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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火用木炭、芦苇为佳若发汗药，必用紧火、热服。攻下药，亦用紧火煎熬，下消黄
再煎，温服。补中药，宜慢火，温服。阴寒急病，亦宜紧火，急煎服之。
——校点本第一册，第56 页
这里强调煎药须分“紧火”、“慢火”、“急煎”、“再煎”，不可“太
过”、“不及”，都是用模糊的语言作量的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取火
煎药最好用木炭、芦苇、枯竹，它关系到火候与药物质量的关系。因为这类
燃料火力不猛，易于控制文武火候。李时珍说：“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
修治如法，而煎药者卤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观夫茶
味之美恶，饭味之甘餲，皆系于水火烹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药须用
老成人，以深罐密封，新水活火，先武后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者。火用
陈芦、枯竹，取其不强，不损药力也。”（校点本第一册，第419 页）由烹
饪之得失，决定茶饭之美恶，类此而知“先武后文”煎制得法，药方有效：
“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足见火候同药效之间存在量同质的相互关系。
用陈芦、枯竹取火，之所以不损药力，正是利用其武火、文火易于控制调节。
取火物的质量，影响火力和药物的质量，如此论述，饱含朴素辩证法的质量
观。
李时珍在论述处方配药、因人施药、焙制方药问题时，处处考虑到量和
质的辩证关系，坚持质与量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对传统哲学中质量相互转
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作了生动地运用与发挥。
五、执常御变的常变统一思想
“常”和”变”是李时珍经常运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史上，“常”，
反映事物的常规性，即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变”，反映事物的变动性，
即事物发展的特殊表现。李时珍不管论病、论药，经常考虑一般的、普通的
原则，在特殊条件下如何具体运用。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反对不知权变的
形而上学。
李时珍告诫人们，随着社会的进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医药卫生条件多
有不同，医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药物也古今多异，绝不可以一般原理
原则，硬套千变万化的病变，用一种药方普治百病；患者或生豪富之家，或
生贫贱之家，虽同病亦须异治；人们的脏腑总有偏胜，就病施药不可一概而
论。医家的医术高明与否，全看能否执“常”以应“变”。
就药物而言，五味四气是固定不变的，但不同药物相反相成，千变万化，
未可执一；同一药物，有人用之如神，有人用之无效。常中有变，变中有常，
药理奥妙，运于一心。患者虚实有别，用药亦当有异。药物归经各遵其常，
但可随配伍不同而改变其归经，此又常中有变。医家若不精通“常”与“变”
的辩证关系，犹如盲人骑瞎马。李时珍论医、论药，常能医药结合，知其常
而窥其变，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掌握必然以驾驭偶然，真所谓常谈中见妙理，
死法中知活法。格物以穷理，通权而达变，后之名医国手无不为之折服。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一逆一从，或正或反，这就有常有变。正治，
逆病证用药，是常；反治，从病症用药，是变。所以李时珍说：“虽然岁有
四时，病有四时，或春得秋病，或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
宜，又不可泥一也。”（《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 页）主张坚持
辩证的常变观，克服“泥一”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同一病证的患者，年龄有少、壮、老之别，血气有盛、衰之分，对证投
药当区别对待。李时珍引用张仲景的思想予以阐述道：
凡人少、长、老，其血气有盛、壮、衰三等。故歧伯曰：少火之气壮，壮火之气衰，盖少
火生气，壮火散气，况衰火乎？故治法亦当分三等。其少日服饵之药， 于壮，老二时皆须别处，
决不可忽。
——校点本第一册，第52 页
“血气”有盛衰之分，“治法”当少壮有别，这是一般原则，通权达变，全
在医家临证具体运用。李时珍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对以上原理，体会良深。
关于常山蜀漆的应用，即是一例。
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为治疟要药。李时珍认为，尽管是常
用要药，使用时也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同样是疟，病原却大有区别。“有六
经疟，五脏疟，痰湿，食积，瘴疫鬼邪诸症。”但就总体而论，“无痰不作
疟”。常山、蜀漆于“驱逐痰水”正有特效。“用之得宜，神效立见；用失
其法，真气必伤。”李时珍认为应用常山蜀漆劫痰截疟，须在发散表邪及提
