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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跟着正庆法师去佛堂。还在门外就听见里边吵吵闹闹的，一个女人正惊诧诧的大声说：“唉呀，怎么能让她到这里来？当年她两口子在华蓥山上闹得天红，结果她倒是跑脱了，她男人被五花大绑地在南门外校场坝砍头示众，那血淋淋的人头在城门上挂了三天哪，你们大家都忘了吗？”正庆法师一脚跨了进去，正色道：“阿弥陀佛！是谁在菩萨面前说这些不洁净的话？我们佛门弟子，慈悲为怀，不要再在这里搬弄是非。”
我接过正庆法师递过的蒲团，在前排打起盘脚坐下，闭上眼睛开始了平生第一次正儿八经的“修行”。人心静，则万籁俱静，窗外萧萧的风雨声，又将我带回那个难忘的年代。袅袅香烟中，晨钟暮鼓里，飘起了漫天花雨，法慧和徐老和尚，还有玉璧、夏林和陈仁勇，都在花雨中向我走来……哦，天地悠悠，英魂归宿何处？是我忘不了你们，还是你们忘不了我？
正庆法师的声音，沉缓缓地传来：“陈玉屏，你看见什么了吗？”
我闭着眼睛，也缓缓地回答：“是的，我看见了，一个好大好大的莲花宝座，光芒四射……”
佛堂里满座哗然。正庆法师双手合十，朗声说道：“阿弥陀佛，心诚则灵，心诚则灵啊！吉人自有天佑，大家都要像陈玉屏这样一心向佛，积善积德，万万不可对别人起歪心。”
于是，无论周围的人们怎么大惊小怪的，我从此就成了个正儿八经的佛婆婆。
转眼就是五月，我才开始四处走动。这一天，我从街上回来，一个人跟上来，问我知不知道陈玉屏住哪里。我问他找陈玉屏做什么，他不说；我又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大竹后山来的。
我一听，不问了，让他跟着我回了家，然后在堂屋里坐下，说：“你说吧，是谁叫你来的，来做什么？”他四处看看说：“陈玉屏，他在哪里呀？”
我说：“你别找了，我就是。”
他听了，一愣，半天才说：“你就是啊？我们大竹后山的老百姓们，都说陈玉屏是个男人，不但那一手枪法没说的，还会飞檐走壁。要是站在山口上吼一声，就会地动山摇的。”我一听笑了，说：“我又不是老虎！”
他长叹一声，说：“我姓易，是当地人，和老冯认识，这次受他的托付，下来找你。这些年，老冯叫人来找了你好多次了，说这次要是找到了你，就无论如何请你到我们大竹后山去一趟，大家盼你，盼得很呢。”
我说：“那好，我这就去一趟，你们上面，现在缺什么？”“缺钱，我们现在苦得很，吃的穿的都没有，也没有子弹。”我说：“枪啊子弹什么的都不忙，我给你想办法搞点钱，你等我几天。”
田里的庄稼，还要两三个月才收获，可是我哪里等得到那么久，就去借，借四十担谷子。那些地主就打听我又要干什么，我说：“看来种田没啥收入，我又要筹一笔钱去驾船做生意，眼下正有一个朋友要来合伙，不能错过了机会。”于是那几个地主就说：“玉屏，你急着要钱，我们也不是不帮忙，只是这时节上要借谷，利钱要高些哦。秋后还谷时，四十担要还成六十担。”
我咬咬牙说：“行。”
卖了谷子，我就上了路。这大竹，地处华蓥山东面，和邻水县紧紧相连，全县地势山多沟深，素有“三山两槽”之称，也被我们称为后山。虽然山高林密好掩护，却自古就是个苦寒之地，我们的同志在这里近十年了，也实在是不容易。只是要去，就要从阳合场过。这阳合场，在华蓥山脚下，是我们的死对头王尧的老窝，眼下他还在这里当团总，要是被他发现了，就会平生出许多麻烦。我想了想，就带着老易，绕过大道，找到我们当年山上的一个小队长丁鹏武①，由老丁送我们。老丁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大姐，你走了这么多年，不大晓得现在的情况。我们这一路直到老冯那边都是连起来的，好多保甲长都是自己人，和农民的关系也好得很呢。也还有些枪，就是缺子弹，一有什么动静，号召个上千人我看没问题。”
我说：“你们别说大话，上千，那么容易？”
老丁听了把眼睛一瞪说：“你还不信？这些年来，你以为我们当真就老老实实种地做庄稼了？他国民党欠了我们那么多的血债，就这么算了不成？我们的人，从来就没心静过。国民党拉我们的壮丁，我们就逃回来；保长把我们的人抓去卖壮丁，我们就敢找机会打他狗日的。我们要留得青山在，日后好报仇！不是在这里给你老大姐夸口，只要上面一有动静，我们这一路，嘿！就会打出个样子给老天爷看看！”老丁一直把我送到邻水县的新场，说要回去又不放心，就又从新场翻过重重叠叠的大山，一直送到了大竹后山，见到了冯老二。
这也是一个山风萧萧的晚上，就像当年我从重庆回山的那个晚上一样。我来到同志们住的山洞里，又想起当年陈仁勇、向老大和范永安他们把我迎进竹林棚的情景。四面一看，当年熟识的面孔还多，只是老了，瘦得不成人样，身上的衣服还是那样襟襟吊吊的，一个个就像是多年没见过天的野人。许多人一见我，就哭。冯老二指着身后的一个山洞说：“大姐，说起来你别难过，老范范永安，就是在那个洞子里，被老虎拖了去的。当时我们刚刚摆脱了敌人的一次追击，大家都累了，老范安排了岗哨，自己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钻进那个洞子睡着了。不想后半夜，老虎回洞来，我们却谁也不知道。天亮了，我们找不到人，又不敢喊，后来才发现他的衣服鞋子连同……连同手啊脚的，都被老虎拖得满山散落着！我们大家都气得不得了，心想老范九灾十八难都过了，没想到竟会死在这个畜生手里，几个人拿着枪在山上找了好几天，硬是把那东西浑身上下打成了筛子，将心肝肚肺挖出来摆了一大堆，祭了范大哥。”
