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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虚实标本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
等。李时珍之所以集中介绍和注释这些著名医家的成果，并特意将这些内容
列在《本草纲目》的最前面，作为自己的科学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用心
不外两个方面：
第一，利用前人科学研究成果，提高自己的医药思想水平，作重修本草
的理论准备，以便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对每味药物进行分析研究时，
从总的理论原则上有所依循，而不致陷于烦琐。
第二，以医药界的前贤为榜样，勉励自己，并昭示后学者。在对每味药
物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不可只沉湎于细则，尤须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不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堕烟海而迷失指归。善于综合归纳，才能掌握一般
原则或规律。
总之，李时珍的这一思想明显地告诉人们，要注重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
合，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李时珍对《神农本经名例》的注释，充分显示了他对分析与综合的灵活
运用。《本经名例）总结了汉代以前千百年医药实践经验，语言过于简练，
后人不易理解。李时珍广征博引，逐条加以阐释，其中凝结着他自己长期医
药实践的经验。用自己的经验去充实发展了古典文献。
《本经》中有一段话，讲药物之间的关系，说药有”七情”。写道：“有
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
凡此七情，合和视之。”李时珍对于古人从大量事实中综合概括出来的“七
情”原理，作了精湛的注释。他说：独行者，单方使用，无须辅助；相须者，
同类之药，不可相离；相使者，彼可为我之佐使；相恶者，有彼则夺我之能；
相畏者，我受彼制伏；相反者，两者不可相合；相杀者，以此制彼之毒。但
他进一步指出：“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
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
识语尔”。（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从科学方法上来衡量，这一段注释使
用了三重综合法。从千百种药物的相互关系中，概括出“七情”，是第一步
的综合；从”七情”中概括出帝道、王道、霸道三大原则，是第二层综合；
无论对于帝道、王道、霸道，都要求“有经有权”，灵活运用，这是从哲学
原理上作出总结，属于更高的综合。
李时珍对徐之才创立的“十剂”说，作了详细的注释。在注释中，有分
析、有综合，尽量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使注释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他对“补
剂”的注释，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
经云：不足者补之。又云：虚则补其母。生姜之辛补肝，炒盐之咸补心，甘草之甘补脾，五味
子之酸补肝，黄檗之苦补肾。又如获神之补心气，生地黄之补心血；人参之补脾气，白芍药之补脾血；
黄芪之补肺气，阿胶之补肺血；杜仲之补肾气，熟地黄之补肾血；芎劳之补肝气，当归之补肝
血之类， 皆补剂，不特人参、羊肉为补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61 页
引证经典论述，重申“虚则补其母”的原则，这是对施治方法的高度综合概
括。指明不同脏腑之病，须用不同药物补之：血虚与气虚不同，补药尤有区
别，这是进行了具体分析，使“虚则补其母”的原则得以具体贯彻。最后指
出，只要药能对证，那怕是生姜、炒盐、五味子，都是补药，不只人参、羊
肉是补品。这是从药随病使的原则对补剂作了高度概括，在分析的基础上得
出了综合性结论。批判了多食人参、羊肉为补的世俗之见，令人信服。
李时珍特别阐发了《黄帝内经》关于顺天时用药的原理，标名为《四时
用药例》。他首先指出：”顺春升之气，宜用薄荷、荆芥之类辛温之药；顺
夏浮之气，宜用香薷、生姜之类辛热之药；顺秋降之气，宜用芍药、乌梅之
类酸温之药；顾冬沉之气，宜用黄芩、知母之类苦寒之药。”其所以如此，
这是“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同时指出：《内经》讲过春季省酸增甘以
养脾气，夏季省苦增辛以养肺气，秋季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季省咸增苦以
养心气。为何又同上述原理有些差别？这是“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
以体天地之大德也”。经过正反两方面分析，指明顺天时用药所应注意的两
个方面。既要顺时养和，又要防其太过，把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
用。就是李时珍利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而获得的“四时用药例”的精神实质。
四时用药例，分析时令的变化，药物的功效，药物的配伍，以及人体脏腑机