出阳气气之后，“须分阴阳虚实，不可一概而论也”。（《常山·蜀漆·发
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51 页）这一论述表明：常山、蜀漆可截疟，此乃药
之常性；但疟有诸类，患者有阴阳虚实之别，此事之“变”。常变结合，因
人施治，这才符合辩证法原则。
患者有贫富差别，生活条件大异，致病原因诸多不同，病当因人而治。
李时珍引用张仲景的论述来阐明这一思想说：“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食
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歧伯举四治之能。且如贵豪之家，形乐志苦
者也；衣食足则形乐而外实，思虑多则志苦而内虚，故病生于脉，与贫下异，
当因人而治，后世医者，委此不行，所失甚矣。”（校点本第一册，第52
页）
人们的脏腑禀赋不齐，身体素质不同，一般常理，在有些人难免出现例
外。附子乃毒药，非危病不可用。有的人只服用少量，即发热不堪；可是也
有人长期服用而健康异常。李时珍举了两个具体事例，证明这种例外性。一
是荆府都昌王，”体瘦而冷，无他病。日以附子煎汤饮，兼咀硫黄，如此数
岁”。二是蕲州卫张百户，“平生服鹿茸、附子药，至80 余，健康倍常”。
根据这些特殊事例，李时珍得出结论说：“若此数人，皆脏腑禀赋之偏，服
之有益无害，不可以常理概论也。”（《附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62
页）
一剂方药不能治众人之病，众病不可以一理概论。常其所常，变其所变，
常与变的辩证统一，乃神医妙术之绝奥，故李时珍十分推崇寇宗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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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心不同， 脏腑亦异。欲以一药通治众人之病，其可得乎？
——校点本第一册，第52 页
“病当别论”，“理当别药”，强调对具体病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既
坚持一般原则原理，又区别特殊情况，这叫守“常”而迎“变”。企图“一
药通治众人之病”，是不通常变的庸医。
苦参、黄檗，皆能补肾，在于二药之苦能燥湿，寒可除热，这是一般的
原理。但运用之时，尤须斟酌情况。若不看患者的特殊情况，一概而论，是
会害人的。李时珍指出：苦参、黄檗补肾，“惟肾水弱而相火胜者，用之相
应；若火衰精冷，真元不足及年高之人，不可用也。”这就说明常中有变。
运用苦参黄檗，本意在于补；如不通常变原理，本求滋补延寿，反致促其夭
亡。根本原因正如《素问》说：”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久而增气，物
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李时珍引用王冰的观点，进一步阐发道：
“久服黄连、苦参而反热者，此其类也。气增不已，则脏气有偏胜，偏胜则
脏气有偏绝，故有暴天。”（《苦参·发明》校点本第二册， 799 页）本
为滋补，反遭“暴夭”，岂不可悲？
十剂之中，有所谓“燥剂”，其功效在于去湿。李时珍首先分析了湿的
类型，指出“湿有外感，有内伤”。因此，逐湿采用的燥剂，可分以下数种。
“风药可以胜湿，燥药可以除湿，淡药可以渗湿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
之；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校点本第一册，第63 页）这就是关于燥
剂的“常”与“变”的诸种关系。各项具体措施必须建立在具体分析的基础
上，困人而异。人们只有对同类病证有广泛的认识，才能从中概括出一般规
律。“十剂”、“四时用药例”，都是属于药理之“常”。《本草纲目》中
所列的经方、时方、验方等，是在“常”理指导下的具体运用。名医辨证论
治，正是执常以应万“变”，万变不失其“常”，坚持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
思维方法。
李时珍用常变统一思想论药，指出药理有常，用之则千变万化。药有五
味、四气，这是药物的“本性”，它是一定不变的，是为“常”。不同配伍，
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方剂，这就是它的“变”。七方、十剂固然有其常则，
对于人体的功效或补或泻，因人而异，更不可执一。故李时珍说：“甘缓、
酸收、苦燥、辛散、咸软、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也；其或补或泻，
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性；其于五脏补泻，
亦迭相施用也。”（《五脏五味补泻》校点本第一册，第78 页）
《神农本草经》谓药有“七情”，不只相须、相使者可以同时使用，相
畏、相杀者，相恶、相反者也可同时使用。李时珍指出药物的配伍，“有经
有权，在用者识悟尔”。（校点本第一册，第66 页）如果医家对相畏、相杀、
相反的药物，一概拒绝配合使用，那就是株守常格而不识权变的庸医。李时
珍引用陶弘景的话论述这一思想说：“凡检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如
仙方甘草丸有防已、细辛，俗方玉石散用栝萎、干姜之类，服之乃不为害。
半夏有毒，须用生姜，取其相畏相制也。”“牛黄恶龙骨，而龙骨得牛黄更
良，此有以制伏故也。”（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这都是“有经有权”的
典型方剂。坚持这种观点论药。可谓得其枢要。
某些药物治某些疾病有特效，人们因其有特效而忽略其适应范围，结果
往往出乱子。
紫草，味甘咸而气寒，其功效长于凉血、活血、利大小肠，人心包络及
