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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两个交通员便奔向前庄去了。
队伍里顿时热闹起来，“立正！”“立正！”“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口令声此起彼伏。
庄头上出现了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后边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队伍。立刻，河道里也响起了锣鼓声、歌声和口号声。正在田里干活的老乡们，听到锣鼓响，也扛着锄头跑来了。
徐海东同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材高大结实，穿着一身青色军装。八角的军帽上，钉着一颗红五星。他一边走，一边笑着挥手向我们问候。紧跟在首长们后面的是骑兵警卫排，再后边是手枪团。手枪团大多数同志都穿着黑军装，腰里缠着“九龙袋”，每人背着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身后还斜插着一把大刀。他们排成四路纵队，整齐地走了过来。我们一个劲地喊口号、唱歌，他们一个个精神奕奕，笑容满面，也唱着歌来回答我们。手枪团的后面是八十来个人组成的司号连，洋号洋鼓吹打得哇哇响。再后面是几十个十五六岁的宣传员，没有化妆就又唱又舞地走了过去。
在一些抬着伤员的担架过去以后，战斗部队过来了。先是二二三团。嗬！一个连就有五挺轻机枪，每个营还有六挺重机枪。步兵分成三路纵队行进，都扛着清一色的马步枪，有的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挑夫，竹扁担颤悠悠地闪动着。他们照样唱歌、喊口号，有时趁着换肩的机会，还连连朝我们招手。
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称赞着。特别是对他们的武器装备，更感兴趣。凑巧这时二二三团刚刚走完，后边部队还没有来到，一个戴红臂章的通讯员走了过来。我们一下把他包围起来。有人问：“你们那一色的马步枪，都是咱红军工厂自己造的吧？”通讯员指着我们一些赤卫军背的红缨枪回答说：“不是的，我们原来扛的也和你们一样。现在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大家一听，便纷纷谈论起应该学习老大哥的艰苦、勇敢精神。谈着谈着，后面的部队又上来了。我们这才放走了通信员，又欢迎起后面的部队。
一直把红二十五军的同志送到了“红大”休息，欢迎的人们才各自回家去。路上，我激动地想：高桂滋、阎锡山还梦想三个月消灭我们，哼！等着瞧吧！红二十五军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大了，还不知道谁消灭谁呢？回到驻地，同志们也都顾不得吃饭，就凑在一起议论开了。这个说：“嘿，咱们老大哥的武器比‘大红鞋姑娘队’①＇敌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士兵很怕冷，都用红布做棉鞋，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是”大红鞋姑娘队“。＇的武器还要强好几倍。”那个说：“比间老西（阎锡山）的武器也强呵！”说得大家都高兴地哄笑起来。
过了两天，我们跟红二十五军互相进行参观访问活动。贫农会也把老大娘、小伙子、小媳妇都组织起来，带着绣花荷包、袜底等东西去慰问他们。到了驻地，男的帮战士们劈柴、打水，妇女就枪着洗衣服、补袜子。战士们也把打土豪得来的花布、丝线回赠给老乡。
参观回来的路上，一个老大娘不断地数说着：“姑娘们！小伙们！这回你们好好生产吧！‘红鞋队’、晋军，保险再不敢来苏区了。”
第四天，是正式的联欢大会。陕北的红军部队、赤卫军都赶到永乎来了。在石油厂左边的河滩上搭了一个大台子，上面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台子顶上插满了红旗。会场当中用石灰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左边坐着红二十五军，右边坐着我们陕北红军。满场都飘荡着红旗，旗杆上的黄铜帽在太阳底下闪烁着金光，从高处望去，简直是一片旗海。两边的部队都有啦啦队，歌声和着哄笑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极了。
大会开始了，徐海东同志讲了话。他对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后，处处受到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又说红二十五军不过是南方红军的一小部分，以后还要有大批红军到陕北来。另外也讲了一些沿途的战斗情况。接着是各部队和妇女会、赤卫军等团体的代表讲话。最后刘志丹同志讲话。他穿着一身灰蓝色军装，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支手枪，瘦瘦的个子，往台上一站说道：“我们陕北苏区还很年轻，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消灭我们，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金松山（敌师长）被我们消灭了，又来了个高桂滋。高桂滋吹牛三个月要征服我们，三个月早过去了，我们没有被征服，而他自己眼看就要完蛋了。现在晋军、东北军又跟上来了，可是我们的红二十五军也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现在不是敌人追着打我们，而是轮到我们收拾他们的时候了。”接着他又说：“我们只要不断地壮大红军，苏区就能巩固。大家都看到了，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带来了很多枪支，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人来背它，谁愿意来背呀？”这一问台底下的老乡们轰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小伙子们，他们大声地嚷道：“我愿背！”“我愿背！”当场就有许多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
