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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的活动中，鲍勃·肯尼迪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每一个内阁成员一经被任命，在挑选他的属员方面就享有重要的发言权。在特殊领域内具有种种背景的肯尼迪的顾问们——特别是保罗·塞缪尔森在经济和财政方面，杰罗姆·威斯纳在科学和防务方面，切斯特·鲍尔斯在外交事务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名单。我们这些不直接负责人事工作的人，也仍然从竞选工作人员、捐款人、朋友和大学老同学那里（其中有许多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人）接到了纷至沓来的电话和信件。参议院的许多成员和肯尼迪家族的一些成员，也向他提供了许多意见。克利福德和诺伊施塔特偶尔也对他们备忘录里提及的职务举出适当的人选。他也跟一些别的名高望重的人士进行过磋商，其中包括当选副总统、达格·哈马舍尔德①、迪安·艾奇逊、沃尔特·李普曼、约翰·麦克洛伊②，尤其是罗伯特·洛维特③（肯尼迪曾徒劳地想把最后两人拉进他的内阁，麦克洛伊倒是接受了裁军事务方面的一个临时性的职务，并且干得极为出色）。
①达格·哈马舍尔德，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译者
②约翰·J·麦克洛伊（1895——），曾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驻西德高级专员、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福特基金会主席、肯尼迪总统的裁军顾问等职，还长期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主席。——译者
③罗伯特·A·洛维特（1895——），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国防部长、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等。——译者
但是就最高一级的三十至五十个职位而言，大部分工作和所有的最后决定都归肯尼迪负责。他亲自会见了几十个人，研究了另一些人的著作和资历，并同全国各地通电话去核对情况。他总问道：“你知道点这个人的情况吧？”“你对他熟悉到什么地步？——他是不是就好说上许多空话？”他在衡量人材方面具有一种非常出众的本能。他还很幸运地具有个人的魅力和劝说的本领，使他能够把人材吸引了来，争取到他的旗帜下，指引他们为祖国服务。他跟施赖弗办公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深夜，他从棕榈滩打电话到施赖弗办公室，发现只有一个秘书留在那里，于是温和地“要求”她交代一下，“是谁把所有人选的名单透露出去了”），不过他把内阁人选的名单保存在他的脑子里，而不是保存在档案卡里。
他认为避免选择任何不会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或者不会通过保安审查的人比较好。但是他对于极右派热衷攻击的所有人物却是毫不踌躇地予以任命。其中许多人相互之间也是意见很不一致的：鲍尔斯、史蒂文森、艾奇逊、加尔布雷恩、罗斯福夫人、施莱辛格、凯南、波伦、尼采、邦迪兄弟、罗伯特·韦弗、默罗和门南·威廉斯。万贯家财的人并不能打动他，才智过人的人也并不使他害伯。当他那才气横溢的经济顾问詹姆斯·托宾最初表示犹豫，认为自己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时，当选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多少是个象牙塔里的总统”，实际上，他所任命的重要官员里，学术界人士——其中包括十五个罗得斯奖学金获得者——所占的比重比历史上任何别的总统，包括罗斯福在内，所任命的都高——甚至比某些欧洲政府都高，在那里，知识分子只在级别较低的文官中人数众多。据说，他任命的官员所写的书，比总统在四年任期内即便以每分钟一千二百字的速度所能阅读的还要多。
不过肯尼迪班子里的学术界人士大多数过去就有政府工作的经验，正如他任用的那些政治家和商人中有许多从前曾经是作家和教师那样。他需要的是既能思考又能行动的人。“能办事的有才能的人……有敏锐的判断力的人。”他所寻求的人品条件，大体上反映出了他自己所具备的品质：在思想观点上，重实际胜于重理论，重逻辑胜于重意识形态；办事精确干练；乐于学习和工作，勇于创新和改革；以及具有艰苦、耐久、富有创造性、富于想象力和卓有成就地进行工作的本领。
他搜罗人材的工作是成功的。他所挑选的人大多数都抱着和他同样的思想，和他有着共同的语言，并把祖国和肯尼迪置于一切重大事情之上。他们是审慎正直的，甚至没有一点丑闻的嫌疑得以玷污肯尼迪内阁。他们象肯尼迪一样，全富有献身精神而又不感情用事，全很年轻而又经验丰富，全能说会道而又温和动听。这里并没有十字军骑士式的人物，也没有盲从者或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既非左派也非右派，而较接近于中间派。大家讲话都具有他们的首长所特具的那种低调的克制，然而他们同他一样都深信自己能够改变美国的航向。他们喜欢政府工作、喜欢政治、喜欢肯尼迪，并且完全信任他。
