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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徐海东同志只说了一句，“我是湖北孝感的窑工。”一切其他的话，都是谈的战士的疾苦。他是这么叫个一刻不忘他的同志们的痛苦的将领。他使人感到：虽然他的家人全受了难，自己负了八次伤，最近又吐了两个礼拜的血，但这一切的不幸似乎都比不上目前他的同志们的痛苦。“在这样冷的天气，”他说，河北正月的天气常常在冰点以下二十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棉衣，还穿着单衫。我们一个连，只有两件棉大衣，是给放夜哨的哨兵交换来穿的。”
我听说，正太路南面给他们预备了一千多件大衣，但是运送的时候，需要过多的牲口，很难过铁路。他们原可以买到布，自已来做，但是没有钱。
“我们三个月没有发饷了，”徐继续说，“我们的战士，要吸一点土烟，都没有零钱。我们总是用‘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来克服一切困苦和艰难。战士们在这个口号下面，情绪都很高。洪子店的战事，我们站在有雪的山头上的同志，手冻得扳不得枪机，但还是站着，没有退一步。”
徐的部队是忍受了极大的艰苦的部队，同时也是极强韧极勇敢的部队。抗战以来，他们从雁北，从繁峙、代县，打到崞县、原平，再打到孟县，再打到河北，转战几千里，象游龙一样。在平型关，在魁关岭，在洪子店，几次打败了敌人，而他们的战士却没有零钱买一点土烟；在雪山之上截击敌人的时候，因为衣服太单薄，手竟冻得扳不得枪机。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打击敌人。“抗日高于一切”，高于一切生活的问题，高于一切个人的痛苦。
在我们来到徐的旅部的途中，遇见他的一团人，开往前线去。战士们胸前佩着一个或两个手榴弹，背着步枪和军毯，还背着一个白布口袋，装的小米，是他们四天的粮食。去吧，祖国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胜利！你们的武装不完全，口粮不丰富，但以你们的勇敢，你们是可以缴到敌人的枪械、子弹、罐头和饼干的。“我们的兵工厂在东京”，“我们的粮站也是在东京。”
到夜深，徐去了。我就残烛的余光，在我的日记本子上写了下面几句话：“二十六日晨到徐海东同志的驻地。与徐谈甚洽。他是湖北孝感的窑工，有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非常的勇敢。他的部属都信赖他，而且爱他。是稀有的工人出身的将领。有满含智慧的大眼睛和以前很结实、现在因为负伤过多而变得虚弱了的身体。他爱骑马。为了驰马，曾跌掉两颗门牙，现在补上了。
“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滹沦河畔的梨子好吃，水汪汪的，而且清甜。小花生却不行。”
有一件事我没有记在日记里，心里却还没有忘记。卡尔逊替徐拍好小照后，我们在充满阳光的田间散步。河北的西部多荒山，大概还是太行山的余脉罢。在冬天，北方的山野，只有黄色的尘沙和黄色的山地。麦子还没有长起来，点缀于田野间的唯一的青色的东西，是扁柏树。
“这地方，这一种树多。”徐说，他忽然注意了自然景色，而且由于这一注意，奇妙地联想到了人的年纪。田守尧同志的年纪他知道，他又问了我的年纪。
“你多大了？”我问他。
“三十八岁，老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奇异。
“不是事业已经开始了吗？”我老实地反问了这么一句，这无异于同意他是“老了”。
实际上，谁都知道，象他这样的年纪，在我国还不算老，在别国，更有人生四十才开始的成语。使他感到老的，显然是长久的中国的苦难。多少年来，特别是现在，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他和象他一样的人们不绝地埋头在困苦艰难的斗争里，不知道昼夜，不知道休息，一旦有间歇，偶然地抬起头来，才惊讶着消逝于困难的环境之中的生命，是这样的多了，由于这个引起的超越了实际年龄的一时间的苍老的感觉，也是自然之理罢。
第二天，他要转移了，我们也要到别的地方去，紧紧地一度握手后，我们分路了。在他的部队的中段，他和田守尧同志并排地在马前走着。这时候，他又是一个英武的将军了，和昨天完全两样。
当我回到南边时，已经是春天了。平汉车过孝感时，我看见车窗之外，在我们的窑工的故乡，梅花已经开放了。而在他现在所在的北方，还是雪吧？凭着这薄暮里雪白的梅花，祝福还在雪中的北方的战士，祝福我们的英勇的窑工。
忆父亲徐海东在淮南 徐文伯1956年8月底，父亲从大连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抽出开会前的空隙时间会见了我父亲。他们已有17年没见面了。父亲多么想立刻见到多年未见的毛主席呀。
当父亲见到毛主席时，即整装立正，响亮地喊了一声：“报告！”并向主席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毛主席满脸笑容，伸出双手同父亲紧紧相握，说：“海东同志，你好呀！”父亲激动地说：“主席，您好呀！”接着，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说：“主席，在延安您交给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我感到十分惭愧。”主席笑着说：“海东同志，不是你没有完成任务，是你病了嘛！”父亲参加革命后，党交给的重大任务，他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团结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出色地完成的。为什么这次见到毛主席时，讲没有完成任务呢？