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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老太婆-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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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年月,谁还去管别人?还不是自己的亲戚,冤冤枉枉被抓进去的。我还说你是我的姨爹,我的亲戚不也是你的亲戚?像你这么有本事的人都不管,谁还管得了啊?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你真的就眼睁睁地见死不救啊?……”宁君很得意地说:“袁姨爹听出了我话中有话,就说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得让他先去探探口风,过几天给我回话。”我们大家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有仁风说:“这几天宁君进城出城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带尾巴。”
  过了两天,宁君又去了一趟,回来说袁建回话了,那边的人说可以,要价是一个人一根金条。
  我再问她:“你袁姨爹到底托的什么人?”
  宁君说:“他也没说清楚,只听说是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一个姓张的军事法官,去托一个大人物。”
  这下子我们可着急了。有了希望,当然是好事,可是一根金条,就是十两黄金啊,上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钱?我站起来说:“还是我去一趟吧,我去给他们讲价钱,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敲诈啊?”
  仁风一听,连忙拦住我说:“老大姐,这事很危险,我们已经暴露了一个人了,不能都陷进去,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没法向组织上交代。这样吧,我们现在要赶快动员大家想办法,找钱救人,能救出一个是一个,不然就晚了。现在,宁君恐怕要去扭着你那个袁姨爹,让他去跟那边的特务讲形势,讲价钱。”
  宁君听了,一个劲地点头,一脸兴奋的样子,把她的戒指和胸前的鸡心项链摘了下来,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妈妈,这是林伯伯给我打的,眼看都要解放了,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先救人要紧。我晓得我们现在一时要找这么多的钱,很困难。”
  我看着些首饰,这是当年竹栖为她打的。竹栖说这孩子爱俏,又是我和玉璧惟一的女儿,婚事不能办得过于草率。
  梅侠转身进去,一个劲地掏箱底,可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连她和作仪惟一的纪念品——结婚戒指,也在生孩子的时候托人卖了。我们大家也都忙着浑身上下地搜钱,什么纸币铜元都拿出来了。仁风看着桌子上这乱七八糟的一堆,只是摇头。
  于是我们都进城去,发动了所有的关系找钱。蒋林隐那里,已经有特务注意了,不能去;一青只好去吴昌文那里,找我们的几位同志凑。那个在“九·二”火灾中被昌文救出来的谢彬和一个女同志,取下了她们的金戒指和金项链,几个男同志卖衣服当家什凑上了二三十块银元;我找遍了城里的亲戚姐妹们,拿来了她们的一对金耳环和八十块银元的私房。
  袁建那边已经来了消息,说他不断提着礼物去讲价,先是降到五两金子一个人,以后又降到三两一个人,到最后讲成了一两金子一个人。宁君回来说:“那边不肯下价了,叫快点拿钱去,不然就没办法了。”
  眼看时间这么紧,我们只得作出决定:先救出石泉和作仪,以后再接着想办法。
  我把仁风拉到一边说:“你再好好想想,救人的事情,这么复杂,这么重要,这么危险,宁君她年纪轻轻的没经验。她还是个孩子,她应付不了的,再说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怎么对得起她爸爸……还是我去吧,啊?”
  仁风沉默了。过了好一阵,还是摇头说:“不行,老大姐,这事你不能出面,连宁君,也要切断一切组织联系,做好最坏的准备。”
  屋里一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宁君。仁风说得对,眼下这样复杂的敌情,敌人像发了疯一样地杀人,我们是得做最坏的打算。
  我把宁君拉进了里屋,在床边上坐下,半天才说:“宁儿,你去吧,你爸爸当年被捕的时候,同志们想了好多的办法,打了好几仗,还牺牲了几个叔叔伯伯,他们一个个都是有本事的好人啊。现在又该我们去救人了,本来这事是该我去的,可是我晚了一步,让你担上了。这事,是妈妈没想好,妈妈晚了一步。”
  宁君轻轻地为我擦去眼泪,说:“妈妈,没事的,真的没事。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其实我早就不是孩子了,你忘了我也是孩子的妈妈。你算算,我就打从孩子剧团开始,也算是多年的老地下了吧?跟着你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好多事情看也看会了嘛。”说完,还笑笑。
  宁君笑起来的时候,很好看。在南京的时候,她才几个月,就对着萧楚女咯咯地笑,乐得萧楚女举着她逗了好半天。家乡的人们都说这孩子像我年轻的时候,可是竹栖却说一定不像。诗姐你当姑娘的时候,再是激进,也不过是高墙深院里的一个小姐。你进过剧团?你开过民主生活会?你见过周恩来、郭沫若这样的大人物?你像她这样大声地笑过唱过?你听听你女儿的笑声,多好听!成天这样躲躲藏藏流流浪浪地过日子,这孩子心里怎么就跟明镜一样,没有忧愁?……正想着,仁风在外面叫宁君,她哎了一声出去了。我连忙也跟着出去,听见仁风很严肃地说:“宁君,你这次的任务,可不比往常啊。不但要尽一切努力,把两个同志救出来,自己也得做最坏的打算,万一被捕,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我们会派人随时和你联系的。”
  宁君不笑了,看看亚彬,看看一青,又看看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看了一遍。我上前抱住她,轻轻地说:“宁儿,你小心啊,到了姨爹家,见事情有什么不对头,就要扭住你的超姨妈,叫她给你想办法,她是个敢说敢当的女人,她会替你想办法的。”
  宁君要走了,我要送她到江边。仁风说这周围到处都是特务,不能把影子扯大了,就让她像往常一样,自己走吧。
  都十一月了,风大,江边吹来的寒风高高扬起她的那件黄色的呢子大衣,和我才为她围上的鲜红的长围巾。眼看她就要走远了,我突然奔了出去,大喊了一声:“宁君——”一青一惊,连忙拦住了我。宁君却气喘喘地奔了回来,隔着一青说:“妈妈,你看我还有件事情忘了:现在回去的路上松了,你得想办法,去把冰华接回来。”
  宁君走了。一青把我半拖着扶回了屋里。我抓住一青的手,哭着说:“一青啊,冰华的事情,我们到现在还瞒着她啊,她也是当妈妈的人,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对不起她的啊……”
  一青两眼怔怔地看着门外,不说话,泪水叭叭地落在衣服上。
  梅侠听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才说:“诗伯,冰华她怎么了?”