会后，各地都掀起了参军热潮，红军迅速地发展起来。不久，我们便在劳山消灭了敌人的一一○师，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陕北苏区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难忘的教诲 朱治民一九三八年，徐海东同志由于积劳成疾，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延安养病。当时我正在抗大三大队六小队当指导员。一次，我抽空去看望海东同志。我和海东同志已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格外亲切。一见面，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异常激动地说：“好！好！我们又见面了。”说着说着，泪水扑簌簌地流了出来。看到这情景，不是久经沙场的人，是体会不出徐海东同志这真挚的感情的！我连忙向前敬了个礼，并且劝他说：“首长有病，不能太激动，以后我经常来看你。你有事，可随时叫我。”
“不啦！不啦！”他一边打断我的话，一边认真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党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一定要把革命理论学到手。你知道，党中央办抗大，不容易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各地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延安来，你们可得把他们带好，办好抗大！”稍停了一下，他深情地说：“我这次有病，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我，让我静心休养，但想到许多战士在前方英勇杀敌，我怎能躺得下呀！我决不辜负党中央对我的关怀，养好病，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这次见面，海东同志从全国抗战形势到个人学习，谈了许多。只是因为他身患重病，怕影响他的健康，我就急忙告辞了。但他“重返前线”，一刻不忘党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海东同志身体稍有好转，就向党中央建议，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当我听到他重返前线的消息后，就急忙赶到他那里，向他提出回前线的要求。他说：“党中央已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那里十分需要干部。中央决定让我去，我考虑你们原是红二十五军的，熟悉情况，曾向总政建议派一些同志去。至于你去不去，由总政组织部决定。”
不久，总政组织部通知我和一些同志重返鄂豫皖根据地，开展敌后斗争，心里非常高兴。
八月初，我带领二十多名化装成伤愈归队的抗大学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秘密来到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九月，刘少奇同志在徐海东、曹获秋、刘瑞龙等同志陪同下，来到了竹沟。一到竹沟，刘少奇同志就召集新四军留守处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他说，抗战以来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加紧反共，制造摩擦，破坏全国的抗日斗争。为了巩固和发展华中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少奇同志指示留守处人员不要留得太多，把多余的干部分到新四军五师、四支队和六支队去开辟新的工作。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徐海东同志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到四支队工作。当我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和海东同志决定我跟他一起工作后，心里格外高兴。在少奇同志离开竹沟之后，我们一行三十多人于十月上旬踏上征途，直奔豫皖苏边区。
行军途中，我们看到少奇同志和几位负责同志边走边谈，调查豫皖苏风俗民情，商议今后如何开展敌后根据地工作的打算，是那样的融洽，彼此尊重，互相配合，使我深受感动。在路上，刘瑞龙同志一再鼓励我们，要多接近少奇同志，他平易近人，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提出。由于少奇同志一路上紧张地工作，运筹华中的大事，我们没有过多地打扰他。
一路上海东同志非常高兴给我们谈了好多。“哈哈，我们又回老家了！”他那爽朗的笑声饱含了他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深情厚意！他又说：“我还能干几年，跟顽固分子再打几仗！要告诉反动派，过去他们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这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共产党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他还谆谆地教导我们：“你们很年轻，正是大干的时候，不要辜负老区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的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
我们一路走着，他耐心地引导我们，教育我们。这就使我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信心更足了！
经过十几天的行军，于十一月初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少奇同志和我们大家。
在新兴集，刘少奇等同志听取了彭雪枫等同志关于豫皖苏边区工作情况汇报。当彭雪枫同志谈到近一年来部队发展很快，向少奇同志要干部时，刘少奇同志指着身边的徐海东，对彭雪枫同志说：“找你们的副总指挥，请他帮助你们解决问题。”
会后，徐海东同志对于第六支队的情况，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他考虑，六支队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部队，骨干力量少，急需要干部。因此，在征得少奇同志同意后，果断地把从留守处带来的部分干部，分配给第六支队。
