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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觉得脑子里轰地一声，差点栽下床去，慌得江胡氏一把抱住我。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江胡氏失声痛哭，心里喊着：“法慧，你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孩子呀……”
几个女犯人，都陪着我掉眼泪，女监里一片唏嘘之声。好一阵江胡氏才问袁大娘：“不是说昨下午好了些，在帮你们抄经书了吗？怎么又……”
袁大娘叹息一声，在我床头坐了下来。
听管男监的李老尧说，昨晚和尚把经书抄完，就请人扶他起来，从随身的褡裢里找了套干净的袈裟出来换了，又把檀香点燃，放在长凳上，接着把糖果也放了几颗在长凳上，余下的都分给了难友。一切收拾停当，法慧又请人帮忙，吃力地打着盘脚坐好，然后朝大家笑笑，很感激的样子，双手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就闭上了眼睛。
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在拜佛烧香。后来一炷香都燃完了，还见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一个大胆的就去摸：周身已经冰凉了；只是脸上带着笑容，跟活着的时候一样。
袁大娘说着，把一个白布包递过来。我打开一看，是法慧给我抄的“心印经”。娟秀的姑娘一样的笔迹，立即使我想起在猫儿寺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泪水止不住又流了下来。忽然，我发现那“心”字成了“”字，好像在心字上面加了个廿头，可一细看又不大像。我觉得奇怪，再往下看，发现好几个这样的字，我把这些字联贯起来，一揣摸，就成了一句话：我为共产党至死不变。
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三年的十月十八日。天气阴沉得很。一个年轻的和尚死在我隔壁的监狱里，他还不满十九岁。
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张俊昌用严刑打死了一个和尚的事，马上在监内外传开了。人们把法慧的死愈传愈神，都说这是个虔诚的好和尚，如今天下大劫，佛祖派他下界来体察民情，现在成了正果，乘着高香升天去了，哪里会等着来挨那一刀之苦。还有人说，杨森、张俊昌冒犯了佛祖，怕是立马要遭报应了。听说人家红军就是佛主派下界的天兵，正月间在通江打败了田颂尧，刚刚又在达县、宣汉打败了刘存厚，什么制币厂、兵工厂、被服厂都落在了红军手里，这下子啊，该杨森去挨刀了。他张俊昌还说自己是信佛信教的，大家睁大眼睛看他的下场吧。
张俊昌的老婆听了这话，心里害怕了，找到袁大娘问情由。袁大娘也添枝加叶地说着法慧的好话，着实把她吓唬了一番。那女人直是求着袁大娘想个办法。袁大娘就说女监里的陈先生，得了和尚升天前传的真经，一定是位能够逢凶化吉的贵人。听说她会画佛像，你不如去求她画上一幅，挂在屋里天天朝拜，说不定佛主见你心诚，会发了慈悲呢。张俊昌的老婆就提着礼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来求我。我想着法慧的死，心里怎么也消不下这口气，不理她。后来袁大娘帮着说好话，我转念一想，利用这个机会，让这女人管管那张俊昌也好。于是就给她画了一张，还在两边写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几个字。那女人高兴得不得了，果然拿回去挂在堂屋里，一天三炷香，还拉着张俊昌一起磕头作揖。
