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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同志自己就是不居功不骄傲的好榜样。他在养病期间得到了党和党中央领导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他不把这看成是自己有功应得的享受；相反，他念念不忘的是：“我的病如果不是党组织和战友们的照顾，哪还有我今天呢！”他对自己要求很严，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就连应该享有的待遇，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也推辞不用。早在一九五五年，周恩来同志就交代要给徐海东同志修建一所房子，但海东同志对承但这一任务的负责同志说：“国家正在搞建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暂时不用修建了，以后再说吧。”一九六○年，周恩来同志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见到海东同志时，问道：“你为什么不让修建房子？”海东同志答道：“现在有房子住，很好了！”还是被他推辞了。一年夏天，他去中南海开会，顺手把公家的一把扇子摇回家了，还专门派人送了回去。他参加会议，喝了公家的茶，总要放一角钱在茶杯底下。海东同志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平等待人。有一次，一位通信员来送信，海东同志正在睡觉，海东同志的爱人周东屏没叫醒他，把信收了下来。海东同志醒来，见信不见通信员，很不高兴，批评周东屏同志没有群众观点，嘱咐说：“以后不管我在干什么，只要有下面的同志来，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海东同志对子女们管教很严，从不允许他们凭借父辈的功劳去谋求特殊。他常常教育子女说，党和人民给我这么优厚的待遇，我很惭愧，你们就更不应该享受了。
海东同志对于自己长期养病，不能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心里很不安。他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当组织上号召老同志写革命回忆录，总结斗争经验时，他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用自己口述、别人记录的方法，写出了好几篇重要的回忆文章。一九五八年，他到湖北参观工农业生产，到当年革命根据地访问，召集者红军、军烈属开座谈会和联欢会，持续四十多天，后来，心脏病发作，才停止访问。一九六○年，他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进行调查研究，与编写的同志一起拟定提纲。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十幅战例图，都是他一点一滴回忆，一幅一幅指导画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战史编写出来了，他也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达九天。
海东同志虽然是在久病之中，但仍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嗅觉，路线是非分明。当他听说有人宣扬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时，就气愤地说：“放屁！他家是恶霸地主兼资本家。我两次带人打进林家大湾，他家十多台织布机就是我们亲手分给穷人的。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在林彪伙同江青、陈怕达等人大反所谓“带枪的反动路线”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对老帅这样咬牙切齿！六届六中全会对他们审查是对的，我现在怀疑他们就是有问题。”
与此相反，海东同志对我党杰出的领导人倍加尊敬，对广大干部极力保护。他经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穷窑工。”“周总理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四人帮”的死党诬蔑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不让选他们，海东同志当场加以驳斥，坚决投了他们的票。海东同志对彭德怀同志很尊重，彭德怀同志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他曾说：“彭老总很能指挥作战，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派刚直，使用干部公道，功劳很大，值得我们学习。如有人反对他，我们就要抵制！”文化大革命时，有许多“专案组”来找海东同志，要他证明某人是“反革命”，某人是“假党员”等等，都遭他拒绝，他总是按真实情况写证明信，还对受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子女给予许多帮助。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徐海东同志给予了很大的信任和支持。当林彪公开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思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获得了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座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给他打招呼。徐海东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坚信我们党和人民一定会战胜邪恶，林彪、江青一伙决不会有好下场！
但是，万恶的林彪、江青一伙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徐海东同志继续加以打击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徐海东同志终于在郑州含冤离开了我们。
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我们要永远学习。
红色窑工徐海东 埃德加。斯诺一天早上我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发现他有好几个部下在那里，正好开完会。他们请我进去，开了一只西瓜。我们围桌而坐，淘气地在炕上吐起瓜子来。我注意到有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年轻指挥员。
彭德怀看见我瞧着他，便开玩笑说：“那边这个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认出他来了吗？”新来的那个人马上面露笑容，脸涨得通红，嘴里露出掉了两个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大家不由得都笑了。
“他就是你一直要想见的人，”彭德怀又补充说。“他要你去访问他的部队。他叫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除了他曾经在湖北一个窑场做过工，外界对他很少了解。蒋介石把他称为文明的一大害。最近，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一百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十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可是就在这里，羞怯地长在一对宽阔的孩子气肩膀上的，却是南京的悬赏不下于彭德怀的脑袋。
我表示感到很荣幸，心里在想，有一条命对你部下值这么多的钱，不知有何感觉，因此问徐海东，他请我去访问他的部队是不是当真的。他是红军十五军团司令，司令部设在西北八十里外的预旺县。
