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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褪�28号。”我眼前一黑：这里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在28号的瓦堆上坐着，打听刘海清的下落，可是谁也不知道。我不甘心，第三天又去，沿着铁路坝一路打听，还是没有人知道。就这样，我在宜昌前后找刘海清找了一个多月。已经是三月天气，尸首一时收不完，都发臭了，宜昌城里瘟疫开始流行，加上汉口吃紧，敌机随时都可能再来大轰炸。王大领班劝我说：“陈大姐，你还是抓紧时间回四川去吧，再不走，以后就难了。”
就这样，日本鬼子对宜昌的这次大轰炸，炸掉了我去苏联的最后一线希望。
我回到万县之后，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接上关系，一来是想安慰我，二来也是想商量些事情，往我这里来得更勤了。只是这广济寺，地处繁华地段，门前又有大段石梯，上上下下很不方便；加上几个官太太成天来来往往，不是拉我去买衣料，就是拉我去打牌，陈吉庆也常来找我摆龙门阵。他们再说是对我好，也毕竟是外人。再说刘湘死后，蒋介石的势力正在加紧渗入四川，很多事情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的好，于是我就打算着搬家。
一个星期天，一青陪着我去西山公园，在公园里碰见我原来在梁山教书时的同事李维清。几年不见了，她亲热得很，硬要拉我去她家坐坐。她的家就安在这公园里的九五图书馆里。我们摆了些闲话，才知道她的丈夫叫谢少安，是刘湘的参谋，在万县驻了几年了。现在刘湘死了，人员都有变动，他要调往重庆，正打算搬家。她住的这个图书馆，原来是个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国的炮艇炮轰万县时酿成的“九五惨案”而修建的，时过境迁，现在成了住房。我看了看，这里很宽敞，除了厨房厕所之外，还有四个房间。天井里是个小花圃，种了些菊呀兰的，四面林木扶疏，幽静得很。我想到公园里人来人往，再多的人也不打眼，就随口问道：“你们搬了以后谁来住呀？”
她说：“就是没有人住呢，空起的，陈老师你要是看得起，就过来住吧。我们把房钱都交到明年二月份了，我还有些家具一时也搬不走，正愁没人照看呢。”
就这样，我从广济寺搬到了西山公园，一青也从印刷厂他那个阴暗潮湿的小屋搬来和我一起住。我的这个新住所，也就成了万县地区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聚会的一个秘密场所。一青和肖中鼎常常带了各种人和我认识。
大家凑到一起，无话不谈，总是说搞武装的事。竹栖和肖中鼎都是军官，手里不用说是能够拉出一批人来的；刘孟伉当年有些旧关系，可以去联系；《万州日报》的主编李春雅，还有一个失掉了关系的红军党员欧阳克明，都说可以动员一批进步的爱国青年来参军……大家觉得就凭借这些人多年来集聚的关系，完全可以组成一支巫山、巫溪、云阳、万县等川东九县的抗日救亡军，不管是和延安联系，还是借雷忠厚的关系，像当年“借路”那样先开上前线再打出我们自己的旗号，都完全是可能的。大家都说肖中鼎是保安司令，好掩护，由他和竹栖分头来负责招兵买马；同时和我一起来对这支人马进行武装训练；有的则因为身上兼有职务，不好出面，就做些暗地的工作；一青和李春雅他们《万州日报》的人负责造舆论作宣传，争取把一切抗日力量都团结到我们这一边来。
一个月后，雷忠厚来信了，说队伍已经平安到达安徽安庆，士气高，军纪好，没有逃兵，正等待上面发放给养和武器装备，还随信寄来一千元，说是给我做些准备。另有五百元，请我买些药品，说是有些新兵到那里水土不合，拉肚子。我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曾三姐写信。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说我现在要出川抗日，这一去生死未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如果有了什么意外，两个孩子就托给她了。等孩子们长大了，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原谅不称职的爸爸和妈妈，做个正正派派的人，才不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心意。我把雷忠厚寄给我的一千元钱也随信给她寄去，作为两个孩子的生活费用，请她无论如何不要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样他们会受婶娘的气。更何况我们在家乡打了那么多年，敌人对我们恨之入骨，会对孩子斩草除根的。
然后我就和一青一起，到生活书店去买书。这些年来，我虽然也带兵，但都只不过几百人，而且都是在山里坝上打游击，和小股的敌人作战。现在要当团长了，带着上千人和日本人打正规战争，人家用的是飞机大炮，射程好远都不知道，怎么能够打仗。好在当时书店里的书很多，一青也帮我选，买了一些有关作战的书籍，尤其是对前线战况的报导，我半夜半夜地看，总希望能有些帮助。
有时候，肖中鼎也来，半真半假地说：“联诗，早就听说你的枪法好，露一手给我们看看？”于是我们就找个僻静的地方，练打枪。
我说：“好久没摸枪了，说不定都忘了呢，你说吧，打什么？”