张俊昌的女人出去一宣传，县府里一些幕僚的太太小姐们也来了，或者求我画佛像，或者是画枕头被面鞋面子什么的，牢房里整天油灯通明。大家都趁机做些针线，我也好给那些官太太们摆些扬善抑恶的道理。张俊昌的女人听了我的话，今天缠着张俊昌要放这个，明天缠着他要放那个，没多久就把秦敖的女人、周复初的女人、谭江氏和她九岁的儿子都放了出去。听说还为了放我，跟张俊昌大吵大闹，说若是不放了陈先生这样的贵人，就赎不了打死和尚的罪过。
秦敖的女人出去了才两天，又回来找我，一见面就拉着我哭，说秦敖牺牲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那你还不赶快走？”
她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说：“大姐，我现在没了亲人，你快帮我出个主意，你说我该咋办啊？”我连忙把她扶起来，说：“你莫哭了，莫动声色，咬紧牙关，赶快带上你那几个儿子走，先到你妹妹家，然后走得越远越好。这辈子只要把儿子们养大，就能够给老秦报仇了。”
她点点头，站起来，偏偏倒倒地走了，以后就再没听到她的音信。
转眼间，腊月又来了，牢房里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地换，又只剩下我和江胡氏两个人了。腊月十一，是我进来一个对年的日子，我几乎一夜没睡，想着一年来在这牢房里经历的许多事情，想着刘铁、金华新、段前迪、罗平精和法慧，又想到李仲生、周辉同还有彭杰……整个脑子乱糟糟的。这一年我如果在外面，不知道运了多少枪弹，打了多少仗了；这一年我们的人牺牲了好多，也不知道山上的情况怎么样了。现在刘铁牺牲了，我又不在，党内党外的事情玉璧都要管，队伍发展得这么快，参加的人又这么复杂，他管得过来吗？那么多人在山上，粮食给养跟得上吗？听说他今年到阆中、顺庆开了好几次会，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说的。前次范永安来说，红军把达县、万源的刘存厚一打垮，川东川北的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还说杨森派出的队伍都在营山吃了败仗，被红军打垮了两个团，现在队伍残缺涣散，风声鹤唳，守着防线动也不敢动，我们的队伍说不定就要正式扯出旗号来，跟红军会师了呢……
正想着，袁大娘走进来，笑嘻嘻地说：“陈先生，给你道喜！”
我和江胡氏听了，都一惊。我随即镇定下来，翻身坐起说：“道什么喜，要枪毙就明说，我进来就晓得有这么一天，不忌讳的。”
袁大娘还在笑，说：“真的是道喜，今天要放你。”
我说：“放我也好，枪毙我也好，我都没得话说。”袁大娘有些急了，说：“真的放你，是军长打电话来喊放的。”说罢便急冲冲地走了。
我瞪了她的背影一眼，心想你这个狱婆都当老了，怎么还不明白事理？现在杨森被我们打得这么恼火，怎么会放了我？
我把剩下的钱清点出来，交给江胡氏。她抓住我哭着说：“大嫂，咋办？咋个办嘛，你快说啊！”
我对她说：“没关系，你要坚持着，就是给你受大刑，你也不要暴露，始终说是我的保姆。这钱给你娘儿俩留下作生活费用，如果有剩，二天就交给组织上。”
我又把仅有的两件衣服递给她说：“这两件衣服你拿去穿，好好带着孩子，要爱护身体。如果我们有人来，你告诉他们，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我的尸体收不收没关系，叫他们狠狠地打敌人！”
牢饭送来了，我根本不想吃，到洗脸的地方，把脸和手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又用梳子仔细梳头。我得把自己搞得伸伸展展的，上刑场也显得有精神，喊口号也才有劲。江胡氏含着眼泪对我说：“大嫂，你吃点饭吧，我另外给你买点东西吃……”
我笑笑说：“不要乱花钱了。”
外面闹嚷嚷地来了一群人，两个士兵大声说：“提陈玉屏！”
我挺起胸脯，昂着头，精精神神走了出去。
可是一走出牢门，就看见张俊昌的老婆迎上来，把一根大红绸子搭在我身上，笑嘻嘻地说：“恭喜你，陈先生，你今天脱法了！”
我正在发愣，又见袁大娘点燃一饼鞭炮，走到我面前说：“真的，陈先生，是放你。”
江胡氏在牢房里呆呆地看着，突然醒悟过来，跑到门口抓住袁大娘使劲地喊：“袁大娘，你再帮我买点！再帮我买点鞭炮啊！”