终于得到任命的那些人，并不总是肯尼迪最先考虑的人选。一个农业领袖——根据对所有人选进行的一次审查，肯尼迪实际上本来选定他当农业部长——应召到乔治城跟当选总统进行首次会晤时，他所谈的只是些笼统的概念和陈词滥调。当选总统事后对我们说，“谈话是那么令人厌烦，起居室又那么温暖，以致我实际上睡着了。”奥维尔·弗里曼本来已经拒绝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在肯尼迪的心目中，他的才能却大大超过那个农业领袖，所以第二天终于说服他接受了这个职务。
虽然肯尼迪任用的企业家远比他的前任为少，但他还是在企业界仔细搜索，寻找一些能干的行政人员，特别是关于对外援助计划的职务。尽管肯尼迪坚持他手下的人员必须忠于他的哲学思想，但他留用的前政府官员和派到机密职位上的反对党党员全比八年前其前任所安排的要多得多。实际上，我很怀疑，在政党交替执政之际的任何新总统，在他初步任命官员时是否要表现出如此明显的两党合作色彩。
这几百个官员的全部名单，从内阁级往下，将会表明并不是完美无瑕的。有些人的表现超过了总统的期望，有些人则未能达到他的期望。知名人士难得名副其实——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则比较差。有些事例表明，恰当的人担任了不恰当的职务。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言，肯尼迪任命的官员是具有显著的高质量的，这反映出了他本人为组成一个真正的“人材内阁”所进行的出色的搜访。
白宫的班子
我作为肯尼迪白宫班子的一个成员参与工作比较晚，这使我不能对它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作用作出客观的叙述，但是这个问题又太重要了，以致在关于肯尼迪总统任期的任何叙述中都不应省略掉。
我们的作用不应加以夸大。我们并没有掌握任何秘密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取代内阁阁员们的作用，没有跟他们争权争名，或是不让他们接近总统。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总统，如果事前或事后没有得到批准，我们不能擅自陈述总统的观点或是代表总统讲话。当人们谈到有个助手正取得巨大的权力时，总统冷冰冰地说：“我将继续保有某些剩余的职权。”
肯尼迪总统通过使用他个人的工作人员，大大地增加和改善了他自己对行政部们的影响。他知道一个人事必躬亲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他想了解的一切，要接见值得他接见的每个人，要阅读他应当阅读的所有东西，要撰写由他签署的所有电文，以及要参与同他的种种计划有关的所有会议，这就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在他的政府里，内阁成员可以就种种重大事情提出建议，但是只有总统才能作出决定；同时，他也知道，如果自己没有独立的判断力，他就无从考虑各部顾问们提出的种种创见和建议，因为那些顾问的责任并不象总统及其工作人员那样，需要从政府及其各项计划的整体来看待问题。因此，他需要有一个个人的班子——一个能体现他个人的方式、方法和目的的班子——去为他对那些创见和建议进行概括和分析，对不同机构间相互冲突的观点加以斟酌，对于他必须作出决定的一些问题予以阐明并协助在这些问题上添上他个人的看法，要确保种种现实的政治事实没有遭到忽视，并使他能够根据自己的各种考虑和选民们的意见统筹兼顾地作出决定，而这是任何内阁成员所无需顾及的。
有些报道说，肯尼迪总统按照罗斯福的方式，鼓励他的白宫班子和内阁之间以及它们内部成员相互之间进行倾轧和竞争。事实与此相反，我们的作用与其说是在制造分裂，不如说是在建立政府的团结。二、三十个肯尼迪的助手，使他多了二、三十双手和耳目，以及二、三十个头脑去和他自己配合。他们可以跟议员们、官僚们、记者们、专家们、内阁成员们以及政治家们谈话——可以为各部门间的特别工作组服务——可以检阅文件并起草演说稿、信件以及其他种种公文——可以在有些问题出现危机之前就看出来，在有些建议提出之前就估价其可能性——可以斟酌立法要求、政府法令、各种事件、总统的约会、奖励，以及总统的演说稿——还可以为他传达口信，照料他的利益，执行他的命令，以及确保他的各种决定得以执行。
在他的兴趣和知识都比较局限的领域里，需要由我们来考虑的范围往往是广泛的。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并没有为他作出重要的决定。我们的任务是，使他都有更多的时间、掌握更多的事实和看法，以便他亲自作出决定——扩大他的影响，而不是扩大我们的影响；维护他所作出的选择，而不是维护他的自我主义；确保提问不遭到妨碍，或者在他有机会对此表明自己的意见之前就作出答复。用大选后诺伊施塔特备忘录里的话来说，我们的任务是使“他心里有十分可靠的情报，手头有十分可靠的关键性决定，以便他可以迅速地统筹安排”。这就使他负起了检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沉重负担，不过他宁愿挑起这样的担子，而不愿只成为他自己办公室里的一个办事人员那样，成天卷进例行公事和别人的建议堆里而不能自拔。
