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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他在阐述自然变化、人体生理机能消长、疾病治疗原则、药物配伍原
则及药性理论时，全面地运用了阴阳学说，从阴阳互根观点出发，分析阴阳
消长、转化的原理，探寻达到阴阳调摄的途径。
李时珍运用阴阳学说，分析元气的盛衰，人体生理机制的消长，和以阳
制阴，以阴制阳，以达阴平阳秘的治疗准则，从而发展了祖国医学。他运用
阴阳学说，分析各种药物气味的不同特性，以及调和阴阳的药物配伍准则，
发展了药物学。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唯心主义思想家，利用阴阳学说宣扬神秘
主义。李时珍揭开神秘主义思想，恢复阴阳学说的朴素唯物主义本来面目，
使人人都能理会它，接受它，运用它。李时珍认为阴阳学说不失为祖国医药
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工具。3000 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古代哲学思想，李时珍在
研究中运用自如。
（一）阴平阳秘的施治原则
《黄帝内经》早已肯定“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生气通天论》）
又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
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体之所以发生
疾病，乃由于内部生理机能的阴阳双方失去平衡。辨证的关键在于“察色按
脉，先别阴阳。”（同上）施治的原则就是促成阴阳转化，回复到“阴平阳
秘”的常人状态。李时珍对这些基本原理融会贯通，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
根据人同自然统一的原理，李时珍肯定一日之内人体元气的阴阳盛衰，
同昼夜之间阴阳消长息息相通。《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昼夜之间阴阳
消长分四个阶段，“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
阴，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阳，
阴中之阳也。敌人亦应之。”（《金匮真言论》）李时珍根据这一“天人相
应”的原理，解释某些疾病发生的规律性。例如强项筋急，许叔微指出，“有
人患此，自午后发，黄昏时定。”为什么此疾多发于午后至黄昏？李时珍解
释说：
予谓此必先从足起。足少阴之经自足至顶。筋
者肝之合。今日中至黄昏，阳中之阴也，肺也。自离至兑，阴旺阳弱之时，故《灵宝毕法》
云：离至乾， 肾气绝而肝气弱。肝肾二脏受邪，故发于此时。
——《木瓜·附方》校点本第三册，第1770 页
这是说，筋者肝之合，肝气弱，易生强项筋急之症。午后至黄昏，乃阴
旺阳弱之时，故此病多发于此时。把人体内部阴阳盛衰同自然界一日之内的
阴阳消长的相应关系，阐释得十分清楚。
既然人体阴阳盛衰与自然界阴阳变化如此密切，在用药治病时，必须慎
重考虑病变、时令与用药三者之间的阴阳调摄关系。本于此，李时珍提出“逆
天时”用药的原则。春夏二季，阳气上升、旺盛，多得热病，宜用寒凉的药
品，泻热以全阳；秋冬二季，阴气上升、旺盛，多得寒病，宜用温热药物，
逐寒以存阴。
针对“夏月伏阴，冬月伏阳”（《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
页）的特点，李时珍还提出“顺四时”用药的特殊情况。春夏之时，阳盛于
外而虚于内，秋冬之时，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所以春夏虽宜用寒凉之药以泻
热，却不妨投之以辛热之药以顺其升浮之气以养阳。秋冬季节，本宜用温热
之品以逐寒，却不妨投之以苦寒之药顺其沉降之气以养阴。前者针对“夏月
伏阴”，后者针对“冬月伏阳”。顺天时也好，逆天时也好，其根本目的在
求得人体机能的“阴平阳秘”。李时珍写道：
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
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
人参、白术、苍术、黄檗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香梅之类，以顺秋
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
——《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 页
“顺时气”，即顺应四季阴阳升降沉浮的节气变化；“养天和”，即适
应节气的变化而达到人体内部的阴阳调和，避免“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病态出现，使人体始终保持“阴阳匀平，以充
其形，九候若一”（《素问·调经论》）的“平人”状态。
李时珍认为，人到中年，往往容易发生阴阳失调，三焦不利。他说：“凡
人中年，精耗神衰。盖由心血少，火不下降；肾气惫，水不上升。致心肾隔绝，
营卫不和。上则多惊，中则寒痞，饮食不下；下则虚冷遗精。”这时加能服用
香附子和茯神制成的“交感丹”，就可益肝补肾，起到固精延年的妙用。因为
香附子“气平而不寒，香而能窜。其味多辛能散，微苦能降，微甘能和”，能
促成阴生阳长，以养天和。（《莎草·香附子·发明·附方》校点本第二册，
第89O—891 页）他说，愚医不知调和阴阳之理，“徒知峻补下田，非惟不能
生水滋阴，而仅见衰悴”。（同上）
