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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经常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底，徐海东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徐海东的卧室，围在病床前开起了“床头批判会”。他们逼他承认是“修正主义分子”，承认在大连时参加过高岗召开的“黑会”，还要他承认“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徐海东头上的“大帽子”越扣越多，就连他在“文革”初给毛泽东写信都成了罪状，说他这是“想要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
那是1966年5月23日，徐海东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关心，对当时党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选好接班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提出：“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他还提出：“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天加紧：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分文不准支取；暖气供应被停止；日常用的药品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供应都被切断了。
徐海东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因为呼吸困难，嘴唇、手指甲都变成紫色，生命垂危！
望着奄奄一息的徐海东，周东屏心里十分难过。于是她对徐海东说：“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
徐海东摇摇头：“不，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此时此刻，徐海东十分体谅周恩来的难处，不忍心为了自己的事去打搅周恩来。
没过几天，徐海东开始发烧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东屏想起了徐海东亲密的老战友王震，便背着徐海东让儿子徐文伯去找王叔叔，让他想办法救救徐海东。
王震把徐海东的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他立即给北京医院挂了电话，嘱咐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徐海东的氧气和药品供应。
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徐海东，听说周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喃喃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69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北京，而徐海东却没有接到出席“九大”会议的通知。
3月31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他用低沉的语气郑重宣布：“毛主席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讲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表示同意，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当时，徐海东毕竟还是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人”。
周恩来见有人提出疑问，便解释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会场沉静了片刻后，与会者终于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4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位负责人，匆忙赶到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了周恩来主席召开的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你能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参加大会，可向中央请假。”
本来对参加“九大”已经绝望的徐海东，听说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安排，让他出席会议，喜出望外。他流着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徐海东急忙起身，要周东屏帮他穿好衣服，剃掉了一寸多长的胡子，带上氧气袋，于当天下午坐车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见徐海东坐手推车来到了主席台，急忙迎上前去，含着热泪和他握手，并亲自扶着徐海东，将他安排在座位上。
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上了主席台。会场内顿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毛泽东就座后，环视了一下主席台，然后大声问道：“海东同志来了没有？”
“到了！到了！”徐海东连忙应道。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特意转过身，向他招手致意。会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徐海东久久地望着毛泽东，老泪纵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
在党的“九大”上，徐海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徐海东仍没能摆脱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9年10月20日深夜，两名“军委办事组”的人员突然来到徐海东的床前，严肃地向他宣读了林彪签发的所谓“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他们限定徐海东“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第二天晚上，徐海东拖着病体，携妻带子搭乘一列南下的普通列车，来到“疏散”地河南郑州的一个干休所，住进了临时为他们准备的一幢阴暗、潮湿的房子。在这里，暖气供应和医药保障再次被切断了。一同前来的所谓“秘书”，名义上是跟着来工作，实际上是监视徐海东一举一动的。
面对这种困难的状况，周东屏只得再次向周总理求援。她亲自给周恩来写信，并通过王振的秘书，才好不容易把信转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这才知道徐海东在郑州的一点情况，立即亲自批示，把那个所谓“秘书”调回了北京。
徐海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周东屏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不要怨下边的人，都是‘他’。”说着，徐海东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显然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然而，林彪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一天也没有放松。
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享年70岁。
徐海东和周东屏的伴侣情 包坤明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蒋介石为买他的人头悬赏10万。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最好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徐海东是湖北黄陂县（今大悟县）徐家窑人，祖上六辈都是窑匠，小时只读过三年半书，9岁开始学烧窑。当了9年“窑花子”，还当过放鸭娃子。1925年，他离开老窑，出走到武昌，先是卖水为生，而后当兵。卖水为生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瑷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纠集反动武装进攻徐海东的家乡，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童养媳，受尽期凌。1932年10月，15岁的周东屏参加了红25军，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