“我在鼓楼已为你准备好了一间屋子，”他答道。“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告诉我好了，我派人来接你。”
我们当场就谈妥了。
因此几天之后，我带了一支借来的自动步枪（这是我自己从一个红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在十名带着步枪和毛瑟枪的红军骑兵护卫下前往预旺县，因为在有些地方，我们的路线离前线红军阵地只有很短的距离。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我们走的那条路——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有一次，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速度惊人，姿态优美。
五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居民约有四、五百户，城墙用砖石砌成，颇为雄伟。城外有个清真寺，有自己的围墙，釉砖精美，丝毫无损。但是其他的房子却有红军攻克以前围城的痕迹。县政府的两层楼房已毁了一半，正面墙上弹痕累累。他们告诉我，这所房子和城外的其他房子都是红军开始围城时马鸿逵将军的守军毁坏的。敌人从城外房子撤出时都纵火焚毁，以免红军占领后作为攻城的阵地。
“县城攻克时，”徐海东后来告诉我，“实际上只打了一场小仗。我们包围封锁预旺县十天。里面有马鸿逵的一旅骑兵和大约一千民团。我们根本没有进攻，到第十天晚上天黑后，我们在城墙上放了云梯，有一连人爬了上去，这时敌人岗哨才发现。一架机枪守住云梯后，我们又有一团人爬了上去。
“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天亮以前我们就把所有民团缴了械，包围了骑兵旅。我们的人只死了一个，伤了七个。我们给民团每人发一元银洋，遣返他们回家，给马鸿逵的部下每人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不愿走，参加了我军。县长和旅长在他们部下缴械时爬东墙逃走了。”
我在十五军团呆了五天，发现时时刻刻全都是极为有意思的。而对于我这个“红区调查员”——他们在预旺县是这样叫我的——来说，所有这些事情，没有比徐海东本人的故事是更好的材料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工作以后，我就同他谈话。我骑了马同他一起去七十三师前线，我同他一起去红军剧社看演出。他第一次告诉我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这在以前还从来没有为外人充分知道过。那个苏区在面积上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作为这个广大地区的第一支游击队的组织者，徐海东对它的发展详情，几乎无不了若指掌。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致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他的自豪的热情未免有点幼稚天真，但是极其真诚，他的部下对他的拥戴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他对自己的部队极感自豪——不论他们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战士、骑兵、革命者的能力。他对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艺术化的招贴——的确很好——都感到很自豪。他对他的几个师长——其中两个“象我一样是苦力”出身，一个只有二十一岁，当红军却有六年了——也很感到自豪。
徐海东很重视能够表现身体强壮的事，他打仗十年，负伤八次，因此行动稍有不便，使他感到很遗憾。他烟酒不沾，身材仍很修长，四肢灵活，全身肌肉发达。他的每条腿、每条胳膊，他的胸口、肩膀、屁股都受过伤。有一颗子弹从他眼下穿过他的脑袋又从耳后穿出。但他仍给你一个农村青年的印象，好象刚从水稻田里上来，放下卷起的裤腿，参加了一队路过的“志愿参加”的战士的队伍。
我也打听清楚了门牙是怎么掉的。那是在骑马失事时碰掉的。有一天他骑马在路上驰骋，马蹄碰了一个战士，徐海东拉紧缰绳想看看那个战士有没有受伤。马一受惊，把他撞在一棵树上。两个星期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他的门牙已嵌在那棵树上了。
“你不怕有一天会受伤吗？”我问他。
“不怎么怕，”他笑道。“我从小就挨打，现在已经习惯了。”
事实上，他的童年生活足以说明他今天为什么成了一个革命者。我向他问到他的生平，要套出他的回答来很费力，因为象所有的红军一样，他只肯谈打仗。我从记下的几百字的笔记中，选出少数一些重要事实在这里。
徐海东于一九○○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世代代都是做窑工的，祖父一代曾经置过地，但由于旱灾、水灾、捐税，后来就赤贫化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哥哥在黄破的一个窑里做工，仅可糊口。他们都是文盲，但因海东聪明，又是幼子，所以凑钱送他上了学校。
“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的子弟，”徐海东告诉我说。“因为穷人的孩子很少有上学的。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但是如果地主的子弟打输了，他们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
“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十一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吵架，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里。我们当时扔着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个有钱地主的儿子。那孩子哭着走了，不久又带着他家里的人回来。他老子说我‘忘了生辰八字’，对我拳打脚踢。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学不肯再去。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徐海东就到窑厂去当学徒，在‘谢师的几年’里没有工资。他十六岁满师，在三百个工人中工资最高。他微笑着吹嘘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全中国没有人能赶得上，因此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他回忆起一件事，使他更恨地主豪绅：“一个戏班子到我们附近来唱戏，工人们都去看戏了。豪绅官僚的太太也在那里看戏。工人们自然很好奇，要想看看这些间老的足不出户的老婆到底是什么模样，因此就盯着包厢瞧。阔老们就命令民团把他们赶出戏园子，结果就打了起来。后来我们厂主不得不设宴请得罪的‘贵人’吃饭，放鞭炮为那些被人偷看过的女人‘清白受玷’赔礼道歉。厂主想从我们工资中扣钱来办酒席，我们表示要罢工反对，他这才作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
徐海东二十一岁的时候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黄陂。但是他得了霍乱，等养好身体，积蓄也化光了。空手回家不好看，他就参加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十元军饷，得到的就只是“挨打”。这时国民革命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他们有好几个给砍了头，却使他关心起来。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和一个军官一起开了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呆到一九二七年。他当了排长。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亡，他偷偷地回到了黄陂。这时他在一些学生的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