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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他叫我诗姐，又说起竹栖，眼泪就禁不住涌了出来。
饶时俊当时是代表组织上来和我谈话的。我把随时都放在身上的玉璧的照片拿出来，说起玉璧牺牲后敌人对我们华蓥山的大屠杀；说起当年车耀先对我的嘱咐和我在万县的遭遇；还说起前不久我去大竹后山见到冯老二——我们这支队伍最后一批同志的情况……说得泣不成声。饶时俊拿着玉璧的照片，一边听着，一边也掉眼泪。就这样，我们一个哭着说，另一个哭着听，一直说了三个多钟头。
饶时俊看着玉璧的照片，喃喃地念着玉璧写在后面的那些文字：革命意志从此决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突然说：“老大姐，这照片你得撕掉，你看这后面写的这些字，要是被敌人搜出来，多危险。”
我一听愣了：要撕掉，这怎么行？想了半天，我突然拿起照片，用指甲从立缝中间拨开，然后顺着这缝子小小心心地，把照片前后撕成了两半。我把照片后面写的字藏好，说：“您看，这样行了吧？”
饶时俊点点头，说：“行啊，姜还是老的辣，老大姐您真有办法。”
从此之后，这张照片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前后两张①。
饶时俊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党龄由入党时算起；还说玉璧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烈士子女，组织上决定把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去，到烈属子弟学校去读书。
宁君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喊着：“妈妈你快把弟弟叫来，要不然……”我看着老饶，说：“我呢？这么多年来，我可是做梦都想去延安。当时车耀先同志就给我留过话，说是如果从上海走不了，就从延安去苏联。还有我们在大竹后山的那一批同志呢？是不是也把他们拉到延安去？和中央的部队在一起，不然老是这样孤单单的。”
饶时俊一听，神秘地笑了笑，说：“老大姐呀，让宁君和亚彬先走吧，你和一青可是不能走的。这两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要打大咯。重庆是国民党最后的老窝，重要得很，何况华蓥山离重庆又这么近，现在中央还要派人进四川搞武装斗争呢，像你这样的大能人，和大竹后山的这些同志，怎么走得？”
于是说好让宁君等着，最多不过九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的飞机，一起到延安。他笑着说：“老大姐，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您不会不放心吧？一青呢，小夫小妻的，也只有暂别一时咯！没关系的，在我们延安，这样的夫妻多，一旦我们的大反攻开始，你们就会见面。那时候，宁君可不要骄傲哟！”
可是没多久，老饶就匆匆来说：“国民党现在公开打内战了，对我们的人迫害得很厉害。一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先期离开重庆，飞机挤得很，宁君他们就缓一步吧。我也得先走一步，最多不过十二月初就会回来。老大姐你等我回来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老饶临走时，让我画了一张华蓥山的地形图，还拟了一张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名单，说是要带到中央去汇报；看我身体不大好，还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
我说：“老饶，你还有这手艺？”旁边陈于彤说：“诗姐，你别大惊小怪的，人家老饶，是华西医大的高才生呢。”我看他虽然谈笑风生，可脸色却不大好，就说：“老饶，你也要保重啊，我们华蓥山的同志们，可是都盼着你的哦！”老饶笑笑说没关系，说着就和于彤一起走了。这一走，就没有了音信。直到腊月底，我们才听说他到延安之后，病就加重了，不久就病逝在延安。
我拿着老饶给我开的那张药单子，心里说：“老饶啊，你这人，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
老饶病逝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我们的同志被全部押上飞机回了延安；接着就是物价飞涨，重庆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在游行，搞得轰轰烈烈。一天，和我联系的袁尊一同志①给我带来一个叫木果的同志。这人三十来岁，湖南口音，头上戴了顶博士帽，清清瘦瘦一介书生模样，一双浓眉下深陷的眼睛，显得有些冷峻。不久我就知道，这位化名叫木果的同志，就是当时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②。
王璞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上川东一带去清理组织，要找我了解一下华蓥地区这些年的情况。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下午，我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我们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老王说：“现在罗广文在华蓥地区‘清剿’的队伍都撤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将很快展开。老大姐你这就回去等着，这个月二十号左右，有个姓刘的同志会来找你。”
