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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夏，李少石奉调重庆，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不过，他平日在红岩几乎足不出户，从事内务，对外从不公开身份。
毛泽东来重庆之后，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繁忙，李少石也做些外勤工作。
十月八日下午，他坐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黑色轿车，由司机熊国华驾驶，送柳亚子由曾家岩周公馆回沙坪坝住所。过去，李少石被押南京时，柳亚子曾出面营救，与李少石有着不平常的友情。
送罢柳亚子，已是下午五时许。李少石仍坐原车，沿原路返回城里。车子经过红岩嘴下土湾时，突然响起枪声。子弹从车后的工具箱射入，从李少石左侧肩胛进入肺部，顿时血涌如注……司机熊国华见状，驱车直奔城内金汤街市民医院，把李少石送入病房急诊。李少石的伤势很重。
熊国华赶紧又开车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向该报广告主任徐君曼以及交通刘月胡报告，并把他们送往市民医院。
徐君曼在医院里忙于张罗抢救李少石。司机熊国华则用原车带交通刘月胡回曾家岩，把车子锁入车库，把车钥匙交给刘月胡，说自己有病，走了。从此，熊国华不见踪影。
熊国华并非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工作人员，是临时雇来的司机。他这一走，把情况复杂化了——因为当时车上只有两人，李少石命已垂危，只有熊国华才能说清李少石遭害的现场情况……本书初版本出版后，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笔者接到熊国华的女儿熊晓群的电话，告知她的父亲熊国华八十多岁了，仍健在。熊国华看了本书，提出意见说，他当时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是对外不暴露身份，所以当时报纸上称他是“临时雇来的司机”。他是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离开的，并非他自己“走”了。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周恩来冷静平息“谋杀”风波 1
周恩来得讯，即和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一起，驱车赶往市民医院。当周恩来和张镇赶到时，已是晚上八点五十分，晚了一步，李少石已于七点四十五分因流血过多而去世！周恩来见到李少石遗体，泪如雨下。他不由得想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遭到枪击而惨死的情景。
周恩来泣道：“二十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到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周恩来马上想及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他随即对张镇说：“请你协助办两件事。第一，详细调查李少石遭害的原因，迅速弄清真相；第二，晚会结束后，你用你的车，并由你亲自陪同，送毛泽东主席回红岩村，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张镇一口答应照办。
周恩来和张镇又匆匆赶回军事委员会大礼堂。晚会仍在进行，毛泽东和张治中仍在看戏。这时，周恩来和张镇都忙着布置紧急工作。周恩来在剧场旁的一间休息室里，召集机要人员开紧急会议。据当时在场的石西民回忆，周恩来曾非常悲愤地说：“少石同志是为我而死！”石西民听了周恩来这话，才想及李少石的外貌颇似周恩来，可能是国民党特务欲暗害周恩来，而误杀了李少石。这表明“李少石事件”是一桩非常严重的政治性事件。
张镇也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因为他事先一无所知，而眼下除了知道死者是廖仲恺之婿外，仍不知那枪弹是谁射来的。他急忙把张治中叫出，告知这一突发事件。张治中懵了！他从热情洋溢的剧场，一下子跌进了冰水里……
张治中和张镇当即叫来在剧场负责警戒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命他火速赶回第三团团部，调动宪兵，追查此案。剧终人散，等候在门口的桂园警卫班长李介新却迟迟不见“何先生”出来，颇为着急。可是，他没有通行证，又无法入内。直至夜深十一时，“何先生”才在张镇的陪同下走了出来。本来，毛泽东是坐蒋介石派来的专车，由李介新护送。这一回，却忽然改坐张镇的车，跟张镇坐在一起。车前车后，还有几辆宪兵三轮摩托车护送，可谓“前呼后拥”。李介新也就随他们一起护送毛泽东。
车抵红岩村，张镇随毛泽东下车，说：“我送毛先生到办事处。”毛泽东连声说不必，上山石级多，夜已深，请张司令早回。张镇仍旧不放心，令李介新和另一宪兵护送毛泽东到办事处门口，见毛泽东安全入内，这才回去……
这一夜，周恩来和张镇都没有睡，双方都在紧急调查着“李少石事件”真相。蒋介石从张治中、张镇那里得知此事，也十分着急。据张醴泉回忆，他回到宪兵第三团团部，马上召集了上清寺到沙坪坝沿公路线的宪兵队长、区队长和分队长等来团部紧急汇报。内中驻化龙桥的宪兵队长汪云集报告了重要线索，据他手下的宪兵报告，傍晚在红岩嘴六号靠近嘉陵江岸方向，曾听到一声枪响。于是，张醴泉抓住这一线索，加以追查。他组织了“专查组”（中共则习惯于称“专案组”），连夜赶往现场侦查……
