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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以军事检查团的名义，应付着国民党盘查。刘少奇则打扮成徐海东的“秘书”随行。经过将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11月初，他们一行到达了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徐海东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四支队是由原高敬亭领导的红军二十八军改编的，长期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长征前，徐海东曾在这支部队工作过一段时间，情况比较熟悉。
徐海东从切身经历深知，一支好的队伍是打出来的，枪炮底下才出干部出人才，才能把官兵的斗志振奋起来。于是他总想寻个机会，带领四支队打上一个漂亮仗，给指战员们鼓鼓劲。
12月18日，机会来了。侦察人员报告：蚌埠到南京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抽调2000多人，前进到沙河集、全椒等地，准备对新四军进行扫荡。徐海东立即同其他同志精心谋划，决定先诱敌深入，把敌人牵到周家岗一带，再打伏击。
21日战斗打响，24小时内经过两次激战，我军以极小代价，打垮日伪军一个营，活捉日军一个分队长，击毙一名指挥官，共毙俘敌160多人，粉碎了敌人向皖东的第一次扫荡。
1940年1月28日，徐海东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作这次反扫荡的报告：“周家岗伏击战只是头一次战斗，我们要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继续胜利地打下去！要一分钟不停地向东打，向东……”讲着讲着，徐海东感觉胃里有东西向上翻，突然，一口鲜血从口中喷了出来，接着便是大口大口吐血。他再也支持不住，昏倒桌旁。
医生诊断：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十分危险，必须抓紧治疗和休息。刘少奇、张云逸等马上赶来看望徐海东，叮嘱他一定要服从医生的安排。还根据当时部队住无定所，天天行军打仗的情况，关照要做一副大一点的担架，让徐海东躺在担架上休养和治疗。
开始，徐海东还不以为然，认为会像过去一样，好好睡上一觉，躺上几天，就可以冲锋打仗了。但几天过后，他觉得这次不同往常，怎么也爬不起来，动不动就吐血。
医生担心了，警卫员担心了，连从来认为自己“命大”的徐海东这时也暗暗吃惊，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次要去见马克思了？”
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年，一年……徐海东顽强地与死神搏斗。他躺在担架上还坚持指挥行军打仗。
徐海东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延安。毛泽东非常不安，亲自起草一份200多字的电报，深情地安慰徐海东。1941年5月，带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无限关怀的电文送到了徐海东手中。电文最后八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顿时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他想起在延安养病时，毛泽东就几次去看望他，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亲手特批50块钱，给他增加饮食营养。徐海东哽咽着对妻子说：“有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天，决不会塌下来！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只要呼吸不停，就要为党工作！我还要争取看到抗战胜利，看到新中国的建立呢！”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徐海东已经在担架上、病床上度过了整整五个春秋。他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竟然高兴地大呼大叫：“啊！我这个老病号，终于熬垮了小日本！看来，我还能熬到革命的胜利呢！”
光阴荏苒，瞬间到了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这年9月，在华中战场上战斗了八个年头的徐海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奉命离开战场，被秘密从海路送往大连养病。不觉又过了二年，中国革命终于取得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带来的无比喜悦，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徐海东的病情日渐好转。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来大连看望他。日理万机的毛泽东，1950年8月20日亲笔写信给徐海东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注痊愈。”徐海东见信高兴地说：“我病好了之后，一定要白天黑夜地拼命为党做事，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从此，他只要有可能，就坚持看书学习，还经常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对国家和军队建设不断反映自己的意见。
斗转星移，又是20年过去。中华大地上正在滚动着灾难性的“革命风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断派人对沉疴中的徐海东大将进行搜查逼供，还经常用停医停药干扰破坏对他的治疗。1969年10月，强行将他“下放”到郑州，完全剥夺对他的医疗。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含冤离开人世。
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感悲痛，毛泽东那几句感人肺腑的话更使国人永志难忘：“徐海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最好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和大将徐海东的真挚情谊 剑钧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大将，一生战功显赫，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他很高评价。毛泽东曾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过大功的人”。周恩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非常关心和爱护徐海东，徐海东也十分尊敬周恩来。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为后人颂扬。
在陕北苏区，周恩来极力支持徐海东解决红二十五军所谓“反革命嫌疑犯”的问题。“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命令徐海东：“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临走时，他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徐海东。
1935年9月初，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不久，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进行了整编，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0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1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发起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2个团，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以后，敌人暂时停止了对陕北的进攻。苏区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转。“左”倾错误路线在陕北苏区造成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得到妥善解决。但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悬而未决，还有300多位同志被冠以“反革命嫌疑犯”的罪名关押囚禁。这个问题一直是徐海东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决定把这一情况向中央汇报，以期彻底解决问题。
一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徐海东鼓起勇气向毛泽东报告说：“主席，我的部队现在还有300多名‘反革命嫌疑犯’，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接着，徐海东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正说着，周恩来走了进来，毛泽东请周恩来一起听听。
徐海东说完后，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道：“海东，你看那些人象反革命吗？”
徐海东回答说：“我看不象！”
“不象就应该解决嘛！”周恩来坚定地说。他那双浓眉下的眼睛，闪着激动的目光，连声重复着一句话：“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没有统统杀掉就好啊！”
