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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多人到达陕北，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又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客人的部队多。25军有人说：“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枪好！”（20）尽管徐“知道他过去犯过骄傲自大的毛病”，但他对刘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实力不同则位置不同，两军合组为15军团后，徐正刘副，刘还被彻底排除在随后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
这不全是25军的客强欺主。1935年初，中共在陕北的组织有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军队则有26军和27军，分别由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和谢子长、郭洪涛等人代表。7、8月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他们主要依靠原陕北特委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排挤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徐海东的25军9月中旬到达陕北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主要依靠这支部队，一来代表团和25军都是客，二来25军更有实力。25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既是省委保卫局长，又是西北军委参谋长，积极配合朱理治等人以“肃反”为名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徐后来告诉张国焘：“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21）
毛泽东有言：“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革命队伍中也很难免。（22）所谓“革命队伍”就是农民队伍。
无论给每次肃反加上什么名称，骨子里都是一种“火并”。10 高岗骂谁？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方面从刀下救出刘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稳定陕北大局。11月26日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批评刘志丹、高岗等人犯了右倾错误，并原则上肯定了陕北的肃反：“过去陕甘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26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敢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性、过渡性的态度。当时陕北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后方军委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于大局考虑，西北中央局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于11月30日作出《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西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把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推到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肃反的聂洪钧二人身上，对他们分别作了“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分。（23）朱理治、郭洪涛继续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5师政委；郭洪涛先后任陕甘宁辖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1942年10月19日到次年1月14日，毛泽东倡议由任弼时主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作为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岗蒙毛泽东的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书记；另一方面毛泽东意图通过西北历史问题的清理为改写党史提供“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口径。会议修改了1935年有关陕北“肃反”错误的决定，把主要责任人从戴季英、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朱、郭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七大”后，朱降为吉林省洮南地委书记，郭降为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都在高岗手下。
与徐海东有关的是，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连带批评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25军主要领导者”。25军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先后任军长和政委的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但程子华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9月到达鄂豫皖时张国焘早已撤离鄂豫皖，谈不上受张国焘的影响；戴季英早在1935年就被认定要为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高岗没有必要不点他的名。
那么，这个“主要领导者”是指长期在鄂豫皖工作的徐海东？但第一，毛泽东曾说过徐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徐与张有本质不同。1936年10月毛还派徐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25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24）第二，徐历来反对肃反，与戴季英的矛盾很大，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很尊重，认为如果刘志丹同志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1935年直接处理陕北肃反错误的王首道对徐海东赞不绝口：“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25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25）
那么高岗究竟骂谁？
11 大功徐的军旅行生涯与井冈山、与红一军团、与红一方面军无缘，红军长征后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他1931年才担任团长，1940年以后即以养病为主，没有参加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解放战争”，他的英雄时期主要是30年代中期一段。但毛泽东对他却异乎寻常地关心，1941年发电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1950年亲笔要他“安心静养”；1955年被评为“十大将”之一，连他自己也感到惭愧。当然可以假设，如果徐的身体很好，毛也不一定就怎么重用他。但事实是毛对他确实甚为关照，认为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确实功高盖世。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红25军客观上与一、二、四方面军一样，拥有独立的根据地和战斗力，以至于于国民党把他和彭德怀并列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首级。但毛所说的“大功”，主要是指他率先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绝对服从，是他率15军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而开疆辟土。1934年红25军长征到1936年的山城堡战斗，是徐的英雄时期。
1935年7月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P40）1939年9月，红25军与西北红军汇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红军还多。
但他无条件服从中央，会师之后向疲惫交加的中央红军大量供应粮食、猪羊和服装，解决各种需要，详细介绍边区情况。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伍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P48）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36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1936年9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4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26）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P48）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12 病1940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49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1955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1960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1950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总参谋长粟裕1958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1960月10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1966年挨批，整个“文革”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1966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1969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8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1952年6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2月好转。1959年9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1960年2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27）从1962到1965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批判“反冒进”之后，他被认为是“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49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1959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的10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1969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之、金石书画中养病，他的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13 “最高指示”的力量“文革”期间，徐的日子也不好过。1967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28）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中国政治的动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1969年10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死在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力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说话不算数。1966年8月贺龙的命运危危可岌之后，毛两度对说“我保你”。但几个月后，得到毛的许可，“打倒贺龙”的口号已响彻北京。如何判断毛是否会出尔反尔，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说了也就说说而已。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一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抒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真正的“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凡是”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纪凯夫事件”。1952年4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到张平化这样的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1979年，湖北省纪委作出《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并批评当年公正处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琏。应李的要求，1981年10月，中央五部委组成审理组，再次认定“纪案”不是错案，但由于张平化等人的“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这一审理结果直到1988年6月才由中纪委最后通过。（29）可见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名誉地位，“凡是派”人物对“最高指示”并不完全尊重。
这也说明，意志坚强、谋略精深如毛泽东，其实并不能按照他的意愿来改造中国，他的思想观念、路线政策，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筛选，已有很大失真。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毛制定的方针政策何以过于严格严厉，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当时的一切冤假错案负责，邓小平后来就多次表达过这一意思。
徐海东简历1900年6月生于湖北大悟县（原黄陂县）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
1925年4月由李树珍、吝积堂介绍入党。1926年5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1927年6月，回黄陂家乡开展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
1931年3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
1932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留下的部队组为红25军，徐先后任师长、副军长