按照王璞同志的安排，我即日起身回岳池。这时天气已经热了，衣服穿得少，路上敌人的卡子密得很，我拿着一些老王交给我的《挺进报》，想了半天才决定把它们绑在腿上。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妇女，赶一截船又走一截路，走一节路又赶一节船。那些《挺进报》绑在腿上，不敢走快了，天黑了才在合川界内一个叫大米溪的小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刚睡下，就有人来打门。没等我起来，两人就闯了进来，枪一横就喊：“检查！什么人？”
我腿上有文件，没敢脱衣服。不等他们动手，就自己站起来说：“查什么？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姐妹，要查，叫个女的来。”
一个兵听了，把枪一收说：“嘿，你这老太婆，嘴还硬呢！”接着就凶煞煞地问是哪个乡的人、到哪里去、你们的保长乡长是哪个……我心里在想，别看你的嗓门高，你走过几多地方？就胡乱编了一套。那几个兵见我对答如流，又是不惊不诧的，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瞪了我一眼，走了。立即就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喊：“给我绑起来！还有那个！把那个也给我绑了！带走……”接着就是一群人强拖硬拉地出去了。不一会儿，后面河边上有人在喊救命，再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这是被他们沉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有那些被他们怀疑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被沉了河的。明天，这两个人，也会成为渠河里时常漂着的那些无名尸，亲人中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看来住在这里太危险，说不定一会儿检查的士兵还要来。我想了想，就跑到楼上老板娘的房间里说：“老板娘啊，你这房前房后，是不是有鬼啊？怎么到处都在乒乒乓乓的？”老板娘长叹一声说：“先生娘，哪里是什么鬼呀，都是……唉，不说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各人自己把嘴管紧。你先生娘要是害怕，就在我这屋里歇吧，这里哪天晚上，不来个四拨五拨人检查呀！”
我在老板娘的屋里整整坐了一夜，也听见整个旅馆里乱七八糟地闹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要走，还没出门，就被老板娘一把拉住说：“先生娘，走不得啊，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岗哨，你一出去，他们就说你是走夜路的，问都不问就拉你到河边去……”
天亮了，我谢过老板娘上了路。没走多远，又是一处卡子；好容易骗过了，没多远又是。我仔细算了一下，就知道了这卡子是五里路要设一处，看来罗广文的大队伍虽然撤了，他们的关卡却更见紧了。我腿上绑着文件，走不快，太阳都要上顶了，在一个拐角上碰到昨天同住在一个旅馆里的两个客人，身边放着两挑空挑子坐在路边上哭。我走上去问：“你们怎么了？”
他们说：“我们的货，被他们抢了。”
我问：“他们是谁呀？”
一个说：“还能有谁？那些兵嘛。我们买的那些红糖和海味，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他们硬说我们没上税，都没收了。再要说什么，就要说你是异党分子。”
另一个看看左右说：“先生娘，现在只要说你是异党分子，你就没得活路。你晓得昨晚上拉那两个年轻人沉河，是为了什么吗？因为他们都留了头发！他们说的，现在只有学生才留头发，学生都是异党分子，都是共产党！你看看，这一路上的男人，哪个不是把头都剃得光光的？这世道，还有什么活头？”
我听了，心里一沉，正要说什么，几个兵就过来了。一见我就说：“老太婆，你干什么的？”
我说：“过路的，回广安。”
一个兵歪着脖子看看我：“你是广安人？是从重庆回来？你到重庆去做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做什么？去看我的儿子。”一边说就一边要走。
那个兵上前一步把我拦住说：“老太婆，你忙什么？你看我们都不忙，问清楚再走嘛。”
我一看他们没完没了的，就干脆在路边的石梯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手里的旅行袋一甩手丢过去说：“你们问吧，我不走了。”
其中的一个兵见我不惊不诧的，就怪眉怪眼地走上来说：“你这老太婆，啥子脾气这么大啊！你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候！问你几句都问不得了吗？我还要摸呢。”说着就伸手往我腰间摸了一把。
这一下可把我惹冒火了，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有娘生无娘教的小畜生，你干什么？你敢来欺侮我？告诉你，我的儿子比你歪得多，还得任我打任我骂的，你算个什么东西？！”
旁边的几个兵听我这样一说，就晓得遇到了歪人，连忙上来劝架。我哪里肯罢休，在路边指着他的鼻子骂个不停，一个兵好容易把我拉到路边坐下，说：“老太婆，我们是公务在身，不得不问的，你老人家有话就好生说，你那儿子，到底是干啥子的？”
我说：“干啥子的？那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指望他能干成啥子大事？重庆宪兵队里混，一个中队长，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在重庆城里硬是歪得很……”
那几个兵听了，连忙说：“唉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嘛，一家人一家人。老人家，你走好，要不要我们送你一程？”我没好气地瞪了他几个一眼：“都给我滚开些！看到你们这些丧门星，我就一肚子的气。”