李时珍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医疗实践经验一再申述治病必须贯彻阴阳调
和的原则。他说：“上焦主纳，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阴阳调和，
升降周流，则脏腑畅达。一长其道，二气淆乱，浊阴不降，清阳不升，故发
为霍乱呕吐之病。”（《生熟汤·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408 页）治疗的
原则是要“分其阴阳，使得其平”。（同上）
在阴阳偏胜引起病症之后，人们或者“补阳而生阴”，或者“补阴而制
阳”，须根据不同病症施用不同的药物。人参和沙参，同样是补品，也当因
人而异。“人参，甘苦温，其体重实，专补脾胃元气，因而益肺与肾，故内
伤元气者宜之；沙参，甘淡而寒，其体轻虚，专补肺气，因而益脾与肾，故
金能受火克者宜之。一补阳而生阴，一补阴而制阳，不可不辨之也。”（《沙
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12 页）无论“补阳生阴”，还是“补阴制阳”，
最终目的在达到阴阳调合。阴阳调合，并不是否认矛盾，它是在承认矛盾、
正视矛盾的前提下，通过药物治疗手段，创造一定条件，促成矛盾的斗争和
转化而维持动态平衡。这同否认矛盾、否认矛盾转化的形而上学矛盾调和论
是不同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正常情况下，尽管已保持着“阴平阳秘”，也
并不是就不存在矛盾了，只是阴阳的对立斗争维持一定的均衡状态，阴阳的
偏胜，没有达到超出“平人”所能适应的限度。即使出现了暂时的阴阳偏胜，
人体生理机能的自我调节作用，可以使它不致于发展到危害生理机能协调的
局面。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阴阳互制的药物配伍原则
李时珍还将阴阳观念应用于分析药物的性味及药物的配伍原则。
任何药物都有升降浮沉之气和辛酸苦甘咸之味。按照中医理论，升与浮
属阳，降与沉属阴。四气属阳，五味属阴；气之厚者属阳，气之薄者属阳中
之阴；味之厚者属阴，味之薄者属阴中之阳。酸苦咸诸味，具有收敛、沉降
作用，故属阴；甘辛之味，具有发散、升浮作用，故属阳。
根据以上基本原理，李时珍对许多药物的阴阳属性作了具体论述。然后
他在处方原则上，有意识地利用药物性味的阴阳偏胜，去矫治疾病过程中的
阴阳失调。
药物配伍中必须贯彻阴阳调和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留下许多著名的典型分析，对后代学者大有启发作用。
他根据几种治痢的古方，细心剖析了其中阴阳配伍的奥妙，发人之所未
发。《黄连·发明》写道：古方治痢，香连丸用黄连加木香，姜连丸用黄连
加于姜，变通丸用黄连加茱萸，姜黄散用黄连加生姜。治下血，用黄连加大
蒜。“皆是一冷一热，一阴一阳，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
济，最得治方之妙。”（校点本第二册，第773 页）这说明痢同其他疾病一
样，是由阴阳失调引起的。诊治的基本准则，在于寒困热用，热因寒用，对
症施药，以调整其阴阳偏胜之弊。药物配伍须做到“阴阳相济”，才能免除
偏胜之害。
李时珍按“阴阳相济”思想，分析了豆蔻和知母一阴一阳两药同用以治
寒热的原理。指出：“豆蔻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阳明，除寒燥
热，开郁化食之力。”（《豆蔻·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866 页）“知母
之辛苦寒凉，下则润肾燥而滋阴，上则清肺金以泻火，乃二经气分药也。”
（《知母·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26 页）豆蔻“与知母同用，治瘴疟寒
热，取其一阴一阳无偏胜之害。盖草果（即豆寇）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
阳明独胜之火也。”（《豆蔻·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866 页）
服食药物，如能“阴阳相济”，固可疗疾得福；反之，若阴阳偏胜，则
必招祸。李时珍分析了许多因药性偏胜而造成危害的典型医案，以警世人不
可违背阴阳调摄的法则。
饮茶，这是人们通常的嗜好，从中医学看来，茶乃阴中之阴，脾胃虚弱
之人，饮之过量，将招来阴气偏胜，元阳受损的危害。《茶·发明》阐述这
一道理说：
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
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
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
——校点本第三册，第1872 页
脾胃火盛之人，饮茶可泻火，对调摄阴阳有利，故“相宜”；脾胃虚弱者，
饮茶过久，会造成阴气偏胜，阴阳失调，则有害。莫道清茶一杯，无关宏旨，
一经李时珍发明，知其中大有阴阳妙理。
魏晋时期，不少风流名士，为求健康长寿，讲究服“寒食散”。其中含
有大量石钟乳，刚服时，形体壮盛；久服，不少人反遭夭折。李时珍分析石
钟乳的特性，指出久服必孤阳偏胜，营卫不从，自招恶果。《石钟乳·发明》
写道：石钟乳，乃阳明经气分药也。其气熛疾，令阳气暴充，饮食倍进，而
形体壮盛。昧者得此自庆，益肆淫佚，精气暗损，石气犹存，孤阳愈炽。久
之营卫不从，发为淋渴，变为痈疽，是果乳石之过耶？”（校点本第一册，
第564 页）
石钟乳是阳性药物，阳气衰弱者适当服用，可以救衰补偏，生调合阴阳、
壮盛形体之功。常人久服，反将破坏阴阳协调，造成“孤阳愈炽”的不良后
果。李时珍用阴阳学说，分析了历史上许多名士服用“五石散”而折寿的症