事后，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父亲像讲故事一样，回忆了这段情况：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刘少奇同志到华中任中原局书记，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当时，毛主席找我父亲谈话，征求意见，问他是回华北工作呢还是到华中工作叹亲认为共产党员应服从党的需要，一切听从党安排。他向主席表示说：“我到哪里：正作由党决定，不管到哪里工作，我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后来，党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我父亲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
出发前，毛主席找我父亲单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指示我父亲，要他到华中的长期任务是打进大别山，把原来的鄂豫皖根据地恢复起来并要扩大，要大大地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父亲就是指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
一1939年9月15日，父亲抱病和曹荻秋、刘瑞龙、刘彬叔叔等40多位营以上干部，随同刘少奇伯伯告别了延安，奔向华中。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加紧推行《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控制延安派往新四军的人员。少奇伯伯只好化名胡服，以我父亲“秘书”的身份秘密前往中原局。父亲有公开身份，穿着佩戴少将军衔的制服，以党中央派出检查新四军工作的名义前往华中。当时国民党政府给的期限是3个月。父亲深感自己任务重大，他要龙潜和许震叔叔专门负责少奇伯伯的安全，自己也左右不离少奇伯伯。在公开场合少奇伯伯是我父亲的“秘书”。像演戏一样去表演，比指挥千军万马要难得多。但在少奇伯伯的指点和同行叔叔的协助下，总算胜利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的竹沟。
父亲因一路劳累、带病行军，到了竹沟后又陪同少奇伯伯夜以继日地工作，突然发生大吐血。休息10多天仍没有好转。少奇伯伯把留守司令部军医处长钟华叔叔找来，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后，说：“你看海东同志还可以走吗？‘钟华叔叔说：”从目前徐海东同志的健康状况看是可以随军行动的，但为慎重起见，我建议让他睡担架。“少奇伯伯表示同意，并说尸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海东同志是卓越的军事家，你们军医处一定要多照顾他。我命令同志们准备两副担架，轮流把海东同志抬着走。”少奇伯伯来到我父亲床前，父亲听说要抬着他走，急忙从床上翻身坐起，说：“我能走，可以慢慢走。”
少奇伯伯以往遇事总是用商量的口气同我父亲交谈，这次却用命令的口气说广你病情较重，一定要睡担架。“父亲只好听从少奇伯伯的命令，被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的几十位叔叔轮流抬着，向江北指挥部迸发。在途中，父亲的病情好转时就同叔叔们一起行军，又说又笑。父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充满深情厚意。他说：”我还能干几年，跟日本鬼子和顽固派打几仗，要告诉他们，过去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他又告戒自己和叔叔们，说：”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叔叔们对我父亲讲的这些话深表赞同。
在第一次召开的新四军第4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父亲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我们分别了五年，现在又要在一。起战斗了。我相信在中原局和少奇同志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二新四军第4、第5支队在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建立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日伪军对此感到严重的不安，于1939年12月下旬，由安徽全椒、滁县等地出动2000余人，向津浦路西之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之桂顽李本一部队闻讯逃跑。当时，父亲吐血不久，身体仍不好。得知这一情况，亲率第4支队在周家岗与日伪军激战，歼敌160余人，俘日军1名、伪军4名。战斗巾，国民党广西军李本一部的参谋长碰到了我父亲。他当时正为广西军不配合而逃跑在生气，因此痛斥这个参谋长贪生怕死，不抵抗，不抗日。这个参谋长不认识我父亲，态度骄横地说：“你是什么人？”父亲说：“我是徐海东。”这个参谋长马上一个立正，满脸陪笑地说：“报告副指挥，这是误会。这是误会！不知副指挥亲临前线，实在抱歉。”父亲看到他那副奴才相，瞪了一眼、没有理他，继续率领部队冲到前面去了。周家岗一战，迫使日伪军退回原防，我第4支队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这一仗歼灭日伪军虽不算多，但它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胜利，对进一步巩固和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造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也大大鼓舞了皖东地区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
