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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笔者附注：且看今日的台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夫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冶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一九六六年台湾版’国父全书‘页四九六；及其他随行者，如汪、胡、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开出他颇为自信的，药到病除、着手成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期，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中山不用说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在他底启蒙之后，其后半个世纪，氾滥成灾的‘左倾幼稚病’不知牺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宝贵生命。笔者曾撰有专文试论之，我国自卒亥以来，国共两党以次，几无一革命政党而非社会主义之政党也。在他们底排山倒海的影响之下，有血性、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笔者自己在内），几乎无一而非社会主义青年也。他们对所谓‘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说也到杀身成仁的境界。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说三民主义是他‘发明’的。那是出于一个革命家坚决的自信心。但在不疑处有疑的历史家看来，则民族（马志尼、俾斯麦）、民权（杰弗逊、卢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时西方的新潮思想，其来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发明；但是中山则有其启蒙和振聋发聩之功也。）但是又有谁能逆料，搞国家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搞出些纳粹和希特勒来；搞马克思社会主义，也必然会搞出些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来？偷鸡不着蚀把米，使千万烈士鲜血白流，亿万暴政受害人，枉死沟壑。近百年来的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为祸之烈，有时且有甚于资本主义。老革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竟至瞠目结舌，悔恨交加。中国共产主义之父的陈独秀教授，为此赔上了两个儿子宝贵而无辜的生命；自己临死之前也开始忏悔，胡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运，是他死得其时。这位伟大而倔强的国医，若是当年身不死，坚决实行他所发明的主义，他在历史上的后果若何？吾为孙逸仙医师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八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八十六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视看蒋、毛二公各搞数十年的下场，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断言’也。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有个悲剧的结局，虽然历史还是在继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前迈进；绝不停顿，更不会回头。胡适说他们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叹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运，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国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导师那样，能在’天安门上，吐气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华民国的华盛顿了。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啊？
话说回头，在民国元年六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目前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三十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笔者以前在课堂中，每说毛泽东为赵匡胤以后之第二人。谁知说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杀功臣，实远甚于前朝。）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后来的毛泽东要陈毅去办外交，聂荣臻去搞科技，贺龙去打枱球，并大办其文工团，重印古本金瓶梅（后一项出自大陆的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据说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将来严肃的历史家，能郑重的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资治通鉴上可以学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这些故事，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or power）转成‘有限制的权利’（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 被老魔鬼附身，绸死的。
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六月十五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征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飞扬跋沪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小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且看他的同乡后辈的朱镕基，今日即颇有遁初遗风，朱氏今日的条件比宋教仁当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堕泪。纶巾羽扇，好自为之。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甚么不出三月便寿终正寝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冶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个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诚问文景、武宣、贞观、开元、洪武、永乐和康雍干，那一位是虚君？相反的，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的出现，几乎都是一宇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王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皇帝向来不直接管我们黎民百姓，管我们黎民百姓，分属‘亲民之官’的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抚、总督的地方官。因比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分凶，愈厉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我门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期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底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列传‘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们现代中国的毛主席科学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实也未必。据说唐山大地震时，重病中的毛主席也惊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书屋被震塌了，会压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这也是个转型的问题。毛公既然从皇帝转主席，未转得干津。因此古帝王所惧者，今主席亦惧之，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意也……。这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民国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无待多言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可能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在熊氏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他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老唐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老唐就‘失踪’了……。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迳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邱，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就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不愿做周恩来，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如今八十六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军阀们甭谈了，就谈孙中山、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伞’？他们撕掉的纸枷纸锁有多少套，还能数得清吗？如果孙蒋毛邓这四人帮，也都是一字号的大猴王，我们怎能独怪老猿呢？
话说回头，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法治毫无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至少需时两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我们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这还是笔者最乐观的估计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那会有影子呢？我们怎能厚责于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孙的不同之点是，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的错是他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