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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认事成后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还送他五分钱的回扣作介绍费，他当然高兴得很。于是我当时就带着王晓兰同他一道去左轮街军需部，很快讲好了这一笔生意，并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认定半月交货，到期不交货，多一天罚一百元，如果我们十天拿不到工钱，也要他按货款付息。我当时就打了一个主意：先把这笔生意接下来再说，即或到期交不了货，一天罚一百元，十天罚一千，我们光工钱就是五万元，有他罚的。
一转身，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山上，说蒋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们听说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计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缝纫机日夜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但我们只有十五部机子，还要到外面去找纫缝机子找人。陈树安说：“没有关系，人、缝纫机由我负责，业德厂可恶，到他厂里去拉。”
我当然同意，心想给奸商一点颜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陈树安就去对业德厂的人说，我们打衬衣短裤每套工资三角，可是你们打军服每套才两角。他们工人就罢工，要求每套军服工资增加到四角。业德厂的经理当然不同意，可是他们厂里的缝纫机多数都是工人自带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缝纫机子出来到我们社里。我们把工人配好，一部机子三个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锁眼的、缝扣子的也跟着加班。一时间，楼上楼下街沿边都安满了机器，又临时租下了隔壁的一间茶铺，机器还是放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来十多起卖汤元卖担担面的，叫工人们尽管吃，吃了我付钱。
业德厂的工人都面面相觑：“陈老板你这样大方，还赚不赚钱了？”
我说：“钱还是要赚的，不过少赚点。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赶活路，只要到时候按质按量交货就行。”
业德厂的工人走了这么多，他们厂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来。经理来找我扯皮，要我去吃茶评理。
我说：“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要哪个，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业德厂的工人们，平时就恨他刻薄，见他来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阵地起哄，把他哄走了。
业德厂是当时重庆缝纫行中的大厂，败在我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流手里，哪里输得下这口气，于是就邀约全城六十几家服装店来要挟我，要我加入同业公会，不入公会不准我营业。
我说：“入不入会是我的自由，你们看不顺眼就去告我。”
那经理一咬牙，就用高价来收卖陈树安和几个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陈树安知道他的德性，抱着双手说：：“我们在你那里受够了气，现在才伸起腰。我们的陈老板好得很，我们在这里不要钱也干。你把洋钱堆齐脑门心，我们也不得来。”
业德的经理没有办法，又勾结保长来抓我店里的工人当壮丁，我把保长臭骂了一顿轰出去。
俗话说，同行生嫉妒。城里几家大厂见我这人软硬不吃，照样搞得热火朝天的，就阴阴阳阳地放出了不少言语。有的说：“这女人这么有本事，二天我们开个大公司，聘她作交际部主任，给她五百元钱一个月。”还有的人说：“哪有地皮都没踩热就来挖墙角抢饭碗的？任她这样八面威风地闹下去，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我要抓紧时间赚钱，没工夫理睬这些流言，当面听见就骂他一顿，背后说就装着没听见。仅仅十天，我们就把货打完了，军需部派人来验收，用卡车把货拖走后，才说到成都去拿钱。这不明明是想敲诈吗？当时我就对那个军需官说：“原先交涉的是在重庆交货交钱，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个军官阴阳怪气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女裁缝，还这么歪呢。”
我气极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缝是不是？裁缝不做衣服，你打光条条！早晓得做官这样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还可以随便估吃霸赊！”
