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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李时珍借用五行概念概括植物性药物的特性。至于动物性药物，
他同样利用五行、八卦概念去揭示其性味、主治的特点。
羚羊角人肝经甚效。按一般说法，羊属火，为何有此特效？原来羚羊属
木而不属火。李时珍在《羚羊·发明》中写道：
羊，火畜也，而羚羊则属木，故其角人厥阴肝经甚捷，同气相求也。肝主木，开窍于目，
其发病也，目暗障翳，而羚羊角能平之。肝主风，在合为筋，其发病也，大人中风抽搐，
而羚羊角能舒
——校点本第四册，第2843 页
关于鸡肉在药物学上的功效，诸家本草用五行概念进行解释，颇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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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今有风病之人食之，无不发作。”这是肯定《周易·说卦》”巽为鸡”
的说法。八卦巽又为风，故食鸡肉易动风。朱震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
“鸡属土，而有金木火，又属巽，能动肝火。寇言动风者，司俗所移也。”
李时珍同意寇说而批评朱说。尽管同意鸡属巽，为风木之说，用以解释食鸡
肉易“生热动风”，毕竟欠科学根据。这说明传统哲学中八卦学说，有些卦
象，实在莫名其妙，如《周易·说卦》所谓“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
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良为狗，兑为羊”之类。何以作如此规定，是无法
论证的。根据这种规定，容易束缚科学家的头脑，妨碍科学的发展。李时珍
虽欲有所修正，但并不能摆脱这种束缚。《乌骨鸡·发明）中李时珍用五行、
八卦思想分析，乌骨鸡的药用价值，写道：”鸡属木，而骨反乌者，巽变坎
也。受水木之精气，故肝、肾血分之病宜之。男用雌，女用雄。（校点本第
四册，第2590 页）乌骨鸡能治肝肾血分之病，其科学根据来自历代医家的临
证经验。为使这种有效的验方带上理论色彩，就提出“巽变坎”、“受水木
之气”的说法。其所以用八卦、五行概念，目的只在便于”比类取象”。古
代科学家未掌握别的科学方法，只好借用传统哲学中某些般范畴来概括复杂
的自然现象，不可避免产生局限性。
平时珍将五行、八卦看作一种进行类比的逻辑符号，用以概括共性，引
起触类旁通的作用。对丹砂的分析就是如此。他写道：
丹砂，生于炎方，禀离火之气而成。体阳而性阴，故外显丹色而内含真汞。其气不热而寒，
离中有阴也。其味不苦而甘，火中有土也。是以同远志、龙骨之类则养气，同当归、丹参之类
则养心血。可以明目，可以安胎，可以解毒，可以发汗，随佐使而见功，无所在而不可
——《丹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20 页
用“离中有阴”、“火中有土”概括丹砂的气味特征，进而说明它“随佐使
而见功”的基本特性，实际上是表明它有调和阴阳的功效。如此表述，显然
不落常套而别有情趣。
五行说成为李时珍袭用的一种比类取象的思想工具，在总结某些医、药
实践经验上，产生一定良好的效果。但用五行进行比类，纯属直观取象方法，
难于概括复杂的自然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五行生克模式，用来概括药物、
病变之中复杂的、多变的联系，很难避免简单、粗放、肤浅的弊病。
运用阴阳、五行、八卦思想总结中医、中药学中的经验。已有几千年历
史，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效的、科学的。今天要研究发展祖国的医药学，应
当采取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我们又不能割断历史，那将导致对待民族文
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四、论医论药强调天人统一
人的生命，同自然界的变化息息相关。不管论医、论药，都需要考虑自
然界的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在中国传统哲学上就是研究天人关系问题。“天”，
指自然界及其一切变化；“人”。指人类对大自然的适应和改造。天人关系
问题，是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李时珍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天人统
一思想。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
的思想，在《本草纲目）里都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李时珍考虑天人关系时，着重研究的是人们的一切医药实践活动，要严
格遵守季节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医药学者诊病、论治、处方、制药，时时都
要考虑天文、地理的影响。从时间上考虑，不同的季节，易患不同的疾病；
同一病症，在不同季节，处方用药要依天时变化而有所不同；药物的栽培、
收藏、炮制都应遵循严格的季节要求。从地理条件考虑。不同的地域，生长
不同的药物；地域水土不同，对人体的生理特点和治病用药都有所影响。
一个医药学家，坚持唯物论，就是要遵循客观自然法则，遇事要以时间、
地点、条件的变化为转移。李时珍在科学研究中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原则。