结所在，发人深思。
为了弄清某些药物阴阳属性的来由，李时珍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得出
令人信服的结论。
鹿茸属阳，麋茸属阴，这是什么道理呢，过去人们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李时珍进行深入考证，发千古之秘。
沈括《梦溪笔谈》指出，《月令》日：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阴阳
相反如此。李时珍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引证说：“按熊氏《礼记疏》云：
鹿是山兽，属阳，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阴气角解，从阳退之象。麋是泽兽，
属阴。情淫而游泽，冬至得阳气而角解，从阴退之象。”（《鹿茸·发明》
校点本第四册，第2847 页）这说明鹿茸与麋茸阴阳性味不同，由于山居、泽
居之别。他得出结论说：“鹿之茸角补阳，右肾精气不足者宜之；麋之茸角
补阴，左肾血液不足者宜之。此乃千古之微秘。前人方法虽具，而理未发出，
故论者纷坛。”（《麋角·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861 页）
李时珍坚持阴阳学说来解释药理，终于“发千古之微秘”，这同他坚持
正确的历史考证方法，善于集古人论说而融会贯通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李时
珍还依照气味厚薄划分药物阴阳属性的原理，对许多药物作出新论断，使有
关药物治疗功效的分析，更具有说服力。
他用阴阳学说，论断五灵脂治血病、止痛的功效。写道：“五灵脂，足
厥阴肝经药也。气味俱厚，阴中之阴，故入血分。肝主血，诸病皆属于木，
诸虫皆生于风，故此药能治血病，散血、和血而止诸痛。”（《五灵脂·发
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643 页）
在《枇杷叶·发明》中，李时珍根据阴阳学说论断此药的下气功效。写
道：“枇杷叶，气薄味厚，阳中之阴。治肺胃之病，大都取其下气之功。气
下则火降痰顺，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渴者不渴，咳者不咳矣。”（校点
本第三册，第1797 页）
李时珍对“地浆”治疗中暑霍乱的奇效作过研究。将地浆列为药物，起
于《名医别录》。陶弘景将其列入下品，他说：“掘黄土地作坎，深三尺，
以新汲水沃入揽浊，少顷取清用之，故曰地浆。”李时珍说，地浆气味甘、
寒、无毒。在“主治”栏中称它能“解一切鱼肉果菜药物诸菌毒，疗霍乱及
中喝卒死者”，为什么一种普通单方，会有如此神奇功效呢？李时珍根据文
献作了进一步考证。“按罗天益《卫生宝鉴》云：中暑霍乱，乃暑热内伤，
六神迷乱所致。阴气静则神藏，燥则消亡，非至阴之气不愈。坤为地，地属
阴，土平，曰静顺。地浆作于墙阴坎中，为阴中之阴，能泻阳中之阳也。”
（《地浆·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406 页）
李时珍从处方施治的原则，到药物性味的分析，无不着眼于阐发《内经》
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千古定论，和“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
期”的治疗法则。在他看来，千疾百病来自一个总根源，即阴阳失调，或一
方有余，或一方不足，造成阴或阳的偏胜，导致生理机能失去平衡。为治之
道，尽管千方百药，不外乎以阳治阴，或以阴治阳，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
药，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总之在创造一定条件，促成阴阳转化，达到阴阳
协调平衡的目的。
李时珍的阴阳调摄思想，是对《内》、《难》以来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也是古代阴阳对立统一思想的创造性运用。由于他能结合医药实践对阴阳学
说进行具体阐发，使人们对这一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更易于理解
接受，从而对祖国医学理论的整体观念和原始系统论思想领会更为深刻。
三、造化之机显示五行生克
李时珍在进行医学、药学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五
行学说。他继承《内》、《难》以来的医学理论体系，把五行学说同元气学
说、阴阳学说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这一自然观不
言而喻，是同古代辩证法思想结合在一起的。
李时珍运用五行学说阐述人同自然的关系，人体内部脏腑机能的关系，
以及医疗准则、方药性能特征等。五行学说成为他总结自己的医药实践知识
的理论武器；同时，他在医药实践中，对传统哲学中的五行思想又作了重要
发展。《本草纲目》成为我们研究16 世纪朴素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珍贵文
献。尽管五行学说同阴阳学说一样，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受到种种歪曲，蒙上
了厚厚的一层唯心主义的尘雾，李时珍却独具慧眼，透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的迷雾，而剥取其朴素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