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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跟着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秘书毛庆祥等十余人。
蒋介石选择这个时候前来西安，一是为了督促“剿共”，因为中共主力已转移至陕北；二是为了“避寿”——眼看着十月三十日就要到来。这天是他的生日。这年的生日不比往常，他正好四十九岁。按照中国做寿“做九不做十”的习惯，虚岁五十，要大大庆祝一番。据云，倘若他在南京过五十岁生日的话，那要引起一番轰动。早在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四家影片公司——明星、天一、联华、新华的明星们，便假座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影剧场）举行为蒋介石祝寿的游艺大会，上海各报纷纷登巨幅广告，那位蓝苹（江青）也参加演出契诃夫的独幕剧《求婚》……十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强调“剿共”：“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对不忠不孝的军人要制裁。”“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党，这是东北军必须要打的敌人。日本离我们很远。”“如果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远近不分，内外不分，是非不分，缓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
蒋介石这番话，在东北军中传开，议论纷纷。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为了“避寿”，来到了洛阳。然而，十月三十日，即便在洛阳，那庆寿典礼也是够隆重的。上午九时，蒋介石偕宋美龄来到洛阳西宫广寒宫，西北各将领傅作义、张学良、阎锡山为蒋介石的“称觞典礼”致贺。空中，排成“五十”两字队形的飞机掠过，造成了“轰动效应”。孔祥熙送来的特大蛋糕最为引人注目。宋美龄亲自切开大蛋糕，分赠宾客们……那排成“五十”两字的飞机，是从西安起飞的。蒋介石调来了一百架战斗机、轰炸机。西安机场摆不下那么多飞机，不得不连夜派兵扩建。蒋介石还北调三十个师的兵力。这些部队，虎视眈眈，扑向陕北红区——即毛泽东所说“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也。在潘汉年和陈立夫沧州饭店会晤的一星期后——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面对“蒋先生猛力进攻”，下令猛力反击。以下是毛泽东下达的“决战动员令”全文，从中可窥见当年陕北战场上浓烈的火药味：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均鉴：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的人民的礼物。
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抗日民族战争万岁！
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发布到全军的连队）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恶战即将在西北黄土地上展开。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打管打，谈管谈。就在毛泽东发布“决战动员令”前两天——十一月十六日，陈立夫从南京给在上海的潘汉年发来电报，邀他赴南京进行第二轮谈判。翌日，潘汉年赶到南京，张冲告知，陈立夫带着毛泽东十二日复潘汉年的电报，到洛阳去向蒋介石请示去了。陈立夫让张冲转告，请潘汉年在南京稍候。
就在毛泽东的“决战动员令”发布翌日——十一月十九日，陈立夫从洛阳回到南京，马上跟潘汉年会谈。
陈立夫带回的蒋介石的话，口气是非常强硬的。陈立夫说，蒋介石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决无让步的可能！蒋介石要潘汉年将此意见电告毛泽东。
潘汉年提及，曾养甫代表国民党，曾经提出关于国共合作的四项条件，与蒋介石今日的意见相距甚远。陈立夫完全否认曾养甫曾提出过四项条件，说：“纯属子虚乌有！”谈判的气氛变得紧张了。陈立夫说：“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潘汉年针锋相对道：“蒋先生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听潘汉年这么说，陈立夫又道：“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捐弃成见。”这样一来，第二轮会谈依然没有成果。十一月二十一日，潘汉年把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和张闻天。二十二日，署名“东、天”的密电从陕北发到潘汉年手中——小开：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乙）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丙）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详容另告。东、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一九八五年版。这么一来，国共谈判只好暂且画上休止符。
这时，中共红军和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正激烈交火。战斗在甘肃东部环县山城堡打响，那里离“红都”保安以西并不太远。自从毛泽东在十八日下达“决战动员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开赴山城堡，于二十一日一下子歼灭了胡宗南部队一个旅又两个团。虽说吃了败仗，蒋介石“剿共”之心益切。他和宋美龄飞太原，飞济南，飞绥远。在太原，蒋介石鼓动山西省主席、晋军首脑阎锡山“剿共”。在济南，蒋介石策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全力“剿共”。在绥远，蒋介石要傅作义调部队“剿共”。这时，毛泽东则加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毛泽东等十九人致信蒋介石。此信一派毛氏文风，况且如今已收录《毛泽东书信选集》，足以确证出自毛泽东笔下——虽说信末是以下十九人共同署名（内中王稼蔷即王稼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张云逸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董振堂罗炳辉邵式平郭洪涛率中国人民红军同上此信花了一大段笔墨，回顾蒋介石历次“剿共”的败绩，一直数落到山城堡之败。然后笔锋一转，劝起蒋介石来。毛泽东陈词于蒋介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现照录此信后半段原文如下：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毛泽东书信选集》，八十至八十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就在毛泽东发出此信后不久，十二月七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决定组成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二十三人，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从这一天起，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来改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一九三七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改为陕甘边区政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只得改为党的组织，即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他去世。这一职务，表明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首长。与之相应的，国民党设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亦为最高军事首长。所不同的是，一个称“主席”，一个称“委员长”，亦即“毛主席”、“蒋委员长”。
