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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知道转型期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得搜搜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近现代中国的两大根本问题
我们要知道，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它有两个重大事项，有待解决：
第一，是现代式的‘转型问题’，转个什么型呢？曰，从帝王独裁专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转’向议会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们原不要转型，而终于发生了这个转型运动，实在是西风东渐，受了强大的以夷变夏的外在原因影响的结果，但是要完成这项转型，根据世界历史的纪录，和中国秦汉变法之第一次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至少需时两百年以上才能圆满完成。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时代，还停滞在转型的‘初期’。这时能维持古老中国安定的专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彻底破坏，能够维持共和中国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还没有实验出来。在此新旧交替，青黄不接之时，国家没个维持安定的制度，社会就无法安定下来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也是我们所常说的所谓‘历史三峡’的问题。航行在这个历史三峡之中，我们的船队，到今天的老江时代，还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转，何况当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则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结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国初年，也算是时机巧合，正碰上了一个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问题也正待解决。因此新旧问题搅在一起，政治社会的病情就更为复杂，更难对症下药了。改朝换代的老问题是什么回事呢？最简单明了、最通俗的历史哲学便是‘三国演义’上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了。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制度‘，我们这个打破世界政治史纪录的’秦制度‘，其兴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维持两百年就要来个’改朝换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这个’改朝换代‘的周期。此时老朝廷腐烂到底，气数已尽。纵使没个现代的革命党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动的改朝换代了。
洋人研究中国历史，像已故费正清先生的‘剑桥学派’，就把这个现象叫做‘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s），咱们自己则叫做‘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程序，便是罗贯中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罗贯中有兴趣的‘三国时代’（二二○─二八○），这一分合程序，长至六十一年，下一个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时代’，则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乱华，发生了比较复杂的‘以华变夷’的同化过程，这一分合程序竟延长了两百七十余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可能是由于内外在情势都比较单纯，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复统一了。
至于这最近的一次，读者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见的‘分合’过程，若从袁世凯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为止，这段中国历史上，最近的分合过程，虽然是文化转型和朝代更迭，两病齐发，患者更觉痛苦，但是为时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较短的一次了。当然，海峡两岸，时至今日，也还在‘分’裂状态之下。若谈真正的‘合’而为一，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乱用西药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是从治世退化到乱世，而分久必合则是拨乱反正；再从乱世恢复到治世。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或洋观察家所说的‘朝代循环’，它是从一个崩溃了的帝王专制。经过一番换汤不换药的‘分合程序’，再回转到另外一个相同的帝王专制，依样画葫芦，照本宣科，从头来过。新朝的一切设施，都有‘前朝’的蓝本可循，新旧两朝之间的循环程序像三国前后，从西汉换成东晋。南北朝前后，由东晋换成隋唐。在五代十国前后，从唐朝换到宋朝。各朝惩前毖后，稍加改进，依样画葫芦，这葫芦，就容易画了。因此一些流氓、无赖，利用农民起义，打平天下做起开国之君来，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样，不离大谱，照样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运动’，就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或朝代循环了。它是立国基本制度的转型，是一个‘改朝换制’的运动。我们要从一个东方式的、帝王专制的传统‘转’到一个现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议会政治上来。这个一转百转的、现代化、改朝换制的转型运动就千头万绪了。
因此，按照中国改朝换代的老规矩来说，毛泽东当国时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应该和两汉、唐宋明清的开国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这个‘开国之君’却把他的新朝代的开国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无法无天的烂时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传统的开国之君，医国医民，只要按老药方，医一种病。而老毛之所要医者，则在传统的改朝换代的老毛病之外，还要加医一个一时并发的现代爱滋病，他这个训练不足的传统庸医，和乱用西药的农村赤脚医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强不知以为知的，药石乱投了。我们中华民族这个痨病鬼，没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恢复‘民元约法’的政治经纬
