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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埋着脑壳打算，走到小梁子，听见有人喊我。我一看是雷忠厚，就把开服装店的事跟他谈了，他说：“好事情嘛，我家里还有一部机器空起的，你拿去用就是。”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铺子还没打开，要求参加的人就不少了。我对经商没有搞过，但还是有许多打算。我想把铺子开宽点，开个服装店，还可以组织刺绣、织袜、染色，制化妆用品……想得天花乱坠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团结许多妇女，将来好做工作，更可以多赚些钱，解决山上的困难。可是到底怎么组织，我也搞不清楚，就到外面商店里找来一些简章作参考，自己拟了一个简章，然后去找一家公司的经理请教。他看了以后说：“就是这样的，不过后面还要举出社长、经理、出纳、会计、总务、保管等人的名字。”我听了很诧异：“要这么多人干啥子？”
他笑了笑说：“怎么不要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事啊，而且这些人还要领薪水哩。”
我吃了一惊说：“才搞起来，哪来这么多钱给薪水？”他说：“薪水算什么，还有耗损费、水电费、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保甲费等……一个月要几百块。”
我把那些要参加的女工都找来，讨论了简章，又提到那些困难，问她们搞不搞。她们表示开始不要津贴，机器分红的利息低一点，只要够吃饭就行了。大家决心很大，我提议取个“先声女子实业社”的名字，表示妇女独立，我们要先行的意思，大家一阵鼓掌表示赞成。
我住的李子坝离城内很远，徐志群的妈妈住在离七星岗不远的太白楼，那里又谨慎又方便，我就搬过去和她同住。这时，一个叫王莉蓉的女工探听到川东师范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说其他铺子要两块钱一套的工钱，我们要是便宜点，可以接过来打。大家说好是好，可是我们现在机器不够啊。
我说先接过来再想办法，接着一口气跑到七星岗黄老板的铺子里，把这情况谈了。黄老板算了一下说：“这笔货接得，自己买布料套起裁，可以节省很多料子，搞得好，大约要赚七八百元。”
我问：“一天一部机器要打多少套？”
他说：“这是门市货，要做过细点，打得快的一天打五六套，慢的最少要打两三套。”
我算了一下，有五部现成机器，一天一部拉扯打四套，如果加一班，人停机器不停，一天就可以打四十套，十天就是四百套，赚上七八百元，就可以做基金了。这生意确实做得。
我又一趟跑到川东师范，总务主任姓路，我们原来就认识，一见了面我就说：“你们的货我们打。”
路主任听我这么一说，莫名其妙：“陈老师，打什么呀？”“你们学校不是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吗？”
他一听，看了我半天，摇头摆手地说：“开啥子玩笑啊？陈老师教书教得那么好，来当裁缝老板？”
我说：“当真的，谁哄你，裁缝老板不是人当的呀？”
随后我们就认真进行了讨论，决定先打四百套，比外面少两角钱一套，另外每套提五分钱作他的回扣，十天交货，先交了五百块定金。
回到太白楼，把情况给王莉蓉她们谈了。她们又惊又喜，为我捏了一把汗，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接了定钱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事在人为，于是又跑到七星岗，看见黄老板铺子对面，正在整修一个铺面，很宽敞。房子老板姓倪，我去对他说，你的房子我要了，说着就要交定钱。这倪老板，本来也没打算出租房子，就说：“陈老板，你忙什么？这房子还没有修好，连壁头都没有糊呢。”
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迁来后，该怎么糊就怎么糊。”说着又把定钱加了十块。
当时重庆商业不景气，佃铺子还不困难，倪老板也是在年关期间差钱用，看我这么爽快，连忙叫人把屋里的家什收拾收拾，答应了。
房子有了，机器有了，工人也有了，可是这么大的一批活，又是头一次做的面子活路，没有一个过得硬的裁缝怎么行？还得找个技师。我就和徐志群一道，一起去找她的师傅陈树安。
陈树安是在上海学的手艺，技术很好，就是脾气有点古怪，和好几个老板合不来，现在闲耍着。我们把情况谈了，他很高兴，说：“你慌什么，要多少工人，我帮你找，机器也有。现在的失业工人多，就是怕没有事做。”
我看他很直爽，就问他要多少工资。
他说：“没有关系，做下来看吧。”
我说：“好吧，我们都是自家人，先干起来，打了一批货再说。”
他又问了订货的价钱和数量，随后我们一起到都邮街华华公司去订了面料，当天下午就到川东师范去比了几十个人的尺寸，晚上就开了工。
