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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劳工和肯尼迪也有他们的分歧。劳工不喜欢工资一物价指导方针，经常抱怨政府在劳工争议中坚持“国家利益”，感到总统过分强调以国际收支作为一种限制，并且仍然要求一个三十五小时的工作周。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劳工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修改塔夫脱一哈特莱劳资关系法。总统也希望修改它。他坚信，在全国发生突然罢工时，除了一道禁令以外，行政部问的武库里应掌握更多的武器，虽然在必要时，他对于行使禁令的权力却是毫不踌躇的。不过他也同样认为，根据他在参议院的经验——劳工慢慢地也会接受他的意见的——因此，在第八十七届或第八十八届国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来只会通过一个更坏的法律。他宁愿利用现行的法律，他固有的权力，以及他自己职务的和劳工部长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有害的罢工次数减少并防止有害的立法。
戈德堡部长在这方面的活动——“代表总统”从通用汽车公司的厕所问题到大都会歌剧院的乐师这些劳工争端中提出调解建议——所受到的宣扬，引起人们更多的指责，说政府作了过多的干涉。实际上，劳工部长和总统都不希望劳资双方在所有争端中全向华盛顿要求帮助。他们的原则是，只有在所有其他办法都已用尽，而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劳资双方仍然距离很远时，他们才采取行动。他们鼓励双方采取新的办法来使劳资和好，更多地利用局外仲裁人和调解人，更多地安排经常的接触和研究（而不是仅仅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及更为自觉地认识到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焦虑）。
可是当所有别的办法都已失败时，总统便认为，在任何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劳资纠纷中，联邦政府积极地发挥作用是正当的。大都会歌剧院是唯一的例外。当总统接到歌剧院主要演员象蕾茜·史蒂文斯和利昂泰恩·普赖斯的电报后，他要求戈德堡予以干预，他在答复这位部长关于会受到批评的警告时说，“我们一定要冒这个险，美国的资产不仅仅是砖瓦和泥灰。”戈德堡法官后来回想起来说，“我经常被赞扬或批评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劳工部长。可是实际上我只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总统的劳工部长。”
这种活跃的精神起了作用。它再一次得到行政部门采取某种创新和主动措施的帮助，这些措施中包括：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一个导弹发射场劳工委员会来避免限制性的立法；总统通过电报或亲自向劳资双方代表发出呼吁俩任劳工部长戈德堡和沃茨以及各种特别部门、委员会和专门小组进行仲裁和调解等等。在肯尼迪执政的年代里，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时数是战后任何三个和平年头中最低的，不到过去比率的一半。当然，公众是知道有纠纷的地区的。但是尽管有几件罢工事件成为头条新闻，和平解决的次数却创造了历史记录。
这并不是说，劳工关系到处都是乐观的。在海运业方面，劳工关系继续很混乱；在建筑业方面，则很不安定。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斥责了纽约一个印刷工人工会和飞机机修人员工会的无理要求。一个总统委员会在后一事件中终于成功地取消了某些不讲效率的工作条例——有时称为“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因为他们查明商用喷气机的座舱里用不着四个雇员，只要三个就足够了。
当以机器代替人的自动化浪潮席卷全国时，有关工作条例的争端和关于“雇用超过工作需要的人员”的叫喊，势将把劳资谈判中经常出现的经济争端淹没掉。它们还以对劳工和平最严重的破坏行为和来自劳工运动的最难对付的挑战——铁路劳工纠纷——威胁着肯尼迪政府。
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其他各行业的劳工和平。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工作条例和劳工使用问题，因为在这一行业中，严格的管辖权限和就业保证是从内燃机时代以前的岁月中就沿袭下来的。
代表全国铁路工人的五个工会，在就业人数与会员人数日见减少而内部关系又不断紧张的情况下感到心烦意乱，将近四年来，它们已形成了一道牢固的抵抗阵线，反对自动化所造成的对工作条例的必要修改。这种修改是铁路当局提出的，并且由总统委员会、专门小组和劳工部长等一系列机构予以全部或部分批准。劳资谈判完全失败了，双方都指责对方毫不妥协。全国铁路当局准备并渴望使它们修改的条例生效，这包括减少内燃机的司炉工，改变司间手的任务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措施。而如果条例修改的话，在工会这方面则准备停止所有的铁路运输。
有人说，“让他们罢工吧。”工会谴责政府，说它明确宣布不准罢工，就助长了资方的抵抗。资方则警告说，政府进一步延搁他们行使解雇工人的权利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双方起逐步走向最后的摊牌和罢工。