在毛泽东就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翌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潘汉年的电报，对于谈判作了如下指示：“离开实行抗日救亡的前提，就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蒋介石如有谈判的诚意，应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这样，国共谈判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就在“疑无路”之际，忽地“柳暗花明又一村”！那是在几天之后——十二月十三日，陈立夫在南京心急火燎地赶到张冲助手杜桐荪家中，命令他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潘汉年！杜桐荪虽说见过潘汉年，可是，从未直接跟他联系过——平时，都是由张冲出面与潘汉年联系，而此时张冲正在西安，因此，无法与潘汉年联络。杜桐荪只隐约记得，张冲似乎说起过，潘汉年住在上海租界的一家小裁缝铺里。不过，杜桐荪并不知道那小裁缝铺在什么街，门牌多少，偌大的租界从何找起？事情非常紧急。陈立夫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杜桐荪立刻赶往上海寻找潘汉年不可。杜桐荪只得从命。杜桐荪在上海租界找得好苦。在一片暮色之中，他忽地见到一条小巷里挂着一块“潘记裁缝店”招牌，不由得心中大喜。
杜桐荪步入裁缝店内，见到一老头子，一问才知道，老板姓潘，已经打烊回家去了。杜桐荪便问，楼上住着谁？老头子答曰：“小潘先生。”杜桐荪猜想，这位“小潘先生”兴许是潘汉年！于是，杜桐荪便在裁缝店里坐等。夜深，忽地闪入一人。杜桐荪一看，正是潘汉年，顿时欢呼雀跃！潘汉年一怔：杜桐荪为何深夜等他？杜桐荪急急说明来意，拉起潘汉年便走，要他马上去南京——陈立夫有十万火急之事找他！陈立夫为什么如此焦急要跟潘汉年见面？那是因为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在西安发生了震撼中国的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下令在临潼扣押了蒋介石。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刘鼎子夜急购干电池
几乎没有这样的顾客，子夜时分擂响电料行的门，说是要买电池，即便是价格高了一倍也行！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人称“双十二”。凌晨零时，一个身穿东北军军装的汉子三步两脚从西安城里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奔了出来，朝南院门一家电料行疾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分钟都不敢耽误！”此人便是张学良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此刻，西安全城一片漆黑，连路灯也全部熄灭了。他好不容易叫醒沉睡中的电料行店主，买到了电池。又是“一分钟都不敢耽误”，奔了回去……在凌晨零时，张学良将军忽地把极端重要的消息告诉刘鼎，他的部队已在紧急行动，扣押蒋介石！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刘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马上发电报报告毛泽东。然而，为了配合这一紧急行动，张学良下令西安全城停电。没有电，无法发电报，刘鼎这才风风火火赶去买电池。
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这一震惊中外的紧急行动，史第四章再度合作称“西安事变”。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日本《东京新闻》刊登了该报记者不久前在台北对张学良的采访报道。张学良说：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只在延安的教堂里和周恩来见过一次面。他强调指出，西安事变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教唆，不如说是他以爱国者的立场主动发起的。
刘鼎的回忆跟张学良与日本记者的谈话完全一致。刘鼎是在十二日凌晨零时，当张学良主动把紧急行动的消息告诉他，他才得知——西安事变确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主动发起的。中共虽然在此前跟他们有过多次秘密谈判，但那是为了结束内战、一致抗日，而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全然是张、杨自己的决策。据刘鼎回忆：“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住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刘鼎的密电，由报务员彭绍昆发出，迅即飞入“红都”陕北保安。周恩来当年的警卫员小刘——刘九洲，迄今仍清楚记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早，天还未大亮，周恩来早就在土窑洞里工作了。“周副主席，这么早起床干什么？”刘九洲问道。那时，周恩来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们习惯于称他“周副主席”。“把蒋介石捉住了，你知道不知道？”周恩来说出了这一惊人消息。“啊！”刘九洲莫名惊诧。“蒋介石被捉住了，你说杀掉不杀掉？”周恩来问小刘。“不杀！”刘九洲随口答道。周恩来一听，大笑道：“为什么不杀？”刘九洲答曰：“我们不是规定不杀俘虏嘛！”小刘的答复，使周恩来笑得更厉害了，夸奖他答得好。毛泽东也是在十二日清早接到刘鼎发来的密电后，才知道西安城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大笑：哈哈，你蒋介石也有今天！
十年了，蒋介石一直是毛泽东的死对头。如今，这个最大的政敌，突然在一夜之间，由总司令变为阶下囚，毛泽东怎不仰天大笑！笑罢，紧接而来的是困惑：怎么处置蒋介石？这突然到来的特大喜讯，给毛泽东这些中共领袖们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
斯诺在《中共札记》中写道：“周恩来告诉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确实，这是一道政治敏感度极高的难题，需要高超的智慧和反复的权衡，才能作出最为恰如其分的答复……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华清池笼罩着紧张气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是扭转中国历史的时刻。一时间，位于西安之东的临潼县华清池，成了举世关注的焦点。
华清池，坐落在临潼县城之南骊山西北麓，早在唐朝贞观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便于此建汤泉宫。唐朝诗人白居易在其名作《长恨歌》中，便写及杨贵妃沐浴华清池的情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从南京“避寿”而来西安的蒋介石，住进华清池，把那里作为行辕。行辕，即行馆、行宫。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东赴河南洛阳“避寿”，然后于十二月四日上午，又住入华清池。那时的华清池，共有八间客房。内中五间在院内东南隅，依山临水，人称“五间厅”。另三间在东首，称“三间厅”。朱柱、青瓦的五间厅，在绿树掩映之中。一号房成了侍从室。二号房为蒋介石卧室。三号房是蒋介石的办公室。四号房为会议室。五号房则为秘书室。这样，五间厅便成了行辕的中枢。四周有宪兵和蒋介石的侍卫严密警戒着。那里，原本没有电灯。为着蒋介石的到来，在那安装了一台发电机，使五间厅及其四周有了明亮的电灯。蒋介石与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