  我哭着说:“梅侠啊,冰华她死了。我们走了之后,敌人听说我们家大人都跑了,还有个孩子在魏家沟,就派了兵到处去找。你二姨妈带着她,白天晚上都往苞谷林子里躲,冰华在野地里着了凉,就发烧,烧得嘴都起了泡。你二姨妈又不敢带她去看病,就到那罗木匠的坟上去抓了些土,又和了些香炉里的香灰兑水给她喝,生生地让这孩子烧成了肺炎,死在了你二姨妈的怀里。临死的时候,还在问她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
  梅侠一听,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哭了一阵才问:“那罗木匠,是谁啊,怎么要到他的坟上去抓土?”我说:“那罗木匠,是一九三二年和我们一起迎红军时候的苏维埃主席,后来被地主吴老肥勾结敌人杀害的。这么多年来,当地的老百姓都说他是好人,在世的时候为穷人分了地主的财物才被杀的,死了之后连坟上的泥土都是救人的神药,一有了什么灾病,就到他的坟上挖泥巴泡水来吃。”大家都不说什么了,好久一青才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在城里,只需要一支盘尼希林针,我们的冰华就得救了。好乖的娃娃啊!”
  宁君前脚一走,我们后面马上就搬了家,这样即使她出了什么事,也不会找到我们了。宁君去的时候,袁建正在着急,说是这几天解放军都打过白马山,突破乌江天险,连彭水县城都围住了。国民党的达官要人们,跑的跑逃的逃,再不送钱来就要晚了。
  是啊,再不送去就晚了。解放军进军的速度,不但敌人没料到,就连我们也没有料到。这几天满城都在嘈,说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逃窜的兵车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好多兵为了逃命,所有的行李和辎重都丢掉了,只剩下一身单衣;而重庆的白市驿机场则挤满了狼哭鬼嚎的官太太和少爷小姐们,每天挤掉的高跟鞋和丢掉的行李,都要用汽车装……整个重庆的秩序,异常混乱,常有散兵和走投无路的特务们,闯进大商店和有钱的人家,任意以私通或者窝藏共党的罪名绑架人质,动辄就要价成千上万的,弄得重庆街头人心惶惶,关门闭户。
  我惦着宁君,正在家里坐立不安,梅侠又一头撞了进来说:“诗伯,不好了,原来曾经告发过我的一个三青团的骨干,今天街上又碰上了,跟了我好几条街才被我甩掉了,这家伙会不会……”
  于是我们刚刚搬了两天的家,又得搬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你哥呢?你哥他有两天没回来了吧?不晓得这两天,你嫂子那里怎么样了。”
  梅侠一边收拾一边说:“诗伯,我哥哥晓得,人家是两口子啊。你今天又说了一天了,说得人家心里怪紧张的。”
  这天晚上,下着小雨,半夜里我被一阵隐隐的雷声惊醒了。我把梅侠推醒说:“这寒冬腊月的,哪里来的雷声啊?”梅侠听了一会儿,突然翻身起来,飞快地打开收音机,我们的电台传来了解放军攻克南川县的消息。梅侠一下子抱住我说:“诗伯,南川解放了,这不是打雷,是炮声,是我们解放军的炮声!南川离重庆,就只有半天的路程,解放眼看就在这两天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刚一打开门,一青就拉着宁君扑了进来。我一看,连忙扶住说:“怎么了?宁君你怎么回来了?石泉他们的事情……”宁君在床边坐下,抹了一把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说:“妈妈你别说了,没办法了。昨晚上半夜都过了,袁姨爹才回来,说那张法官回话了,他托的人,昨天晚上坐飞机跑了,跑台湾了。还说即使没跑,也来不及了,蒋介石都已经下了密令,执行大屠杀和炸厂计划,所有关押的政治犯,一律就地处决。”
  梅侠一听“就地处决”这几个字,啊了一声,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第二天,我们全都进了城。按照宁君打听来的这个消息,到处奔跑,想办法救人救厂。重庆所有的兵工厂、电厂和电台,都是敌人破坏的目标,护厂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敌人安装炸药的迹象;各个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组织起来,连夜守护学校。只是救人的事情,跑了两天一点眉目都没有。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一青跑回来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渣滓洞那边,响了一夜的枪声。”
  接着,报上登出了消息,敌人终于在逃跑之前,先后杀害了关押在那里的我们的全部同志,还包括从城里罗汉寺、新世界、老街等监狱里押去的政治犯,一共大约七百余人。
  走进黎明
  重庆解放了。满街都是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游行队伍,满街也游荡着乱七八糟的散兵、流氓、妓女。地下党的同志们,一瞬间就从“地下”转到了“地上”,驻进了和平路国民党的市党部里。我则带着孩子们,到临江门的介中公寓,挂出了“脱险同志联络处”的牌子,并在报上发了消息。一青他们找来了十多个人,有的当勤杂工,有的当采购员,有的到被服厂去找来了衣服,还有的到什么地方去找来了奶粉、鱼肝油之类的补品。梅侠负责接待,亚彬负责警卫,一青负责对外联络,我管内务。我号召大家先凑了点钱,去办伙食,脱险的同志们找到了这里,没饭吃怎么行。
  正在铺排,来了一个人。这人隔着桌子,看了我半天,然后才上来说:“你,你还认不认得我啊?”