在谈到我的工作时，海东同志对我说：“宋应敔同志（我原来的名子），本来我想把你带到四支队（海东同志兼四支队司令员），但情况有了变化，六支队发展快，现在有些困难，我们应该支援他们。”他还向我解释：“干部是党的，不是哪一家的，哪里需要，就应该到哪里工作！再说，彭雪枫同志是个文武双全的同志，文化水平高，打仗很勇敢，有经验，爱护干部，对干部要求严。只要你主动积极地工作，关系是能很快搞好的！”
当我谈到怕带不好队伍，打不好仗，有些信心不足时，他大声地对我说：“打仗这玩意，看起来很神秘，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过是个大老粗，窑工出身，开始打仗我也不会。不会，学麻！多打几仗，不就会了。一个部队的作风也是如此，是打出来的。部队的作风好不好，关键时刻能不能冲得上去，主要看干部。所以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是干部带出来的。因此，我希望你，把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光荣传统，带到新的部队中去！”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宋应敔同志，你已是一个老同志啦，我相信你一定能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做好党的工作。”在徐海东同志耐心帮助下，我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不久，海东同志就与我们分手了。
事隔几十年，每当我想起徐海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应以徐海东同志为榜样，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努力工作，不断前进！海东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凛然正气铮铮铁骨 王首道——怀念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同志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是我敬重的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和他在一起共患难，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涌现出当年在战骑嘶鸣、杀声遍野的沙场上，他挥戈跃马、英姿勃勃，如青松挺拔、巍然傲立的情景。徐海东同志含冤去世现在已经十年了，今年又正是他诞辰八十周年，我作为历史见证人，怀有强烈的愿望，要写下一点回忆来纪念他，以鞭挞林彪、江青、康生，这一伙丑类，寄托我对这位老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突破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历尽种种艰难险阻，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了。
徐海东同志当时正在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围歼进犯陕甘边区的东北军的榆林桥战役，听到这个莫大的喜讯，立刻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了几个骑兵通讯员，飞驰来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徐海东同志紧握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双大手，热情地问候，他注视着毛泽东同志清瘦的身体和战士破旧的衣着，知道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亟需在物质上进行补充。他马上嘱托陕北地方党和十五军团同志大量地供应中央红军粮食和猪羊，并补充服装，解决各种需要。毛泽东同志详细询问陕甘边区情况，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地方党的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一个严重的事件：陕甘边区是当时我党剩下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也和全国其他红色根据地一样，深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毒害。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王明路线的代表者及其在陕北的执行者戴季英等，竟把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汪锋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肃反扩大化的恐怖压抑边区，加上蒋介石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和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的乘机破坏，眼看这块革命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
徐海东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给陕北军民、陕甘边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盼望党中央、毛主席拯救刘志丹等革命同志，挽救陕甘边区。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了忠实的陕北干部和徐海东同志的汇报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请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同志们放心，中央会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我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被戴手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把事态控制下来，以免进一步恶化。
当我和刘向三等同志离开下寺湾赶赴瓦窑堡时，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