这时，周恩来让毛泽东休息，他自己则在红岩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连夜召集机要人员会议，分析情况。由于事出突然，情况不明，会上占压倒性的意见认为这是蒋介石密谋的政治性暗杀事件，暗杀的对象第一是周恩来，第二是毛泽东。把周恩来排在第一位的原因，前所说，乃是考虑到李少石长得像周恩来——因为李少石并非中共领袖，似乎不可能去暗杀他。会上，有一年轻人独持异议。他提出了一个疑问：“我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的司机就自己跑了？”此言一出，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说他的敌情观念太淡薄，警惕性太差。唯有周恩来听了进去，说道：“这话有道理！”见周恩来这么一说，那位年轻人也就继续说下去。他说，重庆的很多司机喜欢开快车，会不会是那位司机开快车，出了车祸，撞了国民党的兵，遭到枪击？正因为这样，那司机才会自己跑了！周恩来听着，连连点头。
周恩来决定，也派出自己的机要人员，进行调查。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周恩来冷静平息“谋杀”风波 2
周恩来派出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连夜到曾家岩车库查验了那辆车，查明弹孔的位置，查问司机熊国华的去向……国民党的宪兵，骑着摩托车，行动甚快。夜二时，张醴泉在团部接到专查组组长盛先熙从小龙坎打来电话：“本案案情已经查明，原来是驻壁炮兵团派到重庆请领冬服的一排人，因为没有领到冬服，仍又开回壁山，今夜驻在小龙坎松鹤楼楼上。据带队队长说，他们从城内回来，过了化龙桥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辆开进城的黑色小轿车把一个士兵撞伤倒地，在旁的另一个士兵喝令停车，汽车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开去。那个士兵一气之下，就朝天打了一枪，那个受伤的士兵已送到小龙坎传染病医院医治。开枪的那个士兵和步枪一枝、步枪子弹壳一个，现在均已查获，请示如何处理。”张醴泉：《李少石遇难经过》，《重庆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一九八五年。那个被撞伤的士兵，名叫吴应堂，是弹药一等兵。当时他正在公路边小便，所以躲避不及。领队的是中尉排长胡关台。开枪的不是吴应堂，因为他当时头部受伤，不可能开枪。开枪的是下士班长田开福。这样，也就查明了真相：事情是由司机熊国华开车太快引起的，肇事后又不停车；但国民党部队不应举枪就射，却又误伤并无责任的乘客李少石。也就是说，国共双方两个伤亡者都是无辜的。责任在司机熊国华和开枪者田开福。这样，“李少石事件”也就大体弄清了。就在张醴泉打算向张镇报告专查组的调查结果时，电话铃声响了。他以为是张镇打来的，万万没想到，耳机里传出来的竟是周恩来的声音！
周恩来询问调查情况，并说抓到凶犯应送到他那里问话。张醴泉深知，倘若他把开枪者送到周恩来那里，非要遭蒋介石的责骂不可。于是，他只得撒谎：“凶犯已经解送走了。”放下耳机，张醴泉对周恩来办事如此敏捷，颇为赞叹……
周恩来从张镇那里得知调查结果之后，也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所得结论和国民党方面一致。这样，就排除了“政治性谋杀”的猜疑。翌日早上，当毛泽东从红岩进城，仍由李介新护送。他发觉，今日不比往常，从红岩到曾家岩桂园，沿途都有武装宪兵警戒。那是张镇下令，加强对毛泽东的保护。
《新华日报》对“李少石事件”接连进行了报道：十月九日，即李少石遇害的翌日，当时周恩来尚未作出明确结论，就让《新华日报》报道了他和张镇去医院探望李少石以及李少石已突然遇害的情况。
这一报道，迅速把李少石之死公之于众，引起各方极大的关注。但是《新华日报》只作客观报道，未对李少石之死的性质作结论。
十月十日，发表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关于事件经过的谈话。
十月十一日，发表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关于事件经过的谈话。
钱之光所谈经过和张镇一致。钱之光代表中共，表示了态度：关于李少石之死，“是革命事业中的一个沉痛损失”。关于司机熊国华，是他“肇祸后仍不停车”，“我们也当协同有关机关继续寻觅，使其归案”。关于吴应堂，“我们愿负担他的医药疗养费，如不幸因伤逝世，并愿意负责予以殓葬”。另外，周恩来还于同日中午去医院探望了吴应堂。这样，一场突发的事件，经周恩来实事求是加以解决，平息了这场风波——倘若处理不当，“李少石事件”完全可能成为导火索，足以引发国共之间爆发一场剧斗，将重庆谈判以来国共和谐的气氛破坏殆尽……李少石于同日安葬，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周恩来在李少石墓前讲话：“这样一个好同志的不幸死去，实在是很大的损失。”至此，“李少石事件”画上了句号。周恩来以高超的政治艺术，迅速而正确地处理了这
一突然而来的严重事件。据当事者刘昂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回忆，钱之光的谈话稿是事先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又据王炳南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回忆，周恩来“后来总结此事时常说：‘人不要有主观主义，不要有成见，李少石一事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季国平：《关于李少石同志之死》，《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一期，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据童小鹏回忆，周恩来曾认为，张镇那天晚上护送毛泽东回红岩，又很迅速、认真调查“李少石事件”，立了一功。周恩来后来多次对童小鹏说：“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握别蒋介石