（一）治病论药必顺天时
天时或岁气，是客观的存在，有它变化的客观规律。李时珍强调，论药、
治病，必须首先考虑天时条件。他说：同样一种药物，”生产有南北。节气有
早迟，根苗异收采，制造异法度。”（校点本第一册，第47 页）”南北”指
地域差别，“早迟”指节气差别。同一药物，采根、采苗，季节要求下一样，
炮制方法也不一样。不同的季节，对药物的栽培炮制影响很大。李时珍以最
常见的霜、露为例，二者同是自然界水蒸气的变化，时间有早晚，特性则大
异。”阴盛则露为霜。霜能杀物，而露能滋物”。一杀一养，”性随时异也”。
同是霜。时机不同，亦有利、有弊，“当降而不降，当杀物而不杀物”。或
“不当降而降，不当杀物而杀物”，对人类的生命和身体健康都会造成危害。
（校，点本第一册，第393 页）
农作物同天时的关系至为密切。顺应天时耕种，则产量高，粮食籽粒饱
满，富有营养：违反天时耕种，不但减产。而且质性不良。李时珍引用《齐
民要术）的论断说：”粟之成熟有早晚，苗杆有高下，收实有息耗，质性有
强弱，气味有美恶。”（校点本第三册，第1482 页）
李时珍根据这一普通原理，论定同是稻米，因其生长于不同节气，不同
地域，其性味亦异，有的可人药，有的不可入药。《粳米·发明》写道：
粳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寒，粳
性多凉。
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迟粳、晚粳
得金气多。故色白者入肺而解热也；早粳得木气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若滇岭之粳则性热，
惟彼土宜之耳。
——校点本第三册，第1467 页
这是从药物学立场，看待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稻米，对人体营养卫生的差
异，以及在药物上的不同价值。李时珍本着这一天人统一原则，看待一切药
物的栽培、收采与炮制。
人参有坚实、虚软之分，究其原因，乃由于采取异时使然。李时珍说：”
人参，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加种菜法。秋冬采者坚实，春夏采者虚软。
非地产有虚实也。”（《人参·集解》校点本第二册，第701 页）
根据《内经》”必先岁气，勿伐天和”的原则，提出“顺时气而养天和”
的主张。人们与不同的季节流行病作斗争，应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一
般情况下，顺天时用药，即升降浮沉则顺之：二是在特殊情况下，逆天时用
药，即寒热温凉则逆之。一顺一逆，似相反，而实相成，都是从治本出发，
贯彻“先岁气、养天和”的原则。《本草纲目》中，有不少“顺天时”用药
或”逆天时”用药的医案。例如治疗湿热痢疾，用雄黄、荆芥等辛热之品，
以顺夏浮之气；但也有用黄芩、黄连、柏叶等清热之药以止痢。这是逆天时
用药了。（《百病主治药，痢》校点本第一册，第175 页）如治中暑，固然
用香蕾、桂心、雄黄等辛温之品，以顺夏浮之气；但也用黄连、滑石等清暑
之药，是逆天时用药了。李时珍批判某些庸医不知顺逆天时的诀窍，误投药
饵以害事。他申述《素问·移精变气论》的观点指出：”暮世治病，不本四
时，不知日月。不审从逆，病形已成，以为可救，故病未已，新病复起。”
（《神农本经名例》校点本第一册，第50 页）“本四时”，”先岁气”。紧
密地结合时令来观察疾病的变化和决定用药的原则，这是医家治病所必须遵
循的。李时珍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实质上就是在医药学中，以唯物主义态度
看待天人关系。
（二）病因地而异，药随地而变
对人类生理卫生的影响，除四时气候变化这一重要因素外，地理环境也
十分重要。空间是人类活动的舞台，生产活动、起居饮食无不受其限制。地
域不同，流行的病症大不相同，生产的药物品类大异，气味悬殊。李时珍十
分重视地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提出“随地所宜”原则，作为处方投药的宗
旨。《本草纲目》中论病论药都紧紧扣住这一点。《方民》中写道：
人禀性于乾坤，囿形于一气。横目二足，虽则皆同，而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水食者
腥，荤食者膻。膏梁藜苋，肠胃天渊；菒褐罗纨，肌肤玉白。居养所移，其不能齐者，亦自然
之势也。故五方九州，水土各异，其民生长，气息亦殊。
——校点本第四册，第2968 页
“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是讲地理条件有差异；”膏梁藜苋”。腥膻之异
是讲人们的”居养”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人们的“气息”既殊，则寿夭疾苦
随之而异，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囿形于一气”，是论世界的物
质统一性：“气息各殊”，是论事物的特殊性。李时珍广采关于“方民”问
题的论述，“以备医诊”（同上），目的十分清楚。
李时珍从”五方九州，水土各异”的客观规律出发，考察了不同地域人
民的不同气质、不同病症以及不同治疗方法。
首先他推崇《素问·异法方宜论》中的有关论述：“东方之域，鱼盐之
地，滨海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多为痈疡，
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
其民华食而肥脂；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地高陵居，
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其病脏寒生满，其治宜灸。南方者：
