏怏而归。
这时,蒋介石4次“围剿”红军均遭惨败,日寇步步进逼,杨虎城决心“不跟蒋介石殉葬”,转而加强与陕北红军的联系。
蒋介石逼走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后,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杨与蒋的矛盾更加尖锐。
从此,杨虎城对蒋介石采取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练你的兵,我练我的兵”的政策。
他在17路军部队中办了一个步兵训练班,抽调下级军官参加训练。
除军事课外,所有政治课都由杨虎城亲自指定比较进步的干部担任。
1935年下半年,东北军大举入陕。
杨虎城开始怀疑张学良是来取代他的地盘,再加蒋介石的挑拨离间,17路军和东北军一度关系比较紧张。
但杨虎城善于谋略,能够沉得住气,从大处着眼,争取与东北军共存,所以对自己的部队做了许多工作。
东北军开入陕西的时候,随军眷属之多,实属军史少见。
不仅中下级军官均带眷属,甚至伙夫、马夫也带着眷属。
于学忠率东北军经西安开往前线途中,成千上百里的大道上,无数随军眷属成群结队,不分昼夜地随军行进。
其中有老头、老太太,有的妇女一手拉着一个小孩,怀中还抱着一个小孩,一拐一跛地艰难行进。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东北沦亡,军人家属无处可去,只好随军流浪。
较高级的军官一般把家属安顿在北平、郑州、洛阳甚至天津租界地,待军队安定之后,找到住房,再行搬家。
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家属只能随军而行。
这样不仅可以不花路费,还可以随军混口饭吃。
一旦脱离军队,生活立即就会陷入绝境。
人们看到这些随军妻女的艰难、凄惨状况,感慨地说:“这不是什么行军,这简直是一幅亡国的难民图!
“
由于家眷人多,所以事也多,每到一地,就要占用民房和借用居民的东西。
不少孕妇在行军中临产,只好找商店或居民家借住,这在客观上对军民关系发生了不利影响。
17路军的官兵对东北军这种状况开始很不理解,也看不惯,与东北军时常发生矛盾。
17路军宪兵营一天在西安东关巡逻,发现东北军因占用民房与居民发生了争执。
宪兵调解时,东北军因困难重重蛮不讲理,与宪兵发生了冲突。
宪兵营长将情况报告杨虎城后,杨虎城便对他说:“你们明白吧!
这就叫亡国。
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些问题。
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类问题要特别注意。“
东北军110师和109师与红军作战全军覆灭,眷属们听到消息后,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悲号之声,此落彼起,连绵数十里。
每当部队被红军消灭或打败,上岗查哨的官兵,夜夜都能听到女人凄凉、绝望的号哭声,令人惨不忍闻。
这样凄惨的景象不仅震撼着张学良和东北军,也震动了当地居民和杨虎城将军。
各方面都给予东北军家属大力的安慰和帮助。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5)
17路军的将士拿出钱、粮和衣物进行慰问。
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婆婆,拿着自己攒下的鸡蛋送给东北军的眷属们吃。
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东北军将士深深感到祖国同胞情谊的温暖,同时也激起了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有的大声说:“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赤化有什么可怕?这样下去,老子绿化也干!”这种军民一致的思想情感,成为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相互合作、促成“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即通过南汉宸、汪锋、王炳南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毛泽东还派红26军政委、陕西省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汪锋带去他亲笔写的信,与杨虎城谈判,并与杨虎城达成四项协议:第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第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又都不敢说出来,只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
高崇民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
从此二人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对蒋多次进行劝谏、苦谏和哭谏。
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936年11月1日,张学良去洛阳参加洛阳军校纪念会,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杀气腾腾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与红军联系共同抗日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早已在暗中窥视。
“剿共”政训处长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并亲自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听后大为震动。
他感到,如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之密谋实现,“剿共”大业将前功尽弃,这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和一生的成败。
他决心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
他认为,红军残部窜至陕北,经过休整和补充,也不过3万人。
而他调集30万大军、200架飞机易如反掌。
他还拥有毒气弹,在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将共军大部消灭在陕北。
如果一小部分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他再控制黄河,用兵围剿,红军插翅难逃。
到那时,红军让我收编,我也最多收编5000人。
至于张、杨二人,他自信他们还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如不听令,他立即就将他们调离西北,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们。
主意已定,他在两广事变结束后,立即于10月22日飞赴西安。
他初到西安,为了摸清张、杨的底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张、杨和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游终南,然后听张、杨对“剿共”的意见。
这期间,他到张学良办的王曲训练团,以领袖身份训了一次话。
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危害尚缓。
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
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予以制裁的。“
当时东北军中的抗日呼声甚高,不愿与红军作战。
王曲训练团又是张、杨为抗日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所以军官们听了蒋介石的讲话,莫名其妙,十分气愤。
会场上顿时咳嗽声、跺脚声、用脚擦地声、低语声响成一片。
蒋介石只好讲了半个钟头就收场了。
张学良本想陪着蒋介石与前排的高级军官握握手,可看到会场秩序不妙,就免了。
一散会,军官们便议论纷纷,有的说:“这算什么训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
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
第二天安排讨论,讨论会变成了批判会。
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苗剑秋大声说:“我们亡省亡家,他却让我们不要打日本,去打共产党,简直是放屁!