鞭炮噼噼啪啪响起来了，炸得红色纸花儿到处乱飞，难友们都站在牢门口朝我挥手。县府的人听见鞭炮声响也跑出来看热闹，有几个熟悉的法警和求我做花画像的太婆，都笑嘻嘻地说：恭喜你陈先生，老天有眼，好人终归有好报的。
我实在弄不懂这是耍的啥子把戏，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堂上，听他们咋个说。
张俊昌坐在大堂上，看见我来了，堆起一脸的假笑说：“陈玉屏，我接军长来电，放你！”
我愣了愣，问道：“要不要保？”
“军长的电要什么保？”
我松了口气，又立即想到江胡氏。我说：“今天是腊月十一，这莫须有的罪名，算起来把我整整关了一年了。现在我出去了，可是我的保姆呢？”
“那不行，军长只说放你。”
我说：“保姆是随我一同被捕的，既然我都可以放，为什么保姆就不能放？”
“军长没有命令，不能放。”
我说：“法律上不是有假释一条吗？我可以保她。”“那非要连环保不可！”
“多少人我都找！”
张俊昌一下就哽住了，他思索了一会儿说：“十家连保。”
这张俊昌明明是在刁难我，我刚刚出大牢，哪里去找十家连保？想了半天，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先到烟馆里去找了几个烟鬼，又到江胡氏的侄儿媳妇——开“一品店”旅馆的老板娘王左氏那里去找了两家，凑够了十家，做了个保状递上去。当天晚上，江胡氏就放了出来。第二天我就打发她回到义和场她丈夫那里去了。
正是数九寒天，落着大雪。我一年没见过白天，一下出来身子轻飘飘的，加上替江胡氏找保跑了半天，头晕得不行，就在一品店住下来。我心里明白，现在还不能走动，敌人不会那么轻易就放了我，十有八九是放长线钓大鱼，用我去钓玉璧的。
果然，第二天就有几个兵到一品店，守着我说：“你出来了，怎么不走？”
王左氏在旁边说：“她刚出来，受了风寒，要请医生看。
现在一无钱二无亲的，你们撵人家走哪里去？“有一个兵说：”嘿，她的亲戚不是很多吗？“
我没说话，心里陡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
是的，这小小的岳池城，是我从小读书生长的地方，这里的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有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和熟识的人。出了这牢房，转过几条街，就是那座被称为康家吊楼子的大宅子，那里曾住过疼爱我的外婆、大舅和成天簇拥着我的一群无忧无虑的姐妹们，使得这座古老的宅子，在我心里从来都珍藏着一种亲切和温暖。可是这一切，都永远成为了过去。自从我打梁山回来和玉璧一起上了山，大舅家里就担惊受怕。满门的亲戚朋友们都忿然作色，说我一个书香门第的纤纤女子，那么好的天分不去继续读书教书做学问，却去和那些草头王们一起聚众造反，成天被人家贴着大布告四处通缉，左一个共匪右一个共匪的，真是丢尽了康家陈家的脸。大舅软硬兼施，劝说无效，一气之下和我断绝了关系，还不要表姐妹们和我往来。
不过表姐妹们也都四散了。前不久，唯一在家的二妹正芬，背着大舅到牢里来看我，泪花花地问我想吃点什么。我说好久没沾油荤了。正芬回去就悄悄给我炖了一大沙锅腊肉送来，自己第二天就起身去了上海。我不能去送她，但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感谢她，她是我姑娘时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我的表妹。
我看着门外，阴沉沉的街道上，飞着漫天的大雪。姐妹们的笑声从此消失了，这座曾经宠坏了我的小城，对我板着一张冰冷的脸。欢迎我的，是另一个世界，那里艰难、贫穷，却很温暖，那里有着许多许多的人，正等着我，盼着我，他们成了我真正的亲人。
张俊昌当然不会轻易就相信了王左氏的话，那几个兵还是轮流在店里晃。我就住在店里，也不动，等待着组织上派人来接。
腊月十三下午，我正在屋子里烤火，忽听得门外来了一帮人，其中一个大声地说：“老板娘，登个号！”
我听出这是陈亮佐的声音，连忙出来一看，果然是他们来了。
陈亮佐看见我出来，就递了个眼色，然后对王左氏说：“老板娘，我们把扁担放在这里，到街上去吃点东西！”陈亮佐他们出去后，我也对王左氏说：“王大姐，我出去走一走，散散心。”
王左氏说：“你才出狱的人，要忌风啊！”
我说：“没关系的，不走远，就在这条街上。”
我跟陈亮佐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僻静处，他四周望了望没有人，就轻轻地对我说：“今晚上在南门外麻柳桥等！”说完就走了。
我一下子觉得有些为难了。这路怎么走呢？一品店在东门城门口，麻柳桥在南门外，从城外走吧，还有好几里路，从城内走吧，要穿大半个城，被人发现了怎么办？我埋着头往回走，一直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跨进旅店，就见火盆边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我一看是刘光弟，我们在城里的联络人，心里不禁一亮：他的家就在麻柳桥！我装着不认识，也在火盆边坐下。王左氏一边给我们介绍，一边热心热肠地请他给我看病。刘光弟笑容满面地说：“当然当然，医生嘛，就是给人解病除痛的。”说着就为我把脉。
外边有人进来，王左氏招呼去了。刘光弟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一边细声对我说：“马上从东门外边走，有人接你。”
天已擦黑了，我拿着药单子要出去抓药，可是王左氏死活不肯，说是我要忌风，她去把药给我抓回来。没有办法，又只得在她的店里坐着。等吃了头道药，天已经黑尽了，又涌进来好几个住客。趁王左氏正招呼，我悄悄溜了出来，一阵快步出了东门，见后面没有人跟我，就顺着城墙根儿放大了脚步，在转拐的一个小桥边，见到了陈亮佐和前来接我的二十多位同志。亮佐一见我就说：“快，出北门。”说着就把我拉上滑竿，用被子蒙上头，抬起就是一趟小跑，连夜赶到太平场。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次出狱，确实是雷青成费了不少力，而且是从刘铁他们牺牲后不久就办起的。先是督着刘湘打电话到杨森的军部、军部说没有关这个人；又打电话找到严定礼，严定礼说陈玉屏在这儿是借监，没军部的命令不敢放；甚至还打电话找到了正在营山前线的夏炯，夏炯说要等和红军打完仗回来再说……这些电话都是刘湘亲自打的，据说前后共打了五次。曾三姐不肯罢休，和敏言带着两个孩子三番五次去找雷青成；雷青成又联络了两个要好的军官，趁着杨森最近到成都刘湘那里开会，当面督着他放人，说我是他的亲戚。杨森的队伍最近和红军交锋老吃败仗，听说已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定，再加上关了我一年都没有什么结果，就打电话叫张俊昌放了，多留点心就是了。
谁知道几个兵轮流在店里转悠，也没能看住我。那天晚上，张俊昌派人冒雪追了我三十里，回来就把王左氏拉了去，要她交人出来。
王左氏说：“你们正大堂皇地把人家放出来，怎么又要追人家回去？脚长在她身上，我晓得她到哪里去了。”
张俊昌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听说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我的这件事情，被撤了职。
八儿认母
从太平场到石场，沿途都是我们的人，见了面都亲热得很。一路上走走歇歇，走到华蓥山下，已经是腊月十九了。山上还和往年一样，积着多厚的雪。大家听说我回来了，从坡上又跳又喊地跑下来，高兴得不得了。
突然一个男孩一把抱住了我，不住地喊：“妈妈！妈妈！”
我仔细一看，这孩子七八岁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大人的棉滚衫，袖筒长甩甩的，腰上拴一根草绳子，一条破棉裤一幅一幅地吊着，头上戴的瓜皮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