毛泽东沉思片刻，手一挥，坚定地说：“应该统统释放！”
周恩来也说：“是的，应该马上释放！”
徐海东说：“他们有的是被供出来的，有的是说了不满意的怪话给抓起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说不清楚。说有的人是历史问题，可又找不到证明人。”
毛泽东说：“我看不需要找什么证明了。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这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哪有这样的反革命？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海东，你要亲自去办这件事。”
周恩来关切地说：“要好好安慰同志们。”
接受命令后，徐海东立即赶回军团部，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
很快，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集合在军团部门外的空地上。面对站着的这300多名干部、战士，徐海东含着热泪，用哽咽的声音讲道：“同志们！……我是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律恢复组织生活：战士回到连队去，干部等着分配工作……”
顿时，队伍中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进行谈判。
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周恩来，就提出要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以抵抗国民党亲日派对西安的武装进攻，并指名要徐涨东领兵前往。他们和红二十五军多次交过战，深知徐海东领导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一口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要求。
12月中旬，徐海东奉命率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部队行进到西安附近，徐海东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周副主席来了！还有国民党的大官，护兵一大串呢！听说其中有个将军叫杨虎城。”
徐海东一听，忙起身出门。刚走到门口，只见周恩来身穿一件深绿色呢大衣，头戴礼帽，陪着一个中高个子、一身将校呢的军官疾步走来。不用问，那穿将校呢的一定是杨虎城了。
徐海东走上前去，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周副主席。”
周恩来刚要介绍，杨虎城伸出手，轻轻说了句：“杨虎城。”
徐海东和他握握手，没有说话。此前和东北军，西北军打了许多回仗，今天敌人突然成了友人，徐海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周恩来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一句话，打开了双方的僵局。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和徐海东谈及此事时，还笑着说：“海东啊，你只会打仗不善外义。还记得吗？头一次见到杨虎城，你20多分钟不知怎么开口！”
周恩来告诉徐海东、程子华：“眼前形势十分紧张，红军要积极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红十五军团要迅速开到商州一带。”临走时，周恩来看到徐海东没有大衣，便脱下身上穿的那件军大衣，送给徐海东，给他挡挡风寒。徐海东接过大衣，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徐海东率领部队迅速南进，抢在国民党进攻西安先头部队之前占领商州并坚守了12个日夜，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计划的实施，从而保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海东先是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9年后，他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终因劳累过度，徐海东病倒在华中前线。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徐海东拖着病体又开始了战争生活。由于身体虚弱，不能骑马，他只得每天坐着担架随部队转移。从华中到苏北，从苏北又到山东。躺在担架上，徐海东满腹歉疚，常自言自语：“我算什么军人！不能打仗，不能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反而要人保护我……”
随着内战的逐步深入，战争日益惨烈。为了徐海东的安全，1947年9月，中央决定将他和部分家属撤往大连。9月18日，徐海东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生死与共的战友，从威海卫乘船前往大连。
到大连后，徐海东被安置在文化街75号住宅养病。虽说是重病在身，徐海东依然时刻关注着各个战场的情况，期盼着能早日重上战场。
建国后，徐海东在大连住了6年多，周恩来先后3次专程前往探望。当徐海东说到他长期养病，大将军衔受之有愧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徐海东的病情。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亲笔给徐海东写了封信。信中说：海东同志：7月17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1951年5月下旬，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们一下火车就直接来到文化街75号。徐海东听说周总理来了，忙让夫人周东屏搀扶着到门口迎接。不多久，一辆吉普车停在徐海东跟前，只见周恩来和邓颖超走下车来。徐海东立即迎上前去，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而又颇带歉意地说：“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党！”
周恩来深情地说：“海东同志，你完成了任务，你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来看望你，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非常想念你，希望你能早日康复！”
徐海东感激地说：“谢谢！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战争结束了，我还没好。”
周恩来安慰道：“胜利了，有条件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程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连住了十多天，临走前，他们再一次看望了徐海东。周恩来看到徐海东的卧室里还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时，便对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补丁加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
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况且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
站在一旁的周东屏也说：“过去苦日子我们过惯了，没客人的时候，穿好衣服也是浪费。”
面对徐海东夫妇这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体谅国家困难的高尚情操，周恩来深为感动。徐海东越是这样，周恩来就越觉得应该关心他们、照顾他们。于是，他当即嘱咐有关部门给徐海东增加养病款和衣食款。
1955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鉴于徐海东同志为我党、我军所作的重大贡献，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徐海东得知后，心里十分不安。他觉得自己从1940年病倒后至今，几乎是在担架上和病床上度过的，没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大将军衔实在受之有愧。正巧，周恩来总理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
徐海东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老部下，周恩来的双眼湿润了。他紧紧地握着徐海东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居住大连期间，周恩来先后三次专程前往探望。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使病中的徐海东十分感动。
“文革”期间，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徐海东，并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徐海东激动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1956年9月，徐海东从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
徐海东在身体略有好转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党的“八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他经常出席中央的重要会议，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