肖中鼎气盛，说：“打香火吧。”
我也不推辞，接过肖中鼎递过来的那支二十响，在手里掂了掂，就让人点起香来。自己走到百步之外，一抬手，枪响香灭。大家一阵欢呼。我换了左手，又是一枪，那香火头又灭了。我打得高兴，再走远点，又打。肖中鼎一面看一面直摇头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是怎么练就这一手好枪法的，怎么会左手比右手还打得好啊？”
空下来，我也教一青，把枪拆散了装在布口袋里，一边数着步子走，一边在口袋里摸装，后来就在被窝里，装拆散的冲锋枪。一青笨手笨脚的，一边满头大汗地装，一边说：“诗伯，你当年是怎么练出来的呀？”
是啊，当年在山上，玉璧和夏林他们也是这样教我。我一个大户人家的娇小姐，只凭着一股子争强好胜的脾气，练得手膀子都抬不起来，连玉璧看了都心疼。今天，我又在这里教一青，难道命运注定，我们要这样一代一代地教下去？日子过得很快，一晃两个月过去了，雷忠厚没有信来，坏消息却不断。我们天天看报纸，日军在长江一线来势凶猛，川军在浴血奋战中连连败北；五月中旬，日军已攻占合肥，动摇了淮南战场的警戒线，直逼安庆；六月十日，日军出动主力部队三千人，并多门重炮和九架飞机助战，向杨森布防的二十公里战线发起了全线进攻；六月二十日，安庆被日军三面包围，日军派出的大批军舰炮轰安庆，两千敌兵在重炮的掩护下登陆，安庆失守……国民党在主战场的节节败退，在国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加上日本侵略者加紧了诱降活动，一时各种汉奸言论纷纷出笼。有人散布“抗战必败”，还有人散布什么应该“全部或局部休战”。当初被逼上抗日战场的蒋介石，此时仿佛才知道日本人的厉害，对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耿耿于怀。不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竟通令全川，禁止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集会游行，一时舆论大哗，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联合抗议。人们对国共两党的印象，更是天渊之别。正在着急，雷忠厚突然回来了，一见我就哭着说：“玉屏呀，都怪我没听你的话，我带去的七千人，全被炸光了……”
大家一听，登时呆若木鸡。我愣了半天才说：“你不是说你在安庆很好，武器装备就要发下来了吗？”
他说：“是呀，杨森见我带了这么多人来，高兴得很，请我吃饭，还专门指定了一个地方，让我把人都安顿好。可是一等二等，就是不发枪下来。我去催，杨森只说是在淞沪战场上武器损失太大，一时还没补充。后来我原来的一个老部下才悄悄对我说，淞沪战场一下来，蒋介石说杨森立了大功，就立即为他补充了枪械，每个团都有一个迫击炮连，每个营增配重机枪连，怎么会没有武器。杨森是见你招来了这么多的人，起了疑心，说他们在广安、合川的时候老是招不到兵，怎么这雷忠厚一去就招了这么多来，这其中会不会有名堂……”
雷忠厚叹了一口气：“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大好。可是又一想，现在驻在他的营房里，局势又这么紧张，一时是走不掉的，再说不管走到哪里，没有枪和装备怎么能行，就再等等吧。我们这么多人，总不能老是不发枪，只要他的枪一发下来，我们就另打主意。谁知道没过多久，日本人的飞机突然大轰炸，那炸弹就指着我的营房丢，七千人一枪没发，都被炸得七零八落的。事后我一清点，死伤大半，陈亮佐也被炸死了。还有些人跑散了，听说跑到新四军那边去的人不少。”
我的那么多人交给他，竟然一枪没发，没打死一个日本鬼子，就被炸光了。这个雷忠厚，怎么这样不中用，他怎么还有脸回来见我！
雷忠厚的队伍被炸之后，是不敢回来见我，就带着李仲生和剩下的几个人，辗转去了延安。说到这里，他小心地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声音有些发抖地朝大家挥了挥，然后拿到我的面前说：“认识吗？这就是你们的朱总司令，现在是八路军的总指挥；这是彭德怀，你们的副总指挥。他们见了我，和我一起吃了饭，照了像。他们说我积极抗日是对的，他们还说要把四川的力量都动员起来。我说朱教官，我不回去了，我就留在你们这里，和你们一起抗日，我不去受国民党和杨森的气。朱德说，话不能这样说，你在四川的中上层军官中有很多朋友，和我们共产党中的许多人也是朋友，现在大家都在寻求抗日报国的机会，你回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不好吗？再说蒋介石已经宣布要迁都到重庆，你回四川去和你的那些老朋友一起，作用大得很呢。”
雷忠厚看着我说：“玉屏啊，有了朱教官的这些话，我才回来。我要回来和你们诸位在一起，重振旗鼓，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大家听了，一阵高兴，肖中鼎一拍巴掌说：“就是嘛，杨森被日本人打败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日本人打败了。姓蒋的不喜欢我们打日本人，我们还有延安这条线嘛，干脆，我们自己来搞武装！”