但是肯尼迪总统不肯抽手旁观让罢工发生。有些人说一次罢工会使双方迅速头脑清醒过来，他对这种说法却感到怀疑。他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折衷处理的纯经济问题。这对双方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会长期坚持下去，达到国家不能容忍的地步。”二十万工会会员罢工，立即会使五十万其他的铁路雇员无事可做。他的经济顾问估计，三十天后，受到波及的工业部门的瘫痪将使大约六百万非铁路工人闲着无事，这将是1930年以后最糟的失业情况。
因此，1963年6月，随着“最后”条例的最终修改和罢工限期的接近，总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是要求双方再次探索解决办法。劳工部长沃茨几个月来一直与副部长詹姆斯·雷诺兹一起，日日夜夜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这时，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象过去每一个公正无私的建议的实际结果那样，铁路当局接受了，但铁路的兄弟工会却不肯接受。
新的限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总统与当时的最高法院法官阿瑟·戈德堡就可以代替立法措施的各项办法进行磋商后，建议双方接受司法部门的仲裁。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极端的行动。我同在雅典出席世界律师协会大会的首席法官沃伦取得联系，他表示他一向不愿看到最高法院法官卷入其他事务中去。总统也赞同这种见解，但感到在这一紧急时刻不得不干预。铁路资方接受了这项建议，而工会却愚蠢地没有接受。没有几星期后，一个工会领袖向我吐露，他们拒绝戈德堡的建议是错误的。
不过这个惹人注目的建议至少达到了一个目的，它使全国和国会注意到了行将把他们卷入的这场危机。在内阁会议室同民主党国会领袖举行的一次争论激烈的会议使总统确信，他们完全不愿大胆地提出任何阻止罢工的法案，而且那天显然也不可能通过什么法案。那天下午，离开限期只有几小时，总统在与铁路的主要谈判负责人的私下会晤中取得了再一次的延期，使他的劳资问题咨询委员会所属的特别小组委员会能就这些问题提出报告。他希望在此期间有新的突破，主要的根据是，他任命了两个人参加该小组委员会，一个是没有卷入这次罢工的可以信赖的铁路工会领袖，一个是为某些同事怀疑为“软弱”的开明的铁路公司总经理。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有好几次都似乎即将达成协议，但每次都没有成功。
最后，所有的延期办法，现有的程序和个人的呼吁都已用尽，对付灾难性罢工的唯一抉择就是采取立法措施了。但是可供选择的立法措施看来都成问题。有些立法仍然允许罢工，有些仅仅是维持现状。有些要求对劳工进行惩罚，有些要求使他们受惠。还有些人建议总统接管铁路，这个解决办法既不解决工作条例问题，也不对资方的合作态度予以肯定。铁路工会的一个代理人要求由参议院劳工委员会予以仲裁，因为他曾给予该委员会的成员很多的竞选捐款。有些资方代表要求对铁路劳工法作出永久性的修改，把强制性的仲裁写进去。
总统希望避免在铁路或其他任何工业部门中出现一个纯强制性仲裁的先例，所以最后决定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要求州际商务委员会通过争议中的就业保障条例，并权衡这些条例对劳资双方以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州际商务委员会已被授权对铁路合并后的就业保障安排作出判断。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有条不紊的解决办法，它满足了国会领袖们的要求，即我们不要把一个“纯”强制性的仲裁法案提交给他们。但是，深信对州际商务委员会抱有成见的铁路工会，竭力展开院外活动反对这项建议。最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特点被丢弃了，通过了一个完全强制性的仲裁法案，并由总统予以签署。这是我国和平时期历史上的第一部这种法律。没有一方感到满意，铁路工会也谴责总统——然而罢工却避免了，而经济则继续增长。
1962年的钢铁价格争端
一个强有力的私人利益集团对总统反通货膨胀的努力——以及对总统的职权和责任的最直接、最危险的挑战，是来自1962年的钢铁工业方面。
虽然约翰·肯尼迪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的戏剧性对抗在那年4月份才达到了高潮，总统本人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对此感到关切了。在他就职之初与戈德堡部长（他以前是钢铁工人工会的法律顾问）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就对钢铁价格的任何提高会影响到国际收支和反通货膨胀的努力的问题表示关切。
总统的关切是很有根据的。钢铁工业不仅是我们最大的工业部门之一，而且它的价格几乎对所有其他商品的成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在美国经济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它的产品又是如此之多的其他资本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致它的价格的高低长期来就是所有工业产品价格的前导。“钢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也就随之而来”，这是长期以来正确地总结起这个国家价格动向的一句精辟的话。
1948年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曾责骂该工业部门提高价格，他预言这种增长会迫使其他物价上升，并鼓励劳工提出进一步的工资要求来。他的责骂虽属徒劳，但他的预言却不幸而言中了。在1947年到1958年间，钢铁价格提高了一倍多，比其他工业品价格的增长速度要快三倍多。经济学家估计，1958年以前，批发价格指数上升的最大一个因素就是钢铁价格的提高。
