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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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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失措,在几次严重关头,我挺身而出,抵制了红二十七军领导人的错误。使这支部队,转战于鄂东英山、蕲春、皖西的太湖、潜山、桐城、舒城、霍山、六安、赤南等广大地区,终于保存下来,找到了省委。
  红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部队,除了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武装外,主力红军计有红二十五军军部、七十五师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全部。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省委决定重组红二十五军。于1932年11月下旬,部队正式组成。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说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块去,去后见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当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人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我徐海东一个就不是反革命吗?恐怕我以后也不保险了。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又怕人看见,起床后赶紧用热水敷。这时我开始感觉到,今后的斗争比过去更困难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不怕困难,可是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有时我不知道如何才好。自己不参加省委领导,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好多事感觉不对头,但讲不出道理,说不服别人。
  1933年2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我升任副军长并兼任七十四师师长。因军部只是个架子,没有机关,我的位置还是在师里。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自然就不可能使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顺利发展。红二十五军在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暂时收缩了疯狂的进攻。省委领导上,头脑一时又热起来。不久接到中央指令,要红二十五军“反攻”,并具体规定了第一步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的任务。这就更加助长了省委的盲动主义,于是决定围攻七里坪。我当时是看不到中央指令的,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会。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我从当时的敌我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当前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围攻七里坪以后,久攻不克,我军困难日增,我建议及早撤围,又遭拒绝。
  围七里坪共四十三天,部队仅饿死、病死就有三千多人,这才不得不撤围。撤出以后,在一次骨干会议上,我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话没讲完,省委书记用烟斗指着我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我立即被推出会场。
  我出了会场感到头重脚轻,想到肃反中那些讲几旬怪话的人都当了反革命,这一次一定会说我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十分危急,我想到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不明不白的,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我反复考虑后,抱定了牺牲的决心,遂把二二○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分配给他们任务后,我把上衣和长裤都脱下,只穿一条裤叉,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嘱咐他原地不动,我衣服口袋里有文件,要保存好。冲锋号一响,我带交通队最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不了解我的心,他们见此情景,奋勇向前,一齐向敌人冲去。我那时右腿已负过四次伤,哪里跑得过战士们,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冲到我前面。这样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虏四百七十名。其余各路敌人,纷纷后撤。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见面后谈话中,他对我说:“海东同志你在军事上打仗勇敢是好的,你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我说不知表现在哪里,他说几次省委通知我参加会,我不到,这就是政治上不进步。我告诉他,不是不愿参加会。每次开会,政委说他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他去了回来给我传达。省委书记这才知道了真相。这次谈话以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和有的领导人吵闹几句。在一些小问题上,我尽量忍让,但是遇到些重要的问题,我还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譬如,从七里坪撤回以后,6月中旬,我军在向皖西转移的路上,给养十分困难。进到福田河一带,军部发出命令: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改善部队生活。接到这个命令,我十分生气,这明明是不要群众,不讲政策。当即找来三个团长谈话,嘱咐他们绝对不能执行军部的命令,特别是群众的牛不能杀,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中、贫农民有一条牛就是全家的命根子,杀了人家一条牛,就等于杀人全家。我们还是摘南瓜、葫芦吃。这一路上,我带的那个师,不但忍受饥饿,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纪律,而且跟在军部后面,为了减少坏影响,还把军部丢的牛皮、牛骨头埋上。记得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落着泪对我说:“海东同志,要象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
  过皖西一路,我都在病中,到葛藤山地区以后,病的更加厉害。每天发高烧,只好去住医院。病还没好,军部从赤南派通讯员来到葛藤山医院,说不管我病情如何,要马上回军部。当夜我回去以后,军长吴焕先同志告诉我,敌情严重,部队近来损失很大,决定全军向鄂东转移。
  我们由皖西的西河出发,经牛头山,决定由黄土岗附近过公路。我病得不能走,躺在担架上,走在部队的后面、后方人员的前面,由一个特务连掩护我。天刚拂晓,行至黄土岗,遭受到敌三十一师堵击。听到枪声,我叫担架停下,起来一看,已不知部队去向,一打听,军部带主力已经过了公路,我掉队了。情况危急,当时我换乘骡子,带特务连登上东面一架大山。估计这次突然遭遇,一定还会有掩护部队和掉队人员,遂令吹号联络。在此四处寻找,才集合了没过路的六个连队。敌人攻来时,我带这六个连边打边撤,过路不成,只得返回皖西。摆脱敌人的尾追之后,我又把一些掉队的零星人员组织成一个连,再将挑子丢掉一些,挑夫也组织一个连。总共是八个连,分别组成了三个营,经过艰难的路程,最后才找到皖西的八十二师。见到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我把过路遇敌的情况说了一番,最后表示:我这个部队,打回鄂东是不可能了,不如留在皖西。经过商量,才决定以皖西的八十二师和我带的那部分部队,组织成红二十八军(我任军长,郭述申同志兼政委)。