  我一看,是个勾腰驼背的小老头,蓬头垢面的,浑身上下襟襟吊吊,没一块好布。我想,这说不定就是我们脱险的同志了,可是看了老半天,实在是认不出是哪个来。那人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联诗啊,是我,是老肖、肖中鼎啊!你不认得我了,连你都不认得我了。天哪,我活出来了,我又见了天日了,我见到解放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肖中鼎,没想到我会见到这个样子的肖中鼎!当年在万县的时候,他还是个英英武武的军官,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小老头!我连忙扶他到里面坐下,说:“老肖啊,你真是死里逃生啊,晓不晓得我们还有哪些同志逃出来了?陈作仪?刘石泉?丁鹏武?还有谁逃出来了你快说啊!”肖中鼎一边喝着梅侠为他冲的一杯奶粉,一边喘着气说:“不晓得,不晓得啊。当时耳边全是枪声,好多人就在我的身边,一个个地往下倒,直到我们冲垮了那堵墙,跑出好远了,还有人在倒……我躲在歌乐山上的树林子里,躲了三天三夜啊,听见农民们都在说城里解放了,我才敢出来的。我一步一步,从歌乐山走到了这里,这几十里路,也不晓得是怎么走过来的。逃出来的还有,我们都跑散了。我都找到你们了,他们也一定会找来的……”
  梅侠听了她肖伯伯这一说,高兴得不得了,蹦着跳着又出去忙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老肖,你听说了刘石泉的什么消息没有?”
  老肖停下来问:“谁?刘石泉?让我想一下。对了,是不是那个关在牢八室里的老刘、刘石泉?不错,这个人不错,有骨气,也有办法,既不吃软也不吃硬,敌人把他吊在梁上打啊,也没说出半个人来。”
  我说:“是啊,只要说出半个人来,我们全家就也会进了渣滓洞,也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了。”
  老肖听了,看看我,仔细想了一下说:“他好像没有跑出来。大屠杀那天,下着雨,天都黑了,敌人才开始点名,第一批就有他,和蔡梦慰他们十二个人一起的。蔡梦慰你不熟吧?诗人,在牢里还在写诗。”
  我说:“后来呢?”
  “后来,敌人又点了两批出去,都押到了松林坡。剩下的敌人来不及了,就把我们全部都集中到楼下的牢房里,用机枪和卡宾枪扫,最后特务还进去补了枪。我是在敌人补枪之前,拉了一个死人挡在前面,子弹从我的脖子这里擦过去的。”说着他偏起他的脖子,我看见一条深深的伤痕,都已经结了血痂。
  我还要问什么,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嚷,接着就听见了梅侠的哭声。我奔出去一看,一个矮矮的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站在梅侠的身边,梅侠拉着他的手,哭得死去活来。一青拦住我说:“诗伯,你让她哭哭也好。作仪牺牲了,她盼了那么久,哭哭心里好受一些。”
  我咬咬嘴唇,没说什么,扶着梅侠到里面坐下,那个年轻人也跟了进来。我说:“你和作仪关在一起的?”
  他点点头,说他叫刘德彬①,和陈作仪都关在牢六室。我又问:“作仪牺牲了?”
  他又点点头说:“他要不是为了掩护我们,也许还不会……敌人扫射的时候,他躲在门后的死角处,没有受伤,可是后来跑的时候被打伤了脚。他一看自己没法跑了,就对我们说我来掩护,你们快跑,说着竟然颤巍巍地站起来,对敌人大声喊你们这些笨蛋,怎么打脚啊?有本事就打我的头,打我的头啊……”
  刘德彬说不下去了,好一阵才又说:“要不是作仪他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跑不出来了。我这衣服上,还溅着他的血呢!”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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