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附，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
病多挛痹，其治宜微针。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
病多痿蹩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方民》校点本第四册，第2968—2969
页）李时珍认为上述分析，是从地理条件差异出发而得出的一般原则，具有
普遍意义，值得医家认真思考，严格遵循。
为了充实上述观点，李时珍从《河图括地象》一书中，引用了佐证材料：
“九州殊题，水泉多异；风声气习，刚柔不同。胃州：其音角羽，其泉咸以
酸，其气舒迟，其人声缓。荆扬：其音角徵，其泉酸以苦，其气慓轻，其人
声急。梁州：其音商徵，其泉苦以辛，其气刚勇，其人声塞。徐州：其
声角宫，其泉酸以甘，其气悍劲，其人声雄。”（校点本第四册，第2969
页）这里反映了古代的一种地理决定论思想，由不同地域水泉之差异，决定
当地人民“风声气习”。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科学道理，但却坚持了朴素
唯物主义立场，力图用统一的客观因素来说明人的生理特征。《吕氏春秋》
企图仅仅用水的不同，说明同一水域之人的病理特征。”轻水所，多秃与瘿
人。重水所，多旭与壁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
水所，多与伛人”。这可以称为水域决定论。亦应列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的一种类型。值得重视的是李时珍引用《宋太史集》中资料，论述了”五行”
决定论。认为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所受”五行之气”有偏胜，因而形成人民
在生理上的不同特征。“山林之民毛而瘦，得木气多也。川泽之民黑而津，
得水气多也。丘陵之民困而长。得火气多也。坟衍之民皙而方，得金气多也。
原隰之民丰而痹，得士气多也。”（校点本第四册，第2969 页）这种观点，
从人与自然环境统一的角度考虑，所反映的特征，似乎有较大的合理性。对
此，李时珍作了进一步申述，他说：“人乃地产，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
而美恶寿夭，亦相关涉。《淮南子》云：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
男，泽气多女，水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
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
皆应其类也。”（《井泉水·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399 页）以上这些说
法，未必尽合科学，只反映了古代医家或学者们对地方常见病、多发病力图
作出朴素唯物主义解释。在科学不够发达的古代，这种解释对于引起人们严
格注意生理特征、地域病变同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客观联系，无疑有着启
发作用。李时珍并非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些说法，只是将这类观点集中引述，
以备医家独立思考。他所肯定的只有一点：凡人“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
人的寿夭，与山川之气也存在某种联系。这种天人统一的哲学思想，有不可
忽视的科学价值。
李时珍十分肯定水性同人的寿夭、药物的性味有密切关系。《井泉水·集
解）引述麻知几《水解），以论证这一观点。写道：“天下之水，用之灭人
则同，濡槁则同；至于性从地变，质与物迁，未尝同也。故蜀江濯锦则鲜，
济源烹楮则晶。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辽东之涧通于参，其人多发。
晋之山产矾石，泉可愈疽：戎之麓伏硫黄，汤可浴厉。”（校点本第一册，
第398 页）
麻知几肯定水性同土地的关系，提出“性从地变，质与物迁”的原理。
李时珍引用《渔隐丛话》论述温泉有不同的性质。有的可治病，有的不可浴。
他说：“温泉，有处甚多。多作硫黄气，浴之则袭人肌肤。惟新安黄山
是朱砂泉。春时水即微红色，可煮茗。长安骊山是石泉，不甚作气也。
朱砂泉虽红而不热，当是雄黄耳。有砒石处亦有汤泉，浴之有毒。”（《温
汤·释名》校点本第一册，第403 页）李时珍进而告诉人们山中流泉有的可
用，有的不可用，辨别的方法是：“山有玉石，美草木者为良：其山有黑土、
毒石、恶草者不可用。”他还讲了含毒的山水毒死马群的故事，以引起人们
警惕。“昔在浔阳，忽一日，城中马死数百。询之，云：数日前雨，洗出山
中蛇虫之毒，马饮其水然也。”（《山岩泉水·释名》校点本第一册，第404
—405 页）
总之，李时珍在论病、论药时，紧紧坚持两条原则：一看时间的差异，
不同季节，发生不同的病症，施用不同的药方，收采不同的药物；二看空间
的差异，不同的地域，水土不同，气候各异，影响人们的生理特点、生活习
惯，以致制约着疾病的类型。凡此种种，他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天人统思想，
教导人们要认真研究天时、地理条件，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趋其利而
避其害。论病、论药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