制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将各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得出一般的结论，然
后归纳为总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李时珍辩证地利用分析综合方法所取得
的科学成就。
四、批判继承
《本草纲目》将上下数千年积累的医学、药学成果冶于一炉，正可谓吞
吐百家，推陈出新。在研究过程中，李时珍熟练地运用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方
法。为修订本草，他参考了历代本草著作41 种，医家著作277 家，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如蜜蜂之采百花以酿蜜。每个问题的分析，总是从前人已有的研
究成果出发，经过周密思考，反复验证，或淘汰陈说，或加以修正，或自出
心裁。既重视批判继承，又着眼于新的创造。
本草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内容的不断更新。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医药卫生条件不断改善，药物数量在不断增加，
人们对药物的认识也日益精细。最初的《神农本草经》，收录药物只365 味，
简单地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味药物下所作的说明多则几十字，少则几字。
梁陶弘景撰《名医别录》新增汉魏以来医家所用药物365 味，本草总数翻了
一番。唐代苏恭等以《别录》为蓝本增订为《唐本草）。又增药114 种，分为
十一部。宋代唐慎微将《唐本草》以后数种本草著作综合而编成《证类本草》，
所收药物已达1000 多味了。李时珍以《证类本草》为底本，增加了新药374
种，总计药1892 味（实为1897 味）。对每味药物产地、形态、修治、气味、
主治、附方的认识日益精细，充分表明药物学在批判继承中不断更新、充实、
发展。李时珍对医药学文化遗产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和方法，对本草学、医
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推陈出新，发展本草学
在研究每一味药物时，李时珍总是首先参考诸家本草，掌握先行资料，
考校诸家异同，然后用自己观察、试验取得的新资料，加以参证。他原原本
本地保留了诸家本草的原始资料，不埋没前人研究的成绩和独到贡献；但决
不满足于罗列前人陈说，总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实以新的内容。对前人
的见解，正确的加以汲取，不全面的加以补充，错误的加以纠正。《本草纲
目》的“集解”一栏，多陈述前人主张：“发明”一栏，多标示自己独到之
见；”正误”一栏，多纠正前人谬误之说，同时断以己见。《本草纲目》全
书字里行间渗透着李时珍在批判继承中发展本草学的严谨学风和独创精神。
对于每一味药物的气味，李时珍是十分留心的，因为它关系到药物的主
治功效，关系到药物经不同配伍而产生的新功效。例如枸杞一药，从形态到
气味有四家不同记述。《本经》只标枸杞之名，未指明是用枸杞之根、茎，
还是叶、子，部位不明。《名医别录》略加区别，指明根大寒，子微寒，似
乎枸杞是指根。《药性论》说，枸杞甘、平，子、叶皆同，似乎枸杞是指苗。
至《本草衍义》，则明言枸杞是梗皮。李时珍根据以上不同记载，认真分析
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写道：
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
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
——《枸杞·气味》校点本第三册，第2112 页
《本草纲目》全书，大都采用这种格式，先述诸家异同，然后作出自己的判
断。“发前人未到之处”，是李时珍为自己提出的科学要求，即不袭前人巢
穴，而推陈出新。
关于茜草的药用功能，《名医别录》和日华子的见解恰好相反，一言益
精气，一言泄精。李时珍详加分析，指出：“茜草，赤色而气温，味微酸而
带寒。赤色人营，气温行滞；味酸入肝而咸走血。手足厥阴血分之药也。专
于行血和血。”同时批评二家说：“《名医别录》言其久服益精气、轻身。
日华子言其泄精。殊不相合，恐未可凭。”（《茜草·发明》校点本第二册，
第1311 页）
李时珍的批判继承精神，表现在对前人正确的地方，不管是方士、僧人
之言，还是民谚俚谣，都加以肯定：如有错误，即使是名家也予以严肃批评。
例如对竹笋的性味，一位僧人的观点就比一位著名医家正确，李时珍肯定前
者而批评后者。他说：“笋性滑利，多食伤人。僧家谓之‘刮肠篦’，即此
义也。丹溪朱氏谓大寒，言其功不言其气，殊悖于理。谓大寒为气，何害于
功？”（《慈竹沥·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2168 页）
李时珍注意收集民间验方、单方，予以细心研究，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
《玉函方》中介绍了仙人王子乔服用甘菊长生的验方，说在每年三、六、九、
十一月的上寅时，分别采取菊的苗、叶、花、根茎，将四者捣末为丸酒服。
服百日，身轻；服一年，发由白变黑；服二年齿落再生；服五年，能活80
岁以上。李时珍并不因其为方士的宣传而轻易抛弃。他认真加以研究，肯定
菊花保健、抗老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指出：
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