我也哭，哭着说：“同志们，是我不好，我对不起大家。这多年我一直在外面，没有找到党组织，没有脸面回来见大家。可是我也一直没有忘记你们的。那一年我从万县回来，就叫辉同上来找你们，让大家先下山，到北碚陈兴奇那里暂避一时，也好有个安身之处，你们怎么就……”
冯老二说：“大姐，你别怪大家，是我不同意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死在这荒山老林里，也要等到我们穷人翻身的那一天，我们就不信，共产党会不管我们！”我说：“要管的，真的要管的，现在不就找我们来了吗？上面说这些年，也好几次派人来找过我，只是我成天在外面跑，都错过了……”
大家听了，禁不住一阵唏嘘，好一阵冯老二才问：“大姐，上面这回，说什么了？”
我说：“现在苏联都出兵打日本鬼子了，眼看抗战就要胜利，国民党总算是又腾出了手，还是一心要打内战，想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好一家独霸天下。我们的党中央说，这回要打就要把他打痛，要在他们的大后方，就是我们云、贵、川地区的农村，打烂他们的坛坛罐罐，建立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必要的时候，公开打游击战。”
冯老二一听，一下子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抓着石壁，仰天长嚎，喊着：“廖大哥，刘大哥，老范啊，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们的深仇大恨，该报了！”
整个石洞里，一片嘤嘤的哭声。
……
我从大竹回来的路上，又一路到广安、邻水甚至合川一带都去看了看，回到家里，已经快要秋收了。早谷子一收起来，催着要帐的就上了门。我说：“忙什么？这谷子还没晒得干呢。”说着就将刚刚打出的四十担谷子连夜装船，运到重庆码头上，抢着城里人想吃新米的市口，卖了个好价钱。回来除了还这六十担谷子的债务之外，还赚了三十担谷子的钱。
几个想看我笑话的地主和商人气得一愣愣的，说这女人几年不见了，没想到生意上这样精通！
没几天，日本投降了，全国上下都兴高采烈地热闹了一阵子。接着亚彬和一青、宁君带着小冰华回来了，还带来了竹栖的一封信。信上说眼下抗战虽然胜利了，我们的毛主席也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国民党要打内战已经是路人皆知。因为华蓥山区所处的有利地形和二十多年来奠定的群众基础，组织上决定将这一地区作为我们建立武装根据地的重点。孩子们奉了组织上的指示回来搞群众工作，还望多多指点。
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手，把河东七场的敌、我、友三方的情况都做了一个分析。此时，当年与我为仇的段贡武，已经做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他的弟弟段成帆做了乡长。这是两个死硬分子，不能抱什么希望。可是另有一些人，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平时的言行举动，只以自己的利益为准。与其让这种人成为敌人的基层力量，不如我们去争取过来。于是我就让一青去找一个曾跟着玉璧到旺苍、苍溪等地开辟游击区的老党员李成，逢场天就到茶馆去串联那些地方实力派，很快就拉起一个叫“好人团”的灰色组织。到一九四八年华蓥山大起义之时，这个“好人团”的很多成员都保持了中立，有的还成了我们游击队的领导干部。一青还联络了一个叫刘怀钦的进步学生，动员他将自己的《新华日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一大堆禁书拿出来在街上的“梅林茶馆”里办了一个“梅林书报社”，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和青年人。这时候，国民党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四川作为兵粮重地，拉丁派款闹得鸡飞狗跳的。我就和一些当年的老队员一起，到各乡各场搞农会。拿起锄头扁担甚至火药枪到地里守庄稼、抗壮丁，很快就在河东七场的农民中发展了一百多农会会员，抗丁抗粮搞得遍地开花，热闹非凡。渐渐地，我们党派下各地农村工作的同志多了起来，广安、岳池和华蓥山下一带，到处都搞得热火朝天。敌人慌了，就派了罗广文的队伍下来“清剿”。段贡武一见时机到了，就跑去报告，说我们场上有《新华日报》，我和一青都是共产党。正在这时，我收到了竹栖从重庆寄来的信，说是“旧日的朋友有要紧的事情找你，赶快来渝相见”。我一见，知道是党组织要找我了，心中大喜，连忙叫一青先走一步，我交代一下工作，随后就到。
烽火燎原
谁知等我和宁君带着冰华赶到重庆，迎接我的却是披麻带孝的一青，竹栖的遗体都已经装了棺。说是因为当时的工作太累，身体不大好，被一“名医”误用一斤附片加上一斤生姜配药，吃了之后七窍出血，仅仅几天之后，就死在重庆七星岗的市民医院。
那一天，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六月二十三日。
真是晴天霹雳！