第二天，徐志群带来一些盛家公司的女学工，陈树安又找来几个男技工，搬来十五六部机器，安在两间房子里。没有案板，就把门板卸下来搭起，有些女工还回家去把被单拿来作垫子。陈树安又是比又是裁，一个人搞不赢，就在打工中找两个出来裁。为了赶工期，晚上我租了一盏大煤气灯来，照得屋子里满堂亮，只听见刷刷刷的裁剪声和啪啪啪的缝纫机声。打到半夜，我叫了一个卖担担面的来，对工人们说：“你们吃多少算多少，我给钱，不扣你们的工资。”工人们都高兴，陈树安说：“我们大家得努把力，才对得起人家陈老板啊。这法兰绒衣服，别处都只给两角钱一套的工钱，这里是三角钱一套还包夜宵，这样的仁义老板哪里去找？”
工人们白日夜晚地打，我也白日夜晚地陪着他们，站在机器旁边打打杂，帮助他们递递东西，也顺便学点手艺。夜深了，照例要到街上去找卖炒米糖开水、油茶鸡蛋或者担担面之类的加夜餐，还和他们摆些笑话龙门阵，振奋精神。
刚刚四天的工夫，四百套衣服就做完了，用黄包车给川东师范送去，一长串车子一直停在学校总务室门口。路主任叫人清点了数目，很满意，如数给我开了张支票，真是钱货两清。临走时，路主任说：“陈老师，你做事这样干净利落，又守信用提前交货，以后我们有了什么货，还要找你们打，其他学校的活路也可以帮你介绍。”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第一关总算过了，突然想到何不趁这个时候，赶紧给山上把急需的军服打了，就赶紧去抱了四匹布来。陈树安一叠十几层，一叠一剪，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裁好了一百套，当天晚上大家又赶了个工，就做了出来。第三天，金积成来了，还带来一个叫李士民的同志协助我的工作。他一听说军服打起了，高兴得不得了，一拍巴掌说：“现在到处都堵得紧，我们就是等着用这些军服去混过敌人卡子。大姐，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白手起了家，真是有办法啊。”
我去找到李荣华李大哥，由他到范绍增那里去开了张通行证，亲自把金积成送到磁器口才转来。
送走了全积成，我一个人慢慢地往回走，一边想着自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初闯商界就旗开得胜，不免有些得意。正想着，突然觉得身后有一个人怎么老是跟着我，还左看右看的。我一回头，那人站住了，怯生生地说：“是三姐吧？”
我一看，是个女人，穿一件淡淡雅雅的旗袍，头发挽了个很好看的髻子，很淑静的样子，一眼看去，很是眼熟。那女人见我只是看着她，笑笑说：“三姐，我是晓兰，你贵人多忘事，怎么连我也不记得了？”
我一把拉住她：“哎呀，晓兰，好多年不见了，你倒是越发出落得漂亮了。你什么时候也到重庆来了？”
晓兰已经结婚了，丈夫在城里一个中学教书，一个孩子七八岁了，交给她婆婆带着，自己在家闲着，没事干。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晓兰是个很细致的女人，如果她能到服装店来，一定是个好帮手。
晓兰一听，很乐意，第二天就和丈夫说好，将行李搬到社里来了。我带着她成天在街上逛，在一家百货公司看到当时市面上很吃香的刺绣被面和绣花枕头，因为是上海货，价钱卖得很高。晓兰说：“三姐，这样的活路在你的手里算得上什么？你来画，我们再找些人来绣，现在重庆那些没事做的绣花女儿多的是，我就不信做出来比不上上海货。”
我说行！当时就买了各色软缎，拿回去由我画上时新的花样，动员工人们串联了贫民中的三十多个会刺绣的女工来做。不到十天工夫，就绣好了很多被面、帐帘子和枕头。表妹康玉英在重庆的一家染色厂工作，我找她帮我兑好颜色，两天工夫帮金山饭店印了三百多床床单，赚了一百多元；同时我们又四处派人出去联系，帮三峡厂代锁毛巾，帮袜子厂代锁袜子……社内的工作忙不过来，就通过我们工人的介绍，招了二十个贫民的女儿来当学工，周汤元的女儿也来了，这样又结织了很多贫苦人。
二月一日，“先声女子实业社”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了，早上门一打开，鞭炮就放起来，亮堂堂的铺面，玻璃柜里装满了我们自制的和代销的东西，对联和玻璃片装的屏对，铺子里都摆不下了。人们都说我们是全城六十几家实业社中，最漂亮的最吃得开的一家，买货的，参观的，挤满了人，直到二更过后，铺子还关不了门。
开张之后，生意一直很红火，大家也都很满意。二月十三号，黄老板来告诉我，他要去眉山了，问他的那间铺子，我什么时候接手。晓兰一听，有些发愁，说一个铺子都忙不过来，再接一个怎么办。可是我的心很雄，觉得忙点累点怕什么，总比在山上好嘛，再说玉璧他们还盼着我赚钱呢。于是决定把黄老板的铺子、机器、存货一齐顶过来，他把妹妹也交我照顾。当下就算了帐，一共一千三百多元，分三期付清，第一次交六百，第二次交三百，第三次交四百，一个月清帐。第二天就办了交接，铺子取名“中亚实业社”。我把李士民、陈树安和几个技工学工都调过来，当天就开始营业，我身上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全部拿出来作伙食费。李士民照顾铺面，我又去找钱，昨天向黄老板认承的1300块钱，眼下一分钱都没有着落。