那家伙的脸一下就红了。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哄着闹着叫他交钱，说不交钱就不准他走。我指着他说：“你认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们就一道去找刘湘，找贺国光，他们总管得了你了吧？”
那家伙还是不干，我就跑去找他们的邵处长，扬言只要少了一分钱的工钱，不但他拿不到回扣，还要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捅出去。那姓邵的一听，慌了，连忙亲自出马，四处奔走，最后同意在重庆拿钱。
第二天，我带了十多个工人将款子取回来，把工人的工钱都付清楚了，个个都高兴得很。
可是，业德厂那边因为没有工人，不能按时交货，被罚了两千多块钱。他们更恨我了，就到卫戍司令部去密告我，说我工资高，工人只做八小时，不加入同业公会，工人来历不明……告我是共产党。
一天下午，卫戍司令部派了几个兵来捉我，说我“通共”。我想别的都不在乎，惟有这“通共”的名声，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又知道是业德厂那些坏家伙搞的鬼，反正没有证据，怕啥子，就叫工人照常工作，同时叫王晓兰赶快去通知徐清浦，叫他去找李荣华。
我到卫戍司令部不久，李荣华和雷忠厚就从里面一个办公室出来，跟一个军官握手告别。李荣华对我说：“玉屏，不要着急，今晚上就可以出来。”果然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审问，就放我出来了。
噩耗传来
二月十五日，谭老五从山上下来，说玉璧从邻水那边回来了，有信。玉璧在信上说还要两百套军服和一些药品。我看完了信，高兴地说：“老五，这回好办，你大姐刚赚了一笔钱，你好好歇两天，衣服打好了就让你带上去。”谭老五也很高兴，说：“大姐，你打的军服，解决大问题了。现在敌人的卡子守得紧，穿起这些鬼皮方便得多。才不久，我们在广安永兴场打了‘德兴正’栈号的张必成，就是那个卖洋碱的大商人，抄了他的小洋楼，硬是把他活活气死了。后来，又在代市场打了恶霸地主方敬贤，硬是过瘾得很。
陈伯斋和唐俊清都说，这里面有你大姐的一份功劳。“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些得意，又问：”老五，你大哥还说了什么没有？“
谭老五说：“大哥叫你尽快把缝纫社安排好，万一通知来了，也交得出去。可什么通知，他没说。”谭老五当然不晓得什么通知，可是我心里明白，是通知我到苏联去。
谭老五在重庆等了几天，我把两百套军服打好了，又买了些电筒电池和药品，还拿了八千块钱，叫陈文玉在千厮门找了几个自己人，送上山去。临走时我嘱咐谭老五说：“听说向廷瑞出了三千块大洋，悬赏捉拿你大哥？你们叫他小心点啊。”
谭老五听了一笑：“那点钱算什么，我们也出了布告，捉拿军阀杨森，悬赏大洋一万，拿到向廷瑞的狗头，悬赏大洋八千，布告都贴到岳池、广安城里去了。我们比他们要大方得多呢。”
我也笑了，可是觉得又不能不担这份心，听说红军已经开始紧缩川陕地区的阵地，杨森的部队也撤回来休整，他们又腾出手来了。不过又一想，这一向上面也真的没出什么事情，河东七场还是我们的地盘，渠河沿岸也还在我们手中，十年里许多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风平浪静的还能翻了船？可是又觉得，现在不比以前了，玉璧已身兼重任，是个重要人物，如果敌人知道了……过年前后，生意忙，一忙这些事情就想得少了。二月二十四日，我一大早就到了铺子上，刚打开铺门，外边就有人来买枕头。我站上根凳子，把玻璃柜打开刚要取货，就看见一个叫化子模样的人，疲惫不堪地走上街沿，抬头一见我，就定在那里，脸色铁青。我仔细一看，这人竟是玉璧的弟弟廖玉喜。
玉喜？他怎么来了？我一脚踩空，就从板凳上栽下来，哗啦一声，玻璃片打碎了，把我的手划破一大块皮，血滴到了衣服上。里面李士民听见响声，跑过来扶起我，直问：“大姐，出了什么事了？”
我没回答他，挣扎着站起来。玉喜已立在我面前，刚喊了声“嫂嫂”，就泣不成声。
我心里全明白了，脑袋里嗡地一声，人就要倒。李士民慌了，连忙扶住我，我定了定神，一把拉住玉喜，进了会客的小屋，反手关上门，盯住他问：“是不是你哥哥遭了？”
他抽泣着点点头：“人被逮了，还没有消息。”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玉璧过去常说，我不被他们拉去罢了，拉去了就只有个死。我眼前一黑，什么都迷糊了，只隐隐听见玉喜在喊嫂嫂。好一阵我才醒过来，咬咬牙站起来，对玉喜说：“走，回李子坝去，这里不是我们说话的地方。”
回到李子坝，曾三姐看见玉喜，又看见我脸青面黑的样子，全明白了。我把玉喜带到屋里坐下，问他：“我们那么多队伍，你哥究竟是怎么遭的，在哪里遭的？”
玉喜哭起来说：“在黎梓卫街上遭的。”
我说：“上次来信不是说河东七场是我们的吗？又怎么会遭？”
“曾洪泽①叛了，出卖了哥哥。”
我又恨又急地在桌上拍了一掌，说：“人拉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拉进城了？”
“我们的人一听说哥哥遭了，都埋伏在四周，准备在敌人押走的时候把他抢回来，可是等了好久都不见人，不知道他们把人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说不出话来。好一阵才回过一口气来，说：“玉喜呀，你哥哥身边都有人，怎么会……”
他点着头说：“哥哥刚从邻水回来，身边随时带了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都是死人？”
“我也弄不清楚，他们叫我下来给你报信。”
“谁叫你下来的？上面还有谁？”
玉喜说：“唐庆余叫我下来的，他们在黎梓卫打了一仗，没抢到人，退出来了，现在正在调队伍，叫你也调人。”他这才把信拿出来，递给我。
我一看，眼前竟是黑糊糊的一片，一点也看不清楚。我闭上眼睛定定神，再睁开一看，上面写着：“大哥病在危急，希望快去请医生，设法抢救。”
曾三姐也进来了，一听这情况，拉着我就说快去找雷青成。我想不容易啊，敌人捉了他整整十年，他比不得我啊。可是又想，现在刘湘和蒋介石勾结得很紧，说不定可以缓一缓，就站起来跟着曾三姐走了。走到半路上，遇到徐清浦，互相对望了许久，他才咽哽着说：“玉屏，你知道了……”我的眼泪一下就滚出来了，说：“清浦，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上面来信了。”
我再也忍不住，哭着说：“清浦，我要回去一趟，我马上就走。”
清浦说：“你不能动啊，你回去正好中敌人的计，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甚至孩子。”
我说：“人要送进城去就晚了。”
清浦说：“送进城光枪毙的手续也要一星期。”我说：“恐怕不会，他是敌人悬赏捉拿的对象，是敌人早就知道的华蓥山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这么多年来，敌人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想谋害他，这次捉到了，是不会放过他的。也许他们当天就要下毒手！”
清浦一听急了，挥着双手在屋里走来走去地说：“不，他们要活的，他们不会马上就……”
我也站起来说：“不研究情况了，现在远水不能救近火，我要立刻回去。”
“你不能立刻回去！听说敌人布置得很严密，黎梓卫一带整整一团人，罗渡溪也是一团人，你赶快开张条子，调李仲生、周辉同去营救。”
我说：“不行，我非回去不可。清浦，我不能坐在重庆躲着，我可受不了，我受不了啊……”
清浦坐下来，放低了声音说：“玉屏，你要冷静一些，为了革命，你绝对不能上去，现在的情况这么复杂，我们不能再牺牲人了啊！”
我的心比刀绞还痛。可是仔细一想，清浦说得也有道理，再说时间不等人，等我真的从重庆赶回去，恐怕也来不及了。我狠了狠心，就撕了一张纸写条子，调余家场李仲生和山上的周辉同赶快营救。我把条子递给清浦说：“时间很紧，叫玉喜白天黑夜走，抄近路回去，一天一晚送到。”清浦接过条子，沉重地说：“话是那么说，事情恐怕还得两头办，赶快去找雷青成设法。”
我跑到雷青成家，他看见我急得不成样子，忙说：“屏姐，你啥子事？”
我前后看了看没人，就说：“玉璧在上面遭了。”“怎么遭的？”
“廿军逮的，进城只有死。”
他一把拉住我就走，嘴里说着：“快，赶快，我们找刘湘打电报去。”
我们刚走到七星岗口子上，就碰见徐清浦，他一下子从黄包车上跳下来：“玉屏，你们到哪里去？”
“去找刘湘打电……”
他摇摇头，眼睛看着地下，声音嘶哑地说：“不用了，上面又来了信，人已经遭了，二十三日上午九点钟遭的，人头已经示众了……”
他话还没落音，我一下子感到天旋地转，头一晕就打起偏偏来。徐清浦一把拉住我说：“玉屏，你要站住，要站住啊！”
我听了清浦的话，咬咬牙，站稳了。一看，雷青成还扶着我，一边大声喊着黄包车，要我到他家里去住。我摇摇头说：“青成，你先走吧，清浦扶我回去，歇一会儿……”雷青成把我托给清浦，说明天来接我。
我哪里还走得动路啊，站都站不稳。清浦看我这个样子，就把我扶进街边的一个小旅馆里，开了个小房间。我们面对面地坐着，哭了一阵。清浦说：“玉屏，你要想开一些，这是敌人的阴谋。内部叛了，是大家都没想到的。现在重庆只有我们两个人，玉璧这一死，山上就倒了根擎天柱，上面一时也可能来不了人，敌人很可能要来个大屠杀，形势会很紧张。
你现在千万不能倒下去，我们还要报大仇啊！“我点点头，说：”清浦，我知道，我不急了，人死都死了，我不想他，我要站起来，山上还有那么多队伍……“说着说着又倒在床上，失声痛哭起来。
玉璧的死，很快就有了反响，成都《新新新闻》、重庆《蜀报》都以大黑体字为标题，登出了《岳池共匪廖玉璧斩决》的消息；岳池、广安的城镇乡间，都贴了行刑时的照片。二月二十七日，我们一个叫刘老大的队员，到李子坝找到了我，拿出了玉璧临刑前给我写的一封绝笔信。
信是这样写的：玉屏吾爱，我已遭不幸，病入膏肓，一无救药，再不能活着来见你了。我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完成的任务，望你继续完成。
我粗枝大叶，死于敌人的阴谋陷害，望你们以我为戒，不要蹈我覆辙，更不要仅仅为我，为报仇而盲目行动。我之死，是有代价之死，是为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求得自由解放而死，也是为爱你而死，无数种死法中，此为最优也。
我的仇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来报，今日杀我者，他日亦有还我血债之时，你切勿为我而伤其自身。我死之后，宁君、彬儿靠你抚养成人，快带他们往西北方走，他们是继承者，家中母亲，也托你照应。
永别了玉屏。
玉璧于岳池万寿宫狱牢内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夜我捧着这封信，哭得昏了过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醒了过来，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