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青还守着我。门外起了大风，接着大点大点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我长叹一声说：“一青，你爸临走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一青老半天没开腔，最后才点点头：“只说了一句话。”“他没什么了？”
一青说：“他问我说，你诗伯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听了，心里一阵发颤，停了一下才问：“他还说什么了？”
一青听我这样一问，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才说：“我爸他听说你还没有来，长叹了一口气，说、说、说……”
“说什么？你爸他说什么了？！”
“我爸他长叹一声说：唉！解铃还需……还需系铃人啊……”
一青捂着脸，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诗伯，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我爸自从住进医院，浑身就起了红点子，成天昏迷迷的。医生说他不但皮下出血，连脑血管也破了，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他总是在念着你，喊着你，他想要见你一面，他想要对你说几句话，他、他落不下这口气啊！”……
雨下大了，一阵紧过一阵的风雨吹打着这小小的茅草房，我透过雨水迷离的玻璃窗，看长江边上的灯火，迷蒙的一片。我又记起我和竹栖坐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月色很好，江上的清露雾一样飘飘洒洒，他从舱里拿来一件衣服，为我披在身上。
我突然觉得有些奇怪，竹栖怎么会这样就死了？当年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玉璧的死，可是我心里却是非常明白，玉璧终归是要走这条路的。这好像是自从他回到家乡递给我那张照片之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了；而当他在“三·三一”惨案中受伤回来，我在孤灯下看着他昏迷不醒的样子，自己也就有了这种准备。可对于竹栖，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这种预感？玉璧对于我，是一棵大树，一棵参天的大树，我是他这树上的一支枝丫，或者一片树叶；而竹栖，他却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一盏温暖的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温暖着我，伴着我，同时也以对我的这份情感，温暖着他自己。
可是现在，他死了，这盏灯熄灭了，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么大的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好长，我得带着孩子们，继续往前走。
一青说得对，我是太狠心，命中注定要孤单地走下去。风雨越是大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突然觉得很冷。竹栖的突然去世，使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新华日报》上很快就发了消息，八路军办事处送来了花圈，还拿来了一百块大洋。已经调到《新华日报》工作的陈于彤和几个人，前前后后地忙着筹办丧事。当年我离开之后，竹栖曾奉命到了重庆，做了许多事情，最后是在重庆民生公司做茶房工人的工作。由于他的厚道和勤勉，如今提着礼信前来祭奠他的工人们很多。而老朋友们除了来祭奠竹栖之外，更主要的是来看望和安慰我和孩子们的。人群中，我见到在成都认识的刘弄潮，他此时已是重庆市一中的校长；还见到了万县的那一批朋友们，其中最为难过的，当然是孟伉了。后来孟伉还专门为竹栖写了一首《哀林季子》的诗，诗中有：“阔肩短干林季子，只知事事不畏死。一事众手束无策，肩上君肩宁挂齿。前年卧病巴子国，力疾犹堪理烦剧。秋风一夜哭江头，可怜累死无人识……”，我读过之后，抚卷长叹，这世上知竹栖者，还有孟伉也！
前来吊孝的人川流不息。梅侠戴着孝，和她的对象、一个叫陈作仪的年轻人也在守灵。这年轻人，高高的，瘦瘦的，话不多，可是挺精神，一有空就忙这忙那的，对梅侠也很关心。我悄悄问：“一青，你爸同意不？”
一青点点头说：“作仪也是云阳人，三八年就入党了，工作一直很不错的，爸爸很喜欢。”
我点点头说：“你爸，也算是把你们兄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和孩子们扶着灵枢，将竹栖葬于重庆江北的一个公墓里。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①。
下葬的第二天晚上，陈于彤就来看我，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于彤给我介绍说这是饶时俊②同志。饶时俊一见我，就握住我的手说：“诗姐，这些年，您辛苦了。您的情况，竹栖常给我们说起。”
我一听他叫我诗姐，又说起竹栖，眼泪就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