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
——《菊花·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931 页
据现代医学临床试验的结果，菊花治高血压有很好的疗效，46 例中35 例血
压降到正常。治冠心病也很有效， 61 例中80％都有效，其中43。3％效果
显著。菊花确是延年益寿的珍品。①
批判继承方法，是历史科学常用的方法。关键在于对先行资料作客观的
科学分析，法古而不泥古，疑古而不沦于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方法之所以能
推进科学发展，在于它使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推故而别致其新，把前人的不同
见解，作为自己前进的基石，视为创立新思想、新理论的诱导物。李时珍对
泽泻的研究就是如此。
古方肾气丸中有泽泻。泽泻在此方中居于什么地位，起何作用？前人众
说纷坛。有人认为它只起引导作用，即引桂附等归肾经；有的认为它起泻的
作用；有人认为它起补的作用，补虚损五劳。李时珍经过深入考察，对三种
不同主张加以评断，肯定张仲景用泽泻，是为了“泻膀胱之邪气，非接引也”。
他不是简单地作个评断了事，进而从哲学上讲明补和泻对立统一的道理，他
说，前贤用补药，必兼泻药。去其邪，补才生效，补泻兼施，乃制方中对立
统一的奥理。如果一味施补而不兼泻，就会走向极端，产生偏胜之害。《泽
泻·发明）写道：
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刚补药得力，一辟一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
久服必致偏胜之害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1350 页
李时珍惯于通过某一具体药物性能的探讨，悟出一则医药学上的妙理。
结合具体问题，分析处方配伍中的哲理，令人倍感亲切，易于接受和理解。
医学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在李时珍的著作中，这种
精神表现得很突出。
（二）阐幽发隐，发展医学思想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只对本草学有许多新贡献，对医学也时时
发表创见。他的医学创见，多是从常识中悟出妙理，对古方加以新用，继承
先贤研究成果而来。有些古代医学原则，一经他的阐发，别开生面，使人茅
塞顿开。
比如，在对证施药上有两句口头禅，叫做”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
是使用麻黄汤和桂枝汤的常识。最早由汉代张仲景提出，历代医家普遍应用。
至于为什么如此，正如李时珍批评的“历代名医解释，皆随文附会，未有究
其精微者”。（校点本第二册，第1009 页）李时珍从这一常理中，“究其精
微”，得到“与昔人所解不同”的独到心得。他认为：“麻黄汤虽太阳发汗
重剂，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也。””桂枝（汤）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
脾救肺之药也。”这两条新结论，是他经过反复实践和深入研究而取得的，
乃名医妙解，决非平庸之辈所能道出。
无汗用黄麻，是因“寒伤营，营血内塞，不能外通于卫。卫气闭固，津
液不行，故无汗发热而增塞”。既然无汗的根源在于卫气闭固。由于皮毛外
闭，邪热内攻，无汗而发热，根据肺主皮毛，而辛走肺的原理，看出麻黄汤
的实质在于“散肺经火郁”。
有汗用桂枝，是因“风伤卫，卫气外泄，不能内护于营。营气虚弱，津
液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既然有汗的根源在于营气虚弱，津液不固，
原因还在于卫气外泄，不能护营。根据脾主营，肺主卫，泄木以固脾的原理，
可以肯定桂枝汤的作用，实质在于”理脾救肺”。
这说明看问题不能只根据有汗、无汗、恶寒、恶风等表面现象，还当从
脏腑机制上去找原因。对药剂也不能就药论药，只求表面效果，还须以脏腑
病机为纲，从保持人的生理机能内在平衡的整体观念出发，才能正确判断某
一方药的实质。李时珍创造性地运用批判继承方法，从古代名医的既成结论
出发，独运匠心，苦索精恩，终于阐发出”千古未发之秘旨”。（《麻黄·发
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09 页）
李时珍对《伤寒论》中的大黄黄连泻心汤所主的脏腑病机，也作出与众
不同的新解。成无己在注释此方时，认为是用“大黄黄连之苦寒，以导心下
之虚热”，肯定此方功效在泻心的虚热。李时珍从临怔经验出发，纠正了这
一名家定论。他解释说：“张仲景治心下痞满，按之软者，用大黄黄连泻心
汤主之。此亦泻脾胃之湿热，非泻心也。”（《大黄·发明》校，点本第二
册，第1117 页）他把大黄黄连泻心汤的主治功效订正为泻脾胃湿热，既继承
了张仲景传下的宝贵经验，又纠正以往的错误理解。法古而创新的科研精神，
值得效法。
李时珍对前人经验的批判继承，还表现在古方话用方面。古人留传下许
多治病的单方、验方，是医家的共同财富。运用得当，可生奇效。李时珍留
心前人经验，时有新的发明。
他从朱真人《灵验篇》读到一病案：有人患风湿数年，医家令掘一上坑，
让患者坐坑内，解衣，以热汤淋之，淋到一定时间，再以竹簟盖上，令其发
汗。患者经此发汗，病就好了。这一方法的特点是不用药物，只用热汤通其
经络。李时珍借鉴此法，治愈类似患者。他对这一方法作了改进，“治寒湿，
加艾煎汤，治风虚，加五枝或五加煎汤淋洗。”（《热汤·发明》校点本第
一册，第407 页）借用古人方法，又不生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