  坚持皖西斗争半年之久。有时我带一个师单独活动,有时全军一块行动。从斗争中,扩大了部队,先后打了好几个漂亮仗。第一仗在石门口与敌独立三十四旅遭遇,将敌击溃,歼其先头部队一个团,俘虏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灭敌四十五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八百多人;第三仗,在金家寨附近,打垮敌独五旅,歼敌两个营(旅长负伤逃走,带路的伪县长被击毙);第四仗,在葛藤山歼灭敌五十四师两个团大部,活捉敌五十四师代师长柳树春。
  通过这一系列胜利的战斗,打开了皖西的局面。原来,皖西苏区,被敌人“血洗”的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经过半年斗争,又大大的恢复和发展起来。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部队穿上了冬衣,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我当时所主张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拚,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利用一切机会,抓紧训练部队。红二十八军,正因为执行的这个方针,才取得了胜利。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皖西形势好,不积极行动”,“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等。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恼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豹子岩会合了红二十五军。
  会合以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为红二十五军。我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还补选上了省委委员。这时省委的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也开始认识到七里坪以来,走的是一段弯路。从省委书记到军的领导同志,都有转变。这就使我军又开始走向上坡路。部队的行动不再是个别人的独断专行,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以采纳。我个人心情也比较舒畅。部队转败为胜,又打了些好仗。其中最出色的一仗,是长岭岗,歼灭东北军一一五师大部,俘敌三千七百多人。但是,“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全部克服。肃反仍在扩大。攻打城市的思想还存在。长岭岗战斗以后,省委命令打英山。我带领部队到英山城附近一调查,城里驻有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我们侦察性的试了一下,就伤亡二十多人。我看不能打,就把部队撤下来。这时我建议奔袭太湖,理由是太湖乃安庆大门,从前的一个府。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那里没有工事,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把守,我军可以突然袭击进去。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我军仅以牺牲一人、伤三人的代价,攻占了太湖。这是1934年9月上旬的事情。
  这仗之后,红二十五军就奉中央指示,开始了战略转移。在从皖西过鄂东的路上,我军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斛山寨地区,一举又歼灭了四千余敌人。在鄂东我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又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我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从军长改做副军长,接着开始了长征。
  长征开始后,我军从鄂东出发,在两个月内,跋涉六千余里,进入陕南的途中,多次遇险。特别是独树镇战斗中,我军首尾受敌,部队初战受挫,十分混乱。当时伤员没人抬,我一天没吃饭,天又下着雨,亲自抬伤员抬了五里多路。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根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能挺身而出,同时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当我军经召南问滦川前进时,敌人分三路平行追击,企图超越阻拦我军去路。我亲自带领一个团抢过拐河,占领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掩护了全军通过。当我军经滦川西进到离朱阳关九十五里的地方时,敌人又前增后追。我们找到一个货郎让货郎领路,当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山口冲了出去。使我军胜利进入陕南。
  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境内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同志负重伤,我头部也负了重伤。在抬子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我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我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的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我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
  从省委书记徐宝珊到政委吴焕先同志,都信赖我在战斗中的指挥,战斗情况一紧张,他们都要我提方案。进入陕南这一路是如此,在陕南反“围剿”作战更是如此。例如在陕南第一次反“围剿”时,得到情报:敌人“围剿”的兵力计有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肖之楚一个师六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当时我军只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怎么战胜敌人呢,使大家苦费心机。省委会上,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定要我先提出个作战计划,大家再讨论。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打对我们是不利的。拚消耗,敌人可以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此我提出了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并具体地提出:敌动我先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进,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刻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充分发扬了山地战的本领,把敌人拖了十多天,最后在袁家沟口全歼了唐嗣桐一个旅,活捉了旅长。
  红二十五军从离鄂豫皖苏区,到转入陕南,这一路上敌情十分严重,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我自己虽有不少缺点,如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比较严重,打人骂人,错误地认为,战斗情况紧张,不打不骂不行;又如骄傲自满情绪滋长,错误地认为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行。但是,我在这一路,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斗争中所持的意见,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在军事指挥上,我能够根据敌情、地形等不同的情况,提出作战方案,不打硬仗,不拚消耗,打歼灭战,今天来看,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在创造根据地、肃反等重要问题上,我所持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关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转移前,中央曾有指示,要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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