父亲还讲到一件事：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在少奇伯伯主持下开会，讨论建立新根据地问题。有一位叔叔提出从3个团各抽1个营组建一支队伍，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父亲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认为3个团各抽1个营组建一支新的部队，这个意见不妥，是不懂军事的表现。因为要从3个团各抽一个营，他们互不了解，建立一支新的部队就会有很多困难，应该抽一个完整建制的部队去创造新的根据地。”讲过后，父亲意识到又失口了，不应该讲那位同志不懂军事。会后，父亲主动找少奇伯伯谈心，检查了自己在会上讲话的不合适。少奇伯伯语重心长地说广海东同志，你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直这是好的。但在工作中，多注意方式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要对方认识你的意见是对的，就要以理服人，尽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尽管你的意见是对的，但由于方式方法不好，使人接受不了，那就不容易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一种艺术，你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父亲深有感慨地说：”少奇同志批评了你，使你心服口服，同时又使你高高兴兴地去接受。我要不是生病，在他帮助下，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水平都会得到很大提高。“
1944年，日本鬼子曾对津浦路西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当时，父亲住在离藕塘不远的窝子里养病。有的叔叔劝我父亲将我和妹妹送到农民家里“打埋伏”。父亲没有同意，说：“敌情越严重，孩子放在群众家里打埋伏就更危险，也会使群众遭殃。”罗炳辉伯伯、谭震林叔叔派了1个团来保卫父亲，由文胜生叔叔带领。当夜从窝子里转移到大贾家时，文叔叔想叫我父亲进屋休息一下。父亲睡在担架上，问了敌情和周围的环境后，命令文叔叔：“你赶快派人到后山和村口两处去侦察，然后再决定进屋不进屋休息。”侦察班的叔叔们刚出村口就同日本鬼子遭遇了，他们机警地扔出了一枚手榴弹，发出战斗警报。文叔叔指挥部队，掩护我父亲迅速离开了大贾家。父亲命令部队经珠龙桥。张八岭插入敌后，因日本鬼子到根据地“扫荡”去了，只剩卜伪军看守据点。父亲命令文副团长用话筒向伪军喊话，告诉他们两条：一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方驻地离伪军岗楼仅有几百米远，伪军摸不清我们的意图，完全遵守了这两条原则。我们在敌人后方住了10多天，父亲估计日本鬼子“扫荡”后该返回据点了，就命令部队迅速从敌后又经张八岭、珠龙桥到石灰窑宿营。第二天，文叔叔上山观察敌情，警卫员叔叔带着我一起上了山。我看到山下的村庄一片浓烟，这是日本鬼子“三光政策”留下的痕迹。我们在石灰窑住了3天。第三天晚上下起大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父亲命令部队马上转移，根据敌情判断，敌人今夜可能到石灰窑来。叔叔们对我父亲的判断将信将疑，又感到这样的天气行军很不方便，便建议是否等天明再走。父亲态度很严肃地说：“部队必须马上出发，不能有半点犹豫。”我们冒着大雨离开了石灰窑。刚出村，日本鬼子就进了村。因为天黑，日本鬼子没有发现我们。父亲接着指挥部队从嘉山县附近越过津浦路，从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根据地。“扫荡”结束后，父亲又从路东回到路西的太平集。父亲指挥作战、转危为安的情况，在人民群众中传为神话般的故事，说父亲能掐会算、声东击西、百战百胜等。
三周家岗战斗后，父亲的病情发展了。1940年1月，在总结周家岗战斗的经验教训会议上，父亲又大吐血。在病休的日子里，他从未真正休息，只要病情好一点，就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每天看电报看文件。父亲肺部出血是老毛病了：1930年在鄂豫皖苏区时肺部受过重伤：1932年10月“东路游击”时连续23天没有休息，累得吐了血；1937年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又投入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战斗，累得又吐血。这次大吐血，父亲以为和过去一样，休息一下就会好的，谁知病情一天天加重。父亲常说：“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停止呼吸就不给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他身患重病仍然忘我地工作。组织上和叔叔们要我母亲周东屏去劝父亲放下工作，安心养病。母亲话还未说两句，父亲就发了脾气，说：“东屏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母亲深知父亲的脾气，他是说到做到的，也就不敢再劝父亲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