他讲这样的混账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
蒋介石来西安之时,正是他反动统治登峰造极之时。
他用分化收买惯技,解决了两广事变,又迫使他的政敌汪精卫出国。
这年的10月30日又是他的50大寿,他便去洛阳住了一个月,让全国上下为他祝寿,捐财、捐物,到处修建“中正堂”、“介寿祠”,甚至让每一个小学生都为他捐献。
当年,吴佩孚在洛阳庆祝50大寿时,是“满天风雨会中州”,盛况空前,蒋介石与吴佩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6)
蒋介石一方面祝寿,另一方面会见各路诸侯,抓紧部署“剿共”。
他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驻扎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沿线,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下令扩建西安与兰州飞机场,准备容纳100架轰炸机对付红军。
这期间,他专程飞往太原,会见阎锡山,飞往济南会见韩复榘,并让他们向傅作义、宋哲元等人传达他的停止抗日、集中力量“剿匪”的方针。
蒋介石还命他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也与日有田外相进行了商谈与勾结。
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指挥“剿共”。
他的几十名高级将领和大员如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陈继承、朱绍良等也一起来到西安。
与此同时,260个团约30余万部队的前锋已到达陕西潼关,100多架新从意大利买来的最新式飞机(其中一部分是给他的献寿飞机)一批批飞到西安。
西安上空整天机声隆隆,街上跑的到处是高级小汽车,旅馆里塞满了人。
大饭店座无虚席,猜拳、打麻将声不绝于耳。
妖艳的妓女夹在大员之间,调情卖俏,异常活跃。
在“剿共”大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12月10日,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哭谏。
他声泪俱下,希望“委员长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
否则,即使他本人愿意孝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
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拍桌大怒,一顿臭骂后,恶狠狠地走入内室。
张学良还不甘心,出来后让杨虎城再去劝说一次,看看情形。
可蒋介石依然故我。
至此,张、杨感到光靠劝告、苦谏、哭谏已无济于事,而蒋介石12月12日就要离开西安了。
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便会丧失良机。
他们只好进行兵谏。
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严密的分工。
由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介石,并负责从西安至临潼的警戒;杨虎城的17路军负责解除西安的中央宪兵、特务、警察及部分中央军的武装,并扣留飞机和南京军政大员。
12月12日凌晨天亮前,东北军卫队团的警卫营悄悄摸进华清池。
由于行动被蒋介石的卫士发现,并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战。
蒋介石的少爷卫士一听枪声便惊慌失措,还未集合就被东北军扫射而死,尸体都排得整整齐齐。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被打伤足部。
蒋介石在梦中听到枪声后,以为红军来了,顾不上戴假牙,穿着睡衣、拖鞋就往外跑。
在翻墙时,由于过度紧张,跌进一个荆棘坑里,摔伤了腰部,掉了一只鞋。
这时恰巧遇见一个侍从副官,便背着他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在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的草丛中藏了起来。
警卫营孙铭九营长等见蒋介石跑了,但衣服在,汽车也未开走,便一边把情况报告张学良,一边继续搜查。
在搜到虎畔石附近时,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刚探头就被一枪打死。
蒋介石赶紧举起两手说:“我在这里。”
东北军的战士端着枪走过去,只见蒋介石浑身哆嗦,缩做一团。
他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一只光脚流着血。
白凤翔和孙铭九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赶来,叫蒋介石跟他们走。
蒋介石因怀疑他们是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孙铭九说:“我们是东北军。”
蒋一听是东北军,便赖着不走。
白凤翔看见蒋介石冻得全身发抖又行动困难,便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让孙铭九和卫队连长王协一轮流将其背下山。
走到汽车边,蒋介石又怀疑是东北军一部分哗变,死也不肯上车,并问:“张副司令在哪里?”白凤翔和孙铭九回答说:“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
然后硬把他抬进小汽车里,护送到张学良的住地西安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西安市内的中央军、警、宪等武装已全被缴械,南京军政大员也全部扣留。
包围宾馆时,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被击成重伤,死在医院。
在集中点名时,独缺陈诚一人。
原来他身带处分张、杨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后,立即将文件撕毁投入马桶,用水冲下,自己逃入地下室躲起来。
宋文梅营长带领士兵走进地下室搜查时,把他从一个空啤酒箱中拉出来。
宋营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讥讽地说:“军人嘛,怎么这么丢人!
“
在兰州方面,也已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后,为了说明真相,于12月12日上午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
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
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7)
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
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
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
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