这时，万县地区的党组织已经恢复，原来是党员的都接上了关系。欧阳克明是书记，孟伉他们都成了委员，肖中鼎和林竹栖也正式入了党。我因为原来的关系不在这里，又坐了一段时间的牢，按当时的规定，要报上面审查一段时间，就暂时放一放。只是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手续而已，有什么事情还是在一起商量。雷忠厚带回来一本叫《新西北》的杂志，上面有毛主席才发表的《论持久战》。我们一看，都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印了四十多份，分发下去。欧阳克明他们拿着，立即就全文登在了《万州日报》上，当时就轰动了下川东。不久，下川东各县的保安干部在万县城里集训，身为保安司令的肖中鼎干脆去讲《论持久战》，接着他又先后到万县、开县、忠县、云阳、奉节等七个县的农村去“检阅”自卫队，到一处就讲一处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号召各阶层人士加入我们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搞得热火朝天。他回来一说，我们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都说：“老肖啊，你这个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形势很好，大家的热情也很高，各处的武装力量正向我们靠拢，大家的行动越是有些肆无忌惮起来。这几天，一青他们鬼鬼祟祟的，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问他，他却说：“诗伯，您先别问，我们做好了，自然是要告诉你的。”然后小声对我说：“我们现在要搞武装，没有钱怎么行啊？”
我刚问他要到哪里去搞钱，他却神秘地一笑，跑开了。一连几天，我都没看见一青的人影。这天，肖中鼎来了，我问起一青这两天在干什么。肖中鼎说也不知道，只是今天一青来找他借过两支枪，还说是诗伯说的，用过了就还给他。
我一听就急了：“我什么时候叫他来找你借过枪？”
肖中鼎听了，一愣，然后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突然停下来看着我：“糟了，杨汉印！”
我莫名其妙：“杨汉印怎么了？你怎么又想起他来了？”肖中鼎看着我说：“是的，是杨汉印的事情，快去找一青，这娃娃要出事情！”
原来杨森的队伍出川之后，杨汉印留守四川，没事成天就到处走走，这两天正在万县。一青听到这个消息，就四处打听，听说杨汉印又有钱又有枪，就约了几个年轻人，要绑架印瞎子。他不但找肖中鼎借枪，还暗地里找好了一个地下室，几个人统一了口径，要杨汉印拿出十万元钱和一百支枪才放人。我和肖中鼎在地下室找到他们的时候，几个愣头青正在地下室里擦枪呢。
我铁青着脸说：“一青，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给我说清楚？”
他一看我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好，半天才嚅嚅地说：“诗伯，这是好事嘛。我们要了钱和枪，是要组织队伍去抗日，去打日本鬼子，又不是去干坏事。再说那些年，他们这些军阀还没把你和廖伯伯害苦啊？”
我说：“一青呀，你怎么这样糊涂！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杨森和他的部下都是抗日将领，在守卫安庆和长江沿线的战役中都是有功之臣，大敌当前，抗战要紧，你这样做，会在民众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说即使是当年，他杨汉印也只不过是想借我们的人凑个数，去升官发财，又没有直接和我们作对，和夏炯、向廷瑞他们杀人完全是两回事嘛。你也不想想，杨汉印带着人，又毕竟是正儿八经打过仗的军人，你林一青才玩过几天枪，邀约几个小年轻就是他的对手？要是事情败露，不但你们几个跑不掉，还要连累你刘伯伯和肖伯伯这些在地方上有威信的人，今后我们的工作怎么进行？退一万步说，即使你们将他绑架到了手，你敢去接他的钱和枪？这么大的事，难道你就瞒得住？现在刘湘死了，蒋介石已经宣布迁都重庆，我们这段时间活动得这么厉害，国民党的县党部正拿不到我们过错呢。你是不是要想拿些把柄给人家抓住，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我越说越气，话也越说越重，说得一青脸上挂不住，眼泪牵线一样往下淌。正说着，一个小伙子一头冲了进来，大声说：“一青，快！他们要过来了！”
我一瞪眼：“快什么？快给我撤出这个鬼地方！”
一青他们几个冒失鬼的事刚处理完，肖中鼎又急急找来说：“联诗，竹栖出事了。他那里的一个年轻的党员也是被大好的形势冲昏了头，住在他那个自卫队的司令部里，却不守规矩，到处乱说乱动的。人家就去密报，说林竹栖有共产党的嫌疑，幸好报告打到了我这里，我才通知他连夜走了。这一向，风声有些吃紧啊，你看是不是叫一青也出去避一避？我们好多同志，都下乡去发展组织去了。”
又过了不久，我有一次从外面回来，还没到家，就听说国民党派的人在西山公园大搜查。我想起肖中鼎跟我说的风声有些吃紧的话，连忙到了江边，上了一只小船，连个信也没来得及丢，就离开万县，去了重庆。
渠河驾舟
一到重庆，我就去李子坝，谁知曾三姐家里已经人去屋空。这下子可把我给急坏了，四处打听，才知道我走后不久，吴绍先就来了，把宁君送到了一所当时很有名的精益小学里读书，托给学校的冉校长代管。不久玉喜也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