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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一论文,不时闪耀着这位诗人的睿智:“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方法。”“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四○八、四一二、四一三、四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正是在“游击专家”毛泽东的这一整套游击战略指导下,朱德率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入华北,开展游击战。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五日给朱德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白:“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毛泽东手下的军队,只有蒋介石的百分之几,只能打游击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里的正规战是由阎锡山负责。阎锡山比蒋介石年长四岁,乃山西五台人,早年毕业于山西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此后,他一直盘踞在山西,号称“山西王”。眼下,他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这位“山西王”并非蒋介石嫡系,他力图保存自己的实力。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生动地勾画了阎锡山的心态:“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就在日军进攻上海的时候,华北的日军攻下了山西大同,进逼“山西王”的老窝——太原。太原的门户雁门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不得不改向蔚县、涞源等地进兵,企图夺下平型关,以求抄雁门关的后路,直取太原。平型关的正面,由阎锡山的晋绥军防守,而侧翼则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毛泽东在九月十七日给朱德的电报中,便作出判断:日军“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右翼迂回”。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乃毛泽东手下虎将林彪。林彪筹划着在平型关打一大仗。毛泽东在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这样写及:“林彪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和部署,他只想以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人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于二十四日调集三个团的兵力,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的山地。林彪知道那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故利用有利地形布好了“口袋”——这类战术,毛泽东当年在江西对付蒋介石军队时,多次娴熟地使用过。日军没有领教过毛泽东“口袋”的滋味,这一回算是尝到了。
二十三日,林彪在上寨召开了全师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作了战斗动员:“在华北前线,自平津保及南口等地失守后,恐日情绪正在迅速蔓延。为了振奋全体军民的抗战信心,必须发挥我军的特长,以有力的战术手段,出奇制胜,打出军威!”在二十五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在向平型关进军时,进入了“口袋”。笔者查到参加战斗的八路军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陈正湘当时所写的《平型关战斗详报》,这一原始文献,十分真实地描述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我军参加作战部队……均归林师长指挥。”“平型关战斗的前一天,旅团首长亲到关沟以西北高地直接详细侦察,已确知敌约一个旅团的兵力(两千余人)沿东跑池老爷庙马路一带沟内向平型关之鞋袜口推进,先头部队已于二十四日前进东西跑池地区(但未进到鞋袜口)。”“战斗的这一天是九月二十五日,在拂晓前曾下很大的雨,以后才逐渐晴朗。”“在接敌中动作迅速、隐蔽秘密很好,未受远火器的杀伤。在进攻中的猛打猛冲的动作是继续了过去的传统精神……”杨得志等的报告,还写及:“该敌骄傲自大,根本没有土工作业,对警戒更为疏忽。”正因为这样,日军进入“口袋”,突遭伏击,伤亡是惨重的。但日军“能各自为战,最后一个人也能进行战斗”,而且“由于语言不通”,“死不投降”。经过一天激战,歼日军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是八路军第一次大捷。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南京陷落于一片血海之中
在华东,上海陷落之后,日军扑向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首都南京。于是,第二次“正面的正规战”,亦即南京会战已迫在眉睫了。首都得失,事关重大。蒋介石必死守,日军必猛攻,双方必定大战一番。
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率十三个师组成南京卫戍军。十一月十六日,中山舰升火,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之中,徐徐驶离南京。中山舰是一艘著名的军舰。它原名永丰舰。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之际,孙中山便是在这艘军舰上避难,蒋介石也正是在这艘军舰上护卫孙中山。一九二六年三月,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又成了国共分裂的讯号。这一回,中山舰再一次担负历史性的使命,它载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离开首都,沿着长江,朝重庆进发。四川省主席刘湘发表致林森电报,表示“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林森此行,为何如此隆重?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从此,重庆这座山城成了“陪都”——战时首都。不过,最初只是林森作为国家元首,先迁往陪都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机关,则就近迁往武汉。
就在日军重兵压境、三面包围南京之际,那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求见蒋介石。他再度充当日、华之间的幕后斡旋人。十二月二日,踌躇再三的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表示退让:“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德国所提出的“各点”,即日本所提出的七条。蒋介石“降价”,日本却“加价”了!日本七条之外,又另加了四条“亡人之国的新条件”!日本外务大臣在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公文中称:“如中国方面总的承认这样一个媾和原则,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态度,则帝国准备答应开始进行日、华直接谈判。”《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件(1840…1945)》下卷。日本全然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度,他们要蒋介石“乞和”!自然,这是蒋介石所无法接受的。
蒋介石明确地拒绝了日本的条件。蒋介石说:“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这样,南京一战已无可避免。十二月五日,日军兵临南京城下,蒋介石飞离南京,前往武汉。翌日,日军的飞机便大批飞向南京,狂轰滥炸,一场恶战开始了。
唐生智率众奋力抵抗,无奈不是日军的对手。十二月十二日—— 一年前的这一天,正是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唐生智不得不败退。翌日,日军涌入南京,首都陷落。
一场空前的浩劫,在南京进行:日军惨无人道地施行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人血染南京!日军甚至进行“杀人比赛”……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武汉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中共立即对蒋介石的文告作出反应。《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发表,指出:
蒋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国国民书所提出之“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之主旨,与本党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坚决地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和全国同胞,定能本此方针,亲密携手,共同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国共之间,你呼我应,互相支持,同仇敌忾。这是过去十年中所从未有过的。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中,敲响了警钟,提醒全党,要牢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九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顺便值得提到的是,正是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南京狱中被关押了三年的陈独秀,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获释。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曾连任中共五届总书记。不过,此时他已离开中共达十年之久了……
第五部分:并肩抗日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南京陷落之后,一时间,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蒋介石长驻武汉。毛泽东派出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前来武汉。面对向着武汉推进的日军,国共两党在武汉又开始新的会谈。这一回,国共会谈的主题,已不是要不要合作,而是以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合作。
周恩来以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无非这三种:
A恢复十三年前(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全”大会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允许其他党也加入;
B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
C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
周恩来认为,第三种只是临时办法。
蒋介石呢?他以为眼下只能用这临时办法。国共谈判,依然进展维艰。不久,蒋介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第四种方案:国共“溶成一体”。
周恩来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能从联合中找出路。”周恩来明白,国民党大,共产党小,一旦“溶成一体”,结果必是国民党“溶”掉了共产党!蒋介石的意思,很快就通过他所控制的报纸透露出来。一九三八年初,武汉的一些报纸开始鼓吹“三个一”,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指三民主义,“一个政党”指国民党,“一个领袖”指蒋介石。这“三个一”的另一含义是“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意思差不多。
武汉的《扫荡报》还说出了蒋介石的“溶共”之意:“统一的团结方式,是用以大并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单位,合而为一。”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溶”掉、“并”掉中共!毛泽东愤愤然,他理所当然反对“三个一”。二月十二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还有许多报纸发表了万言长文《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在武汉引起了颇大的震动!这篇长文,是二月二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采访时所作的谈话。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三个一”,称之为“一党专政”。蒋介石也很仔细看了此文。其实,那记者“其光”纯系子虚乌有,毛泽东也无作过此谈话!此事内幕,如今才算“曝光”——那是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为之捉刀!当时,王明以及周恩来、博古共同署名于二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了不能不答复之地步。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泽东同志名义发表一篇二月二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引者注:当时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毛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原来,王明来了个“先斩后奏”,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批驳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蒋介石那“三个一”对于中共来说,不能不批,但王明这种做法却惹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事情并非紧急到来不及经他过目的地步。
其实,说穿了,王明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王明在共产国际当了多年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向来以毛泽东的上级自居。何况王明原是博古的后台,与毛泽东矛盾甚深。此事又使王明与毛泽东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当然,对于蒋介石的“三个一”,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曾这样批评蒋介石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蒋介石对于来自中共的抨击,曾向周恩来解释道:《扫荡报》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也不代表他自己。陈立夫也告诉周恩来:蒋总裁已批评了《扫荡报》,并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其实,《扫荡报》所说,倒是蒋介石心中的话!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临全大会”,那基调便是“三个一”。为了加强领袖的权威,“临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思,第一次提出了实行总裁制。
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确立领袖制度”,增设了第五章“总裁”,赋予了总裁以“总揽一切事务”的权力。蒋介石被选为首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从此,蒋介石除了“蒋委员长”、“蒋总司令”、“蒋大元帅”之类荣称外,又多了“蒋总裁”这一尊称。
总裁成了独裁的同义语。蒋总裁成了一个领袖的同义语。蒋介石强调了战时需要加强领袖的权力,实行了“总而裁之”、“独而裁之”。“临全大会”又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由国民党、中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以代表国民共同参政,算是在蒋介石“总而裁之”之下的一点民主。国民参政员共二百名。其中国民党员八十八名。中共是作为“文化团体”参加的。毛泽东笑了,他称中共乃“武化团体”,并非“文化团体”!不过,既然分配了七个名额给中共,毛泽东也就指定了七位中共党员作为参政员。毛泽东所指派的七人是毛泽东、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照理周恩来应在其中,可能考虑到女性参议员非邓颖超莫属,而夫妇同为参政员又太显眼,所以没有列入周恩来。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上海大戏院召开。
毛泽东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他,究竟会不会从延安来汉口出席会议?毛泽东如果来汉口,意味着国共两党将举行最高级会谈。
张学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毕竟太深刻了!一年前,当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时,叶剑英马上从西安发电报给毛泽东:“毛不必去。”这样,那一回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晤面。
这一回,毛泽东也不去。不去,自然要找个借口。毛泽东的借口颇为有趣,他在致参政会的电报中称“因齿病及琐务羁身”!毛泽东在说罢不去的原因之后,言归正传: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引自《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