就在紧张处理“李少石事件”的那几天，重庆谈判进入尾声，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
重庆谈判经历了“顶牛”，经历了争吵，经历了一连串的讨价还价，国共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协议初名《会谈公告》，出自邵力子之手，于九月二十一日交出。翌日，赫尔利带着这一草案飞美，向美国总统及国务院作汇报。
赫尔利返回重庆后，国共双方又经过反复斟酌，由张治中重拟，刘孟纯执笔，写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于十月八日经双方代表讨论通过，并定于“双十节”——十月十日，举行签字仪式。就在八日傍晚，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十月九日中午，蒋介石夫妇在林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毛泽东即将离渝饯行。十月十日下午六时，重要的仪式在桂园楼下客厅举行。那是国共双方代表举行《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签字仪式。由于这天是“双十节”，这份纪要通常称为《双十协定》。
毛泽东就在桂园楼上，却没有出席仪式。那是因为蒋介石没有出席仪式。根据两党对等的原则，毛泽东也就不出席仪式。出席签字仪式的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签字仪式毕，毛泽东下楼，和在场的代表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邵力子对毛泽东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不辞辛苦奔波。”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双十协定》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文献。如果细细推敲起来，跟二十七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由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发布的《中美联合公报》，风格极其相似。通篇可用“求同存异”四字来概括。因为无论一九四五年的国共双方，还是一九七二年的中美双方，都是观点差距甚大的双方。所以这类由双方签署的政治文献，其行文都采用“一致认为”、“某方认为”、“另一方认为”的格式。凡共同处，用“一致认为”；凡差异处，开列各方观点。
《双十协定》共分十二条，内中标明“一致认为”的，只不过三条而已，即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关于政治民主化的方针、关于人民自由问题。这三条，大体属于“虚”的条文。其余九条，所写的无非是“中共方面提出”、“政府方面表示”，只是开列了双方的观点罢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国共双方经过四十多天的会谈，尤其是蒋介石和毛泽东能够坐在一起会谈，而且毕竟签订了这么一份“求同存异”式的《双十协定》，是很不容易的了。
《双十协定》签毕，蒋介石来桂园看望毛泽东了。蒋介石非常讲究礼仪的规格。他是国民党领袖，所以只在毛泽东刚到，以及即将离渝，两次前去看望毛泽东，其余均是毛泽东去他那里。这一回，蒋介石军装笔挺，佩特级上将领章，挂着佩剑。毛泽东在楼房阶檐口跟蒋介石握手，然后陪着他步入客厅。蒋介石为《双十协定》的签订，说了几句祝贺的话，席不暇暖，便和毛泽东一起出去，坐上汽车，前往国府路，来到国民政府大楼，出席“双十节”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
过了一个多小时，招待会结束，毛泽东回桂园片刻，从此就告别了桂园。他应蒋介石之邀，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前往林园，与蒋介石作第六次会谈。是夜，毛泽东、王若飞宿于林园二号楼，周恩来仍住三号楼。翌日清早，毛泽东向蒋介石辞行，他俩作了最后一次晤谈。从此，蒋介石和毛泽东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面——虽说他们每日都在思索着如何战胜对方。十一日上午八时，蒋介石委派陈诚作为他的代表，和毛泽东一起去九龙坡机场，为毛泽东送行。他自己，对于毛泽东仍是“来不接，去不送”。九时一刻，三辆小汽车从林园到达机场，下车的有毛泽东、陈诚、周恩来、张治中、王若飞、郭沫若夫妇、张澜、邵力子夫妇、陶行知、章伯钧、茅盾等以及各界人士、中外记者。临行之前，毛泽东特地向日夜守卫桂园的士兵们致谢。毛泽东握着宪兵班长李介新的手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
毛泽东在机场对记者发表了谈话：“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九点四十五分，毛泽东乘坐一架绿色双引擎C47型运输机起飞。张治中、王若飞同行。周恩来留在重庆。据童小鹏回忆，毛泽东的专机起飞后，红岩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