这一方面应责备劳工。由于少数公司的支配性影响，参加钢铁劳资谈判的双方私下都认为，资方对谈判达成的任何工资调整，只要调整钢铁价格就可以支付。结果，钢铁工业工资的增长在1947年和1958年间比生产率的增长还要快，而钢铁价格的上升甚至比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要快。
从1958年以后，钢铁价格一直是稳定的，而批发价格总的说来也是如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我们的国际收支和黄金储备则远远不是稳定的。在以往几年中，美国钢铁价格上涨的速度远比我们海外的竞争者要快，我国在世界钢铁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于是不断下降，而外国输入我国的产品则增加了三倍多，这在1957年到1961年间几乎占我们国际收支逆差增长数的四分之一。构成美国出口耐久商品极大部分的美制机器、机床、设备和车辆，也有赖于钢铁产品及其价格——正如我们出口的大部分其他重要商品一样。1961年，肯尼迪总统看得很清楚，钢铁价格的另一次较大的上升很可能不仅会引起一次新的通货膨胀，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的外流。
那年，他眼前最关心的是，钢铁工人的工资预定在1O月1日将自动增加，而正如报刊上所报道的，钢铁工业界越来越多地谈论着届时钢铁价格将上涨的事。10月1日增加工资一事是根据1960年的一项协议所允许的第三次，也即最后一次的增加。那个协议结束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钢铁工人罢工。在副总统尼克松赞助下达成的这个解决办法还带来了一个颇有根据的传说，说各钢铁公司已同意在选举之前不提高价格。肯尼迪同协助拟订那份合同的戈德堡商量，是否应该请求钢铁工会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在10月1日提高工资。但是这将给劳资谈判达成的合同的稳定性造成一个不可信的先例。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分析表明，10月1日增加工资这一步骤是在日益增长的生产率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的，能够在不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办到。经济顾问委员会指出，每吨钢铁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比1958年为高，但钢铁界后来对这些数字表示了异议。戈德堡部长告诫说，真正的问题将在于1962年一个新合同的谈判上。
9月6日，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十二家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敦促他们不要在10月1日或其后提高价格，详细阐明了更高的钢铁价格一般会对国家的国际收支和物价的稳定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对钢铁出口将会造成的损害，指出了这些公司的股东已经获得的高额利润和收入的情况，同时提醒他们，政府为阻止他们所引起的任何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货币与金融措施将会推迟我们国家从衰退中恢复过来，也将妨碍钢铁工业实现生产能力更大利用率的希望。接着，他提出了这一关键性的论点：
钢铁工业提高工资就会加剧通货膨胀，我不想低估制止这种情况的迫切性……钢铁工业界人士曾经表示愿意制止价格…工资的螺旋形上升。如果他们现在放弃涨价，那末到明年春天劳资谈判时，就保持了三年半价格稳定的记录。到那时，劳工代表很明显地也应当把他们的工资要求限制在同价格持续稳定相一致的水平上。明年春天，钢铁工业道义上的地位——以及它要求舆论给予的支持——将会由于它目前在价格方面的克制而得到加强。
有几个人的答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几个人的答复则是粗鲁的，没有人作出任何诺言——但是价格并没有调高。一周以后，总统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朋友，钢铁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强调指出在1962年“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利益……需要在提高生产率和稳定价格的范围内”签订一项劳资协议。共和党人抗议说，总统应该关心“通货膨胀”问题，而不应该关心某些工业部门的涨价问题。但是没有人误解总统的愿望：即他认为1962年谋求达成协议一事既没有必要，也不会导致价格上涨。
为了减少顾客由于认为罢工或大幅度的涨价不可避免而进行的破坏性钢铁囤积，总统通过戈德堡部长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要求劳资双方加快他们之间的谈判。在总统同意之下，戈德堡部长先同钢铁工业的主要谈判代表R·康拉德·库珀进行会谈，然后同钢铁工人工会主席麦克唐纳会谈，接着又同双方的其他人士会谈，其中包括同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的一次电话会谈。1962年1月23日，肯尼迪在白宫同戈德堡、布劳和麦克唐纳作了私人会晤，而早在前一年9月他也已经接见过布劳。
在所有这些会谈中，总统和戈德堡都强调指出，他们所关心的不仅是要早日签订一项协议——协议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关心能签订一项能使涨价成为不必要的协议。说得更具体一点，肯尼迪总统对工会的巨大影响和劳工部长的斡旋都被运用来促成这样一项协议，如果劳资双方都同意的话。假如总统取得了成功，就不再要求钢铁工业作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