长征路上，周东屏和医护人员一起，舍生忘死，勇敢机智，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隐蔽所，及时救护，使不少伤员免除死亡，重返战场，1935年9月，周东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红25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徐海东和周东屏是1935年9月长征快结束时，经人介绍结婚的，从此，他和她结成了终生的革命伴侣。
徐海东大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在戌马倥偬的一生中，他驰驰疆场，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奇迹中饱含着周东屏对他的情和爱，饱含着周东屏无数个日夜对他的辛勤护理。
长征途中，徐海东率领红25军，与国民党第60师在陕南激战，他身先士卒，奋勇冲杀，击退了敌军，然而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垂危。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还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用她自己的嘴去吮吸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一口又一口……徐海东的呼吸逐渐平和匀缓，窒息的危险消失了。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周少兰四夜衣不解带，眼不阖拢，硬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军长感激她的照顾，建议她将原名“少兰”改为“东屏”，东屏，即是徐海东的屏障之意。这一改，就注定了她和徐海东风风雨雨几十年的精心照顾。他们幸福地结合了。
抗战初期，部队里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学生。一天，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徐海东一听就生气了，说：“浑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说得那们同志怪不好意思，以后见到徐海东就脸红。
抗战期间，久经战场的徐海东将军，伤痕累累，经常带病上阵指挥作战。周东屏竭尽全力帮助将军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到，在这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东屏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他抱歉地对东屏说：“真有点对不起你，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毫无半点怨言，决心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女儿，带着儿子，和丈夫到敌后抗日前线去。
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就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日寇激战，指挥部队接连打了三昼夜，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徐海东却因连日疲劳，旧病再发，大口吐血，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倒在皖东战场上。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主席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周东屏为使丈夫早日康复，冒着危险上山采药。她只知道野菊花能明目，首乌藤能养颜，大青叶能消肿，猫公刺能清热……在山中采药时，巧遇了正在躲避战乱的老中医，便把老中医请来为徐海东治病，使将军转危为安。
周东屏除照顾徐海东身体恢复健康外，还刻苦学习，服从大局，在党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1937年8月她到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9月，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机关党委总支书记。1940年2月，奉党的指示照顾重病的徐海东同志。
解放战争期间，徐海东病体更加衰弱，只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1947年冬，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一再敦促下，徐海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战场，到大连治病。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为肺科专家和苏联红军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伴侣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路了。周东屏这位年轻的女护士，从看护徐海东养伤，到后来结为夫妇，特别是徐海东大病之后，年复一年，日夜陪伴照顾他，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战功卓著、多伤多病的丈夫。这时，她多么希望徐海东能走、能跑、能重返战场指挥作战。徐海东同志在战场上是勇冠三军的猛将，在生活上却是非常依赖周东屏，他曾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
1948年2月，周东屏任徐海东同志秘书，驻地支部书记。
全国解放后，周东屏仍以照顾徐海东同志的生活为主。1951年5月，周恩来同志紧握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同志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
1955年，徐海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7年6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徐海东与周东屏分别于1970年3月和1997年7月逝世，在他们共同战斗生活的岁月里，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同甘共苦，相依为伴，心相印，情相连，意相随，志相投，始终是最忠实的伴侣。
徐海东和他生死相守的妻子 崔向华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称赞“红色窑工徐海东”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毛泽东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民间传颂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九次负伤，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救出徐海东的，是一位名叫“少兰”的女子。
1934年11月16日，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三千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本来这支部队中的七个红军女护士都决定留在鄂豫皖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跟部队走，一片哭声终于惊动了军团长徐海东：“为什么哭鼻子？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决定？”年纪最小的周少兰天不怕地不怕地说：“我们都是逃跑出来参加红军的，我不能再回当童养媳。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不能没有家。再说，行军打仗，难免会有战士受伤，前线需要我们呀！”徐海东被说服了。
长征途中，周少兰和女伴们舍生忘死，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荫蔽所，及时救护。在陕南激战中，身先士卒的徐海东不幸负伤。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危险。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仍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紧急关头，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毅然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一口又一口地将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清吸出去。徐海东得救了！在缺少药的战争环境里，周少兰四天四夜看护着徐海东，眼不阖拢，衣不解带，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海东感激她的照顾，一次交谈中，建议她将名字“少兰”改为“东屏”，即徐海东的保护屏障之意。不想这一改，竟促成他们日后相知相随几十年。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徐海东和吴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