现在言归正传，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来接班。他二人，一个是总统（黎）；一个是总理（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谓‘民元约法’之中的几十个字了。读者如不惮烦，为明了他二人之间的所谓府院纠纷，我们还得把袁世凯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宪法问题稍事温习一下，才能说得清楚。
原来在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试行组织共和政府时。他们本来决定以美国政府为蓝本，采行‘总统制’。等到后来中山决定让总统大位于袁时，为防止袁氏独裁专制，党人乃又决定放弃美国的总统制，改采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因此以宋教仁为首的法制委员会，乃由宋氏执笔，于一夜之间草拟了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旋经参议院三读通过，并由临时大总统孙文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颁布施行，是为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基本大法。这就是中国制宪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约法’。
当袁世凯接替中山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这部‘民元约法’也是他就任总统的法律基础。按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是一种‘责任内阁制’，总统只是个荣誉职位。可是这项革命党人试图限制袁氏独裁的设计，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转了。当时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袁的老友、国民党的新党员，和孙中山的小同乡、新朋友──唐绍仪，曾认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两个月责任内阁的阁魁就挂冠而去，继任者就变成袁总统的鹰犬了。
迨民国的第一个国会在民国二年之初正式诞生，新成立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胜，成了国会中的多数党，年方三十三岁的多数党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预备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约法’，来组织‘责任内阁’，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杀身之祸，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应之下，孙袁双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枪杆出政权，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就再无法统之可言了。
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后，袁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经过一番手脚，便废除了那个实行‘内阁制’的‘民元约法’，而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颁布一套实行‘总统制’的‘新约法’了，故事复杂，事详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赘了。
迨袁氏暴毙之后，南北统一，全国称庆，南方的护国派乃联络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坚持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国会’为南北恢复统一的主要条件。所幸当时身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对新旧约法之选择并无成见，盖按‘新约法’主政，则直承袁世凯之衣钵，虽是段之所望，然改依‘旧约法’主政，实行‘责任内阁制’，亦正是现任内阁总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坚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废除了袁氏的新约法，而改行旧的‘民元约法’了。
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
按‘民元约法’，北京政府原是实行‘内阁制’的，但是在黎段联合当政时期，这个北京政府却变成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非牛非马的政府。这也就是当时北京政府之内，派系斗争底最大的乱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来按政党政治之常规，实行内阁制的政府，理应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的党魁，来组织所谓‘政党内阁’。可叹的是，这次恢复了权力的国会，原已残破不堪，却没个多数党可以组阁，更没个可以代替段祺瑞来出任内阁总理的党魁。
更可叹的是，段祺瑞这位现成的阁魁，在国会内也没个他自己的政党。国会之内虽也有极少数，有心拥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为段的御用鹰犬，但是这些自称‘中和系’的小党派拥段原属借势，影响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气候，因此段要组阁，就非向其他党派，尤其是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约法，黎总统虽是个‘虚君’，但是按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中国历史上除汉献帝和刘阿斗之外，有几个国家元首真是虚君呢？黎元洪这位开国元勋，又怎能甘心作汉献帝和刘阿斗呢？他不但自视是段的上级，那些拥有军政实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护国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来和北洋系争权。有了这些南方的实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虚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这个封建传统出身的老藩镇，也没有把自己上司真正当成虚君的习惯，他也认为黎元洪是他底上级，是应该享有若干实权的大总统。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个精明强干、有现代头脑，而自视过高的政客徐树铮，真把‘民元约法’当成护身符，而敢于去黎的总统府替段总理背黑锅，不时的颐指气使一番。因此，他这位秘书长也就变成反段派底众矢之的。黎大总统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赶出国务院不可。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说的徐孙（洪伊）之争的关键所在了。