肝经血分，是治痘疹的良药，这是它的一般性。但在投用的时候务须慎重考
虑其特殊条件。李时珍说得明白：“痘疹欲出未出，血热毒甚，大便闲涩者
宜用之：已出而便闭者，亦可用。若己出而红活，及白陷，大便利者，切宜
忌之。今人不达此理，一概用之，非矣。”（《紫草·发明》校点本第
二册，第763 页）只知紫草治痘疹的共性，不顾患者痘疹已出未出，大便或
闭或利的特殊情况，死守教条，违背通权达变的原则，是容易坏事的。
石膏，气味辛，微寒。主治中风寒热、头痛身热，三焦大热，肺热胃热，
中暑潮热等。其性之常，在于祛热。然而临床用之祛热，则或效或不效，其
中大有文章。《名医别录》载，睦州杨家女，病骨蒸，内热外寒，众医不治，
某名医用白虎汤（以石膏为主药），一剂而热除。广济林某年50，病痰咳发
热，某医家嘱用石膏，热未除而咳益频，终至不起。李时珍根据这一正一反
两个医案总结道：白虎汤祛热，“此皆少壮肺胃火盛，能食而病者言也；若
衰暮及气虚血虚胃弱者，恐非所宜”。林某服之病至不起，“此盖用药者之
音也”。（《石膏·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45 页）只知石膏能去热，不
问患者年岁少壮，胃气盛衰，一概用之，正是知常不知变的瞀瞀者。
二贤散，由桔皮、甘草、盐花合成，朱丹溪变更为润下丸。冶一切痰气
有特验。如果只知二贤散治痰气的常理，而不达其变，不免受害。李时珍指
出：此剂“惟气实人服之相宜，气不足者不宜用之也。”（《黄桔皮·发明》
校点本第二册，第1788 页）这说明欲知药物对患者当用不当用，须先别患者
气之虚实，此之谓常变结合。二贤散如此，他剂何独不然。
在药物归经问题上，也存在常变妙理。李时珍对药物归经理论的重大发
展，就在于论述了药物的归经可随不同的配伍而改变。常山、蜀漆（即常山
苗）乃劫痰截疟要药。李时珍指出：它的归经特性，可随佐使而改变，“得
乌梅、鲮鲤甲则入肝；得小麦、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
附子则入肾；得草果、槟榔则入脾。”（《常山·蜀漆·发明》校点本第二
册，第1151 页）不知常山、蜀漆因配伍不同而归经有别，只知其有截疟之功，
是知常不知变。如此投药，为名医所不取。
庸医不通常和变，认为一药可以通治百病。李对珍对此作了正确批评。
如育礞石，气平味咸，其性下行，乃厥阴之药，治痰气有特效。痰之产生，
由于肝经风木太过，来剋脾土，气不运化。积滞生痰，壅塞上中二焦，变生
风热情病，故宜用此药，“使木平气下，痰积通利，诸证自除。”礞石虽有
祛痰而除诸证的良效，并非能冶百病，李时珍指出，“止可用之救急，气弱
脾虚者不宜久服。而王隐君则谓，痰为百病。不论虚实寒热，概用滚痰
丸（按：以礞石为主药）通治百病，岂理也哉？”（《礞石·发明》校点本
第一册，第612 页）不分虚实寒热，企图用一药治百病，这是既不知常又不
知变的典型的形而上学思想。
蜂蜜也是一种良药。它不冷不燥，生用凉，熟用温，得中和之气，故十
二脏腑之病，无不相宜。如果只知其利，不明其弊，也会受害。李时珍根据
临证经验指出：“但多食亦生湿热虫，小儿尤当戒之。”（校点本第四册，
第2218 页）不少人溺爱幼儿，多喂蜂蜜，结果影响幼儿健康，这是知常而不
知变的恶果。由此可见，愈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药物，尤当特别留意。久服良
药，亦生弊端，暗受其害，还莫明其妙。李时珍对人们常见常用的一些药物
留心研究，往往参其常变，发前人之未发。他不为前人阐明的常理所感，更
不泥于一家之言，严防对病症、药物一概而论。在常理之中悟出特例，于概
论之下别其分寸，既知常又知变，坚持了朴素辩证法思想，故能对祖国药学
的发展作出独到的贡献。
第十章 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
创作光辉的科学著作，没有正确的认识路线作指导，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在认识上得益于传统哲学唯物主义经验论。传统哲
学中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是李时珍研究医学、药物学，从事科学创造的
思想武器，它指导李时珍在攀登祖国医学科学高峰的险途中不致迷失方向，
进而取得辉煌的胜利。
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指引李时珍在药物学研究过程中循
名责实，明体达用，注重实践，勤干调查，遇物必格物穷理，审其虚实，坚
持知行统一的原则、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用科学的方法，探讨病理、
医理、药理，征服疾病，拯救急难。
李时珍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盛行的陆王心学的
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对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贡献也很突出。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李时珍研究医药注重从实际出发，讲求名实统一，循名责实。“名”和
“实”是传统哲学中一对认识论范畴。“实”，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它是第
一性的；“名”，是关于客观事物的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它是
第二性的。循名责实是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它要求名与实一定要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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