等我走回家里，两条大腿都被《挺进报》磨烂了，好几天都走不得路。好在也不敢走动，就在家里等着。果然五天之后，天刚擦黑，就有人问着上门来了。我连忙迎进屋里说：“刘大哥，你们来了。”一个大个子却笑着说：“不敢不敢，叫我老刘吧。”
又是一位老刘。我不禁仔细打量着这位叫刘石泉的人：三十出头，方脸，壮壮实实的身体，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乐呵呵一脸的和气。不知怎么的，我不由得又想起当年的刘铁和老刘政委。
和刘石泉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胖胖的，脚有点跛，头发都有些花白了，手里拿着个罗盘，又穿了件长衫，像个地道的风水先生。刘石泉说：“老大姐呀，这位姓曾，叫曾霖①，从延安来的，老军事呢，身上还留着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好多弹片，是我们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接着又介绍另一个。那人年轻轻的，个子不高，听老刘说，他是个教书的，可是长得黑黑的，完全像个农民。老刘给我介绍说，他叫张伦①，是合川金子沱支部的，才做好了金滩、丈八滩的船夫们的工作，现在转到这边来工作。
刘石泉说：“老大姐，我们又要干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下子您又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是啊，这些年，真是把我憋坏了。再不动，我怕是真的连枪都不晓得咋拿了。”
他们几个听我这样一说，竟哈哈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的，说：“你们笑啥呀？我说错什么了？”
刘石泉说：“老大姐，怎么，还想去拿枪打冲锋啊？”我一听，心里就老大不高兴，沉下脸来说：“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老刘不笑了，说：“老大姐，我们要是连你都不晓得，还敢到这里来工作吗？不是看不起你，也不是嫌你什么了，王璞同志和我们都商量了，那些枪枪炮炮的事情，让你的亚彬和年轻的同志们去做吧。你呀，几十年来在这一片跑，熟悉情况，又在华蓥山上打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仗，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总得给我们指点指点吧？别看我们老曾是位像模像样的风水先生，其实这华蓥山的风呀水的，都在您的心里装着呢。您要是不指点出来，打起仗来要是出了问题惹了麻烦，您可得负责任咯。”
几个人一听，都哈哈大笑。我也笑了，心想这刘石泉的嘴，怎么也和那刘铁一样，总是叫你无话可说。接下来我们就研究情况。刘石泉告诉我说：“眼下整个上川东地区的组织都开始清理。我们华蓥山周围的党组织，分成了第七、第八两个工委，除了当年你们的地盘之外，连合川、武胜、广安的地方也划进来了。您这些年没在家乡，不知道家乡的组织又有了发展。罗渡溪乡的尚用中学您知道吧？里面的杨奚勤①、徐庶生②等好几位都是我们的同志，徐庶生还是七工委的党支部书记呢。”
我想了想说：“我多年都在外面，这些同志又年轻，是不大熟。”
刘石泉说：“不熟也没关系，你现在的关系直接在我的手里，不和他们发生联系。他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做面上的工作。你呢，回来之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就不能再暴露。有空带我和老曾到处去走走，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我带着老刘和曾霖同志，装着看风水的，去走乡串寨。在天宝寨，我给他们讲第一次起义时据守在这里打的那一仗，我们的队伍埋伏在什么地方，罗泽洲怎么兵败如山倒；到走马岭，我说这个地方进可攻河东的一大片村寨，退可守华蓥山上山的道路，是个战略要地；然后我们从阳合场的地界上山。
我一边走一边说：“这阳合场，守着上山的要道，历来被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这里的乡长王尧，从第一次起义时就和我们作对，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现在还在这里当乡长，守着这山下的六个保的六十多支枪。我们一旦打起来，这里还真是个问题。”
老刘问：“这里有没有我们的人？”
我说：“有啊，老丁，是一九三二年的党员，一九三五年就跟着我们一起在山上，干得很不错的，还是个小队长呢。前不久才送我到大竹后山去过一次，手里有很多群众，也和大竹我们的队伍有联系。我们眼下正商量，要把一个叫廖自成的纸厂老板，弄上去当保长。这个人也是我们的老关系了，我们好几个人在他的纸厂里当工人，这些年一直没出过问题。”老刘一听说：“那好，叫张伦到这里来，做做这一片的工作。”
我带着老刘和曾霖，走一路说一路，讲一路的故事。在二十四个牛掉尾，我扶着那些长满了青苔的大石头，讲当年是怎样用石炮炸敌人的；在当年我们挖的隧道前，讲我们的人是怎样换着衣服从哪里出来再从哪里进去，就像戏台子上的曹操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一样走马灯似的，哄得杨森的人晕头转向。老刘和曾霖听得哈哈大笑，直说不简单不简单。
晚上，我们就找个有山泉水的地方，拣些树枝燃起火来过夜，吃着自己带的炒苞谷花儿和麦粑。山风在树林里钻来钻去地怪叫着，夹着野物的吼声，露水从树叶上掉下来，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老刘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我连忙又把衣服披在曾霖的身上。老曾一见，忙说：“联诗大姐，你别管我们，你现在可不比当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