当他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就提供意见。更为经常的是，我们使他能对别人的意见作出评价。我们的任务是，冒着使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以及总统——不愉快的风险，提出疑问和批判性的意见，而不是逢迎拍马。如果我们仅仅作为另一级的批准或同意机构，或者过分尊重专家的意见——象猪湾事件异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毫无疑问，我们的任务常常招致人们的怨恨。霍奇斯部长显然由于不能更常见到总统而感到不满。他要求在1961年6月15日的内阁议事日程上列入一项议题——“关于同白宫工作班子的关系问题跟总统进行一次坦率的讨论”。我在会上发现了这件事之后，就递了一个条子给总统，问道，“我应否离开一下？”但是总统既不理睬这张字条，也不理睬这个议题。
工作中的某种重复是难以避免的。总统经常把同一个问题交给不止一个助手去处理，或者使一个助手不知道另一个助手的任务，或者在一个关键性时刻使恰巧在他身边的任何人卷了进去。
白宫班子的遴选工作——这项工作象上文所记，在他当选后的那天就开始了——是总统亲自办理的。他挑选了一些人以适合自己的需要和办事风格。这种人事安排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也不希望给公众造成特殊的印象。一个有势力的政治家施加了重大的压力，想把他自己长期聘请的个人助手成为我们班子的成员，但是当选总统并不器重这个助手，且不愿为任何别人的偏爱所束缚。
没有一个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是为了取悦或为了支持以下几方面的人士：裁军或防务的鼓吹者、黑人或犹太人、国务院或商务部、农场主或劳工；也不是为了讨好或支持任何其他目标、集团或政府机关的。也没有一个白宫班子成员的任命是着眼于照顾任何特殊的类型——在自由派与保守派、各个地区或各种宗教信仰之间搞平衡。我们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完成总统需要我们做的工作以及讲总统所要讲的话。我们并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约翰·肯尼迪。除了约翰·肯尼迪，谁也不能把这些意志如此坚强，而在风格和背景方面又全然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人材聚集在一起。
当然，他的白宫班子既不象我们自命的那样效率很高，也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和谐一致。互不通气的现象就出现过不止一次。一定程度的忌护，偶或还有抱怨，不时也曾出现。一批有才干、有魄力的个人主义者，大家归附于一个人，难免总有竞争的情绪，也难免总会轻蔑地提到彼此的政治或知识背景。在高级顾问一级以下的人员中，先后有过几次人事调动，但是肯尼迪个人对助手们的关心、他的一视同仁的作风、以及敦促与表扬并用的手法，完全博得了我们的忠诚。我们每天为他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并且珍惜每一分钟工作时间。
总统不是通过经常表示谢意——这实际上是很少有的——而是通过推心置腹地对待效忠于他的白宫班子和他所任命的其他官员来表示他对我们的赏识。“议员们总是劝说总统把他们的顾问去掉，”肯尼迪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是贯串着美国历史的最常见的事情之一。”
当阿瑟·施莱辛格由于把一个专栏作家称作“白痴”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迪克·古德温遭到指控，说他干预外交事务的时候，当皮埃尔·塞林格的苏联之行受到攻击的时候，当埋头苦干的邦迪、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思被人讥讽为“舞蹈教授”的时候，当沃尔特·赫勒、斯图尔特·尤德尔、威拉德·沃茨、阿瑟·西尔威斯特以及许多别人由于某种假定的错误或讹传而受到攻击的时候，总统总煞费苦心地私下使我们每个人放心，而且如果他被问到时，总是公开为我们进行辩护。有一次，报上歪曲了一件航海事故，使杰罗姆·威斯纳一时意气沮丧，他后来谈到总统如何鼓励他振作起来，提议要“就航海和处理新闻界的关系问题给我上课”。当另一个助手就报上刊载的一个个人事件向总统表示歉意时，总统回答说，“这没有关系，我看过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没有出过点事的。”
肯尼迪希望他的工作班子小些，以便使它保持个人的班子的规模，而不成为一个机构。虽然后来为了特殊理由而增加了一些“特别助理”，但他却把高级的有多方面才能的人限制在最低数目上。我的办公室大部分处理对内政策事务，麦乔治·邦迪的办公室专门处理对外政策事务，我们这两个办公室加在一起以比较少的工作人员处理了艾森豪威尔的多出几倍的助手们所处理的工作。我并没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增添专家，我是依靠预算局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优秀的工作班子来进行工作的。
总统需要一个灵活机动的班子。我们的权限是有所区别的，但不是排他性的。每个人都可以，也确实帮助了别人。我们的任务和关系随着时间而发展，正如总统对我们的使用一样。谢尔曼·亚当斯－威尔顿·珀森斯的职责是，监督和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