钱到哪里去找呢？只有靠接货。几个学校，都说才开学，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决定。跑了两天，手上空空的，还是只有去找李荣华。我把情况说了，他非常懊悔地拿出钱折子，说：“你怎么不早来一天，你看我的钱昨天才存入银行，要到期才取得到。”
我心里也很焦急，只得另外去想办法。闷闷不乐地走出来，在路上又遇着雷忠厚。我说：“雷旅长，找你商量点事，我又开了个铺子，还需要点钱，如果你手里方便，就算是你也入了一股如何？”
他很爽快地说：“你差多少？我这里有三百块，够不够？”我说：“要六百呢。”
他说：“没关系，我喊勤务兵给你送来。你开铺子，我也要送点礼，还要打点东西。”说着就叫勤务兵去拿钱，我们到华康公司刚把料子买好，他的勤务兵就把钱送来了。第二天一早，吃过早饭，我就把六百块钱交给了黄老板，他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笑嘻嘻地说：“哎呀，陈老师，你真是……”
刚交完钱，李荣华也气喘喘地来了，一见我就问：“钱找到没有？”
我故意说：“哪里去找啊！这么多钱。”
他非常着急地说：“那就找你先声实业社作保吧，我去取。玉屏，经商不能失信用啊！”
我对他说：“算了，我在雷忠厚那里找到了。”他才松了口气说：“找着就好了，没付的，你给我留起，我完全负责。”
这样，第二期款子又有了着落。
我同李士民、陈树安商量下一步怎么走，他们都说两个铺子开起来费用大，要接大批货才行。于是我就带着王晓兰天天跑学校，加上川东师范路主任的介绍，把重大、美专、治平中学、树仁中学、江北中学等十六个学校的货全部拉到我这边来了。又是日夜两班地打，黄老板的钱全付了，又打了一百套军服送上山去了。一切都很顺利地进行着。
徐清浦办完事由合川回来，看了我这个排扬，笑嘻嘻地直摇头说：“玉屏啊，你确实神通广大。”
我说：“承蒙你的指点。”我们回太白楼各自谈了情况，高高兴兴地耍了半天。
一天，群生服装社的张经理来对我说：“现在军队里要打十万套军服，每套工钱算一元，要是能全部领下来，可以赚十万元。”
我听了很高兴，忙问：“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现在业德厂和中孚服装社在联系，他们吃不下，来找我再约几家。
第二天，我同张经理去找业德厂的经理谈好了，当天下午就找了十二家服装店的负责人在《春秋餐厅》聚餐开会。会上业德厂的经理提出每套军服工钱一元，出包单位要三角的回扣，他自己又要提两角的应酬费，每家铺子的老板再提三角，而工人实得工资就只有两角了。我当时很不高兴，但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赚点总比不赚的好，就勉强承认下来。
按照开会决定，我们每家打一万八千套，由我和群生几家去接洽购买布匹，找机器。可是过了几天，等我们把布匹讲好了，机器也找来了，却没有动静，后来才知道业德厂的经理把我们几家甩开了。尽管陈树安说这是商界中常有的事，可我还是很气愤，心想这些有钱的大老板，怎么这样不讲信用，连山野里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
这天上午，我正坐在铺子上闷闷不乐，门外有个军官模样的人，要来打一套哔叽制服。我不愿同这些人打交道，就叫李士民去说：“没有哔叽，不打。”
他一转身，自己去把料子扯了来，我们还是不愿意，可是看他那样子非要在这里打不可，因为当时我们的样式做得好，又是全城工钱最便宜的。陈树安看赖不过，就对我说不要紧的，比着尺码做，做错了我负责，于是就接下来了，由陈树安、李士民亲自来做。三天后做好了，他来取货，穿着合身很满意。讲定的十六块工钱，他硬要我们让两块，我们不干，他说你们让一点，我给你们介绍一批货。
我想这些人爱扯把子，不过为了少给两块钱，随便说说而已。但陈树安他们听说能介绍打货，就请他进屋来坐。我递上茶，问他有什么货介绍？
他说：“陈老板，眼下天气热了，我们里边要打十万套衬衣短裤，正在找厂家呢。”
我说：“你们‘里边’是哪里啊？”
他一昂头，拿出了一张名片说：“康泽的别动队嘛，我就是中央军验编处的邵处长。”
我听了，没动声色，可是心里却一惊。最近听说康泽的别动队和贺国光带领的参谋团进川了。康泽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特务，他的这个别动队，是一个遍布全国的武装特务组织，中心任务就是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次进川的任务，一是将蒋介石的势力渗透进来，二是监视川军特别是刘湘等人的活动；最重要的则是清查红军留下的共产党的人员。这个邵处长说的验编处，是收容和整编壮丁的，看来做不做这件生意是小事，这个人不能轻易放手。
好在这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