总之，这个转型期的北京政府，实在是个黎段共治的两头马车。黎认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属，组阁时阁员的遴选，他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孙洪伊，也就应运出任段内阁中炙手可热的内务总长了。段虽视孙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树铮更视之为眼中之刺，亦无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联合汲引之下，带有国民党籍的伍廷芳、陈锦涛，和程璧光就分别出任段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和海军总长了。因此这个段总理，如真的负起‘责任’来主持国家大政，如参加欧战、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废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内政外交政策，而与阁员发生了龃龉之时，这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阁员，由于不同党派，而闹出双重忠诚（doubleloyalty）的政治问题，来个联合杯葛或辞职，段总理就要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单独到国务院去上其独人班了。
笔者作此事实的叙述，一般读者看来，可能认为是在说故事、讲笑话，来奚落我们的段总理，其实这只是个真实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后来‘参战案’的高潮期，国民党籍和黎系阁员联合辞职，真逼得我们这位个性倔强、不善周旋，而又刚愎自用的段老总，真的一个人到国务院去办公，而上其独人班呢？黎总统就因为这位老军阀的国务院内只剩他一个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职’。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军的联合造反、溥仪复辟，一大串的政潮来，迫使他向外国使馆逃难。最后还要恭请老政敌──段前总理，回来收拾残局的荒唐故事。到时再详叙吧。
长话短说，在北洋军阀集团里，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而民国政局最后崩溃到底，其骨牌效应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说穿了，实在是那时适当转型初期，中国中央政府还未能转出个可行的制度来。这个非牛非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纰漏不可了。
试看段祺瑞这位所谓‘责任内阁’的内阁总理，在古今中外的议会政治史上，哪有个责任内阁之内，负责内政、外交、财政，和海军的重要阁员，都由反对派（opposition）的政客来充当呢？有之，则只有段总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纪录。因此，在这个既非内阁制，也非总统制的荒谬情况之下，谁也弄不上轨道。形势比人强，史家就不能厚责于两位还是相当可敬的老军阀了。
四无的总理，粗心的总统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议会政治上如此无知和窝囊（naive），那为什么这个总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这我们就得说清楚段氏政治实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筑在他对当时北洋系所把持的地方藩镇的影响之上。这些藩镇老爷的现代名称，便叫做‘地方军阀’了。我们读史者，不是动不动就说民国初年那个时代是‘军阀时代’吗？的确，那时中国的政权是落在军阀之手，他们并且有个松散的组织叫做‘督军团’。而这个督军团内，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门生故吏。他们为着群龙无首的实际需要，也是由于所谓旧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们都以段总理、段老师的马首是瞻，这就是段的潜势力所在了。
其实段祺瑞本人倒是个四无的总理，他一无直辖的军队；二无可以盘据的地盘（像张作霖在东北，阎锡山在山西，岑春在两广那样）；三无固定的经济收入，除由英国人所控制的若干‘关余’之外，段内阁没个固定的财源。它初成立时连维持北京治安的军警、府院国会人员的薪饷，都无法按时发放，要靠有国民党籍的财政总长陈锦涛去四处张罗（见下节）；四无一个固定外国势力可以倚靠（像国共两党最初之联俄，国民党后来之联美），皖系直承袁世凯衣钵，原有其反日之传统的。段祺瑞其时之力主‘参战’，而日本尽力加以阻扰，便是段要抵制日本对山东的掠夺，皖系后来之终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国参战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阴谋得逞以后的事（详下节）。
从表面上看来，段在北京政府之内的政治基础，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为首的反段派，对他难免就有其过分轻视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错误，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总在北京政府之内变成个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职’，这一下他就触动了一个大的马蜂之窝，群蜂齐出，督军叛变，黎老总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这一来，再经过一番‘张勋复辟’的闹剧，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话。
绝对服从V。S依法分工
皖系的政权既然靠的是地方军阀的支持，这些地方军阀又是什么回事呢？这儿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节我们不是提到传统中国有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问题吗？合久必分就必然会出现王纲解纽、法统扫地、藩镇跋扈的老现象。这一现象